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罗荣桓元帅一生坦荡，敢于担责，可1940年的一次会议上，他被人当众全面开炮，骂到一句话都说不出，甚至还主动向中央请辞。骂他的是当时山东分局的负责人朱瑞，朱瑞放话称115师除了卫生工作，几乎没什么进步，连领导都拖了队伍的后腿。这话换别人恐怕早就炸锅反驳了，为啥罗荣桓一声不吭？还真不是他理亏不敢说，是朱瑞说的全都是事实，115师当时确实出了好几件性质恶劣的大事。
第一件就是影响最恶劣的南大顶杀俘案。1940年8月，115师师部进驻桃裕地区，旁边的天宝山隔开了桃裕和沂蒙山根据地，必须拿下来。天宝山当时被地方武装首领廉德山占据，此人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山上还有东北军的联络组，不好直接开打只能争取。一开始双方相处还算不错，后来廉德山误以为八路军骗他，加上汉奸挑唆，绑了八路军的民运人员，占山对抗，八路军只能出兵清剿。
清剿过程中，师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牺牲，部队伤亡不小，打下山之后，敌工科科长葛燕章气不过，带头杀了俘虏，一下子性质就变了。不管有什么理由，杀俘都是违反纪律的大错，这件事也成了朱瑞批评115师的一大依据。
第二件就是翟新亚腐化案，这件事说起来更扎心，就是老革命被糖衣炮弹打垮了。翟新亚原本是115师的民运股股长，后来当上了郯城县县长，上任没多久就被当地地主资本家拉下水。他娶了地主的女儿，借着统战的名头盘剥百姓收受贿赂，抽大烟还和地主一块儿做乱七八糟的事，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罗荣桓去当地突击视察直接抓了现行，气得当场痛骂他乱弹琴，最后翟新亚被撤职开除党籍，这事虽然处理了，可留下的坏影响消不了。
第三件就是至今成谜的周昆“叛逃”案，这件事的冲击力比前两个还大。周昆当时是115师的参谋长，那是跟着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第一批上井冈山的老资格，没人想到他会出事。1938年2月，他去八路军总部开会，顺便领了115师六万块军费。他说分开带更安全，让警卫员带三万回去，自己拿了三万就走了。
警卫员回去打开包裹，只看到一张纸条，写着他带走三万，剩下三万请查收，从那之后周昆就彻底消失了。他没投敌，可所有人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他的下落。老资历拿钱跑路，对115师的声望打击有多大，不用多说也能明白。
第四件就是黄励自杀案，这事本身原因很简单，传着传着就变了味。黄励也是老革命，21岁就加入红军，还当过毛主席的秘书，从中央苏区一路打到陕北，谁都觉得他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谁能想到他会自杀？更没人想到他自杀的原因，就是追一个女大学生被拒，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
当时没人愿意信这个单纯的理由，都往之前的湖西肃托事件上联想，越传越邪乎，好好一件事变成了性质恶劣的大新闻，就算朱瑞没深挖，也足够当成115师的问题摆上台面。
除了这几件公开的案子，115师领导层本身也出了问题。当时115师的代师长是陈光，军事能力本来没得说，可到山东之后就是水土不服频频出错。最典型的就是陆房战斗，明明最后打赢了，可这场仗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就是因为陈光对敌情判断错了，才把整个师部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突围的时候陈光带着骑兵冲在前面开路，跑太快和大部队失散了，底下战士都找不到首长，纷纷议论要是罗荣桓指挥根本不会出这事，陈光的威望一下子跌到谷底，整个115师内部也跟着乱了。
这么多事堆在一起，桩桩件件都是真的，罗荣桓作为115师的主要领导，自然要负主要责任。所以面对朱瑞的猛烈批评，他根本没办法反驳，甚至愧疚到无地自容，只能向中央请辞承担责任。这事闹得太大，中央也不得不出面解决，一开始还考虑过空降资深领导过来收拾局面。后来毛主席专门给刘少奇发了电报，让他路过山东的时候出面处理，还点明了朱瑞的问题就是作风太浮，不够踏实。
刘少奇过来之后，处理问题比大家想的还要直接，对朱瑞和山东分局的批评比毛主席还要尖锐，直接点出他们犯了党八股、主观主义、空谈主义的错误。最后也正是刘少奇一锤定音，理顺了山东的局面，给山东根据地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罗荣桓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带出了让敌人胆寒的抗日力量。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网《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选帅”风波》，《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与毛主席》，党史博采《罗荣桓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抗日战争纪念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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