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整个法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法官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越过厚厚的案卷，温和却威严地注视着我：“陈林林，你今年已经十六岁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你的个人意愿在抚养权归属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请你大声告诉法庭，你愿意跟着父亲，还是跟着母亲？”
我的余光瞥见坐在原告席上的父亲。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高定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甚至还挂着一抹志在必得的微笑。在他的潜意识里，我一定会选他，因为他名下有三套房产、两家正在盈利的公司，能给我提供最优渥的物质生活和出国留学的机会。
而在旁听席的第二排，坐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戴着墨镜的女人。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那是我的小姨，我妈一母同胞的亲妹妹，也是如今以“胜利者”姿态坐在那里，等候取代我妈位置的第三者。
我转过头，看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母亲。短短三个月，她像是老了十岁。曾经丰润的脸颊如今凹陷下去，眼底是浓得化不开的乌青，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正在桌子底下死死地绞在一起，指关节泛着惨白。她不敢看我，因为她害怕失去我，她知道自己除了每个月六千块钱的死工资和一个租来的五十平米老破小，什么都给不了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站直了身体，迎着法官的目光，用尽全身的力气掷地有声地说：“法官大人，我坚决跟着我妈。即使我爸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稀罕。因为我嫌脏。”
此言一出，父亲那张原本自信满满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站起身指着我大吼：“陈林林！你疯了吗？你跟着那个黄脸婆能有什么出息！”法官重重地敲响了法槌，厉声呵斥父亲注意法庭纪律。
我看着父亲气急败坏的丑态，又看了一眼旁听席上脸色骤变的小姨，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报复的快感，但更多的是一种绵长的、撕裂般的痛楚。谁能想到，仅仅在一年前，我们还是别人眼中羡慕的模范家庭；谁又能想到，亲手把这个家砸得稀巴烂的，竟然是我妈曾经拼了命去疼爱的亲妹妹。
故事的开始，要从一年半前小姨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敲开我家大门说起。
我的母亲李婉，是个极其传统的女人，也是个典型的“长姐如母”。外婆去世得早，外公又是个酒鬼，我妈初中毕业就辍学去沿海城市的服装厂打工，每个月寄钱回来供小姨李婷读书。可以说，小姨的高中、大学，甚至后来找工作托关系送的礼，全是我妈在缝纫机前一脚一脚踩出来的。
后来我妈认识了我爸陈建，两人一起摆地摊、开小店，从无到有，慢慢攒下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我爸常说，没有我妈当年陪他吃苦，就没有他的今天。曾经，我也以为这就是爱情最坚固的模样。
小姨大学毕业后，眼高手低，换了七八份工作都不满意，最后干脆辞职在出租屋里躺平。直到房东把她赶出来，她哭着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二话没说，当天就开车去把她接回了我们家。
“婷婷刚出社会，受了点挫折，咱们家客房空着也是空着，就让她住下吧，等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再搬走。”那天晚上，我妈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地跟我爸商量。
我爸当时表现得像个绝世好姐夫，大手一挥：“看你说的，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婷婷，以后这就当自己家，想住多久住多久！”
小姨甜甜地叫了一声“谢谢姐夫”，一双化着精致眼妆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声“姐夫”，叫开的不仅是我们家的大门，更是通向地狱的潘多拉魔盒。
小姨住进来的头几个月，家里确实热闹了不少。她年轻、漂亮、会打扮，跟每天素面朝天、只知道围着灶台和公司账本转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让我感到极度不适的细节。
比如，夏天的时候，小姨总是穿着薄透的真丝吊带睡衣在客厅里晃来晃去。有一次我不满地提醒她穿好衣服，她却翻了个白眼说：“林林，你这小屁孩懂什么，现在流行穿衣自由，再说了，在自己家里捂那么严实干嘛？你爸又不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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