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 | 如此热衷秩序的时代|他者|民族主义|犹太人|现代性|鲍曼

本文选自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与基思·特斯特的对谈。在一个热衷秩序、追求确定性的世界中，鲍曼不仅提供了理解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也为我们每个人如何认知世界指引了方向：

“在那些不容上诉的命运裁决之上，仍存在偶然性；在历史必然性之上，仍存在人的选择——事实上，那些看似坚固的制度只是一层薄薄的硬壳，其下隐藏着人类处境的流动性。这个机会未必会被抓住，但它可能会被抓住，且的确有许多人抓住了它。‘介于两者之间’，正是审视和思索复杂社会结构的理想立足点。”

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呢？欢迎留言分享。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1.9），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关注现代性、社会秩序与不确定性等问题。代表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等。

“对秩序的热衷是许多现代事业的共同点。”

特斯特：你对现代性的描述强调了秩序及其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你不侧重工业主义或资本主义？为什么偏偏强调秩序？

鲍曼：我认为，对秩序的热衷，或对一个有序、可管理的社会的热衷，是其他许多现代事业的共同点，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不如此。尽管手段有所不同，但这些事业都追求相同的目标。对人为秩序的渴望促进了这三种“以社会为目标”的现代追求。尽管它们之间的协调远非完美，其中的冲突早已为人所知并被充分记录，但这三条道路的终点都是一个规则的、可预测的、可控的人类栖息环境，这既是它们想象中的目的地，也是它们的理想终点。我这么说，并非只是“事后诸葛亮”，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讨论这件事，我会向你论证——操控概率，使人类事务变得规律、便于规划和控制的渴望，在工业主义、民主制度，甚至资本主义（这一点令人惊讶）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的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别忘了赫希曼的那个发现：人们把“逐利的激情”视为武器，旨在驯服、消解并无害化其他被指责导致人类的共同生活混乱无序的激情。

我认为，现代性与对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觉察几乎是同义的。现代社会特有的对秩序的执着，正是这种认知的结果。将秩序视为上帝、自然或历史的裁决（更准确地说，是未能将“秩序”视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与将其视为一项必须紧急开展并坚持不懈完成的任务，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 1941年10月14日的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地蓝图（Auschwitz-Birkenau camp blueprint），在追求秩序的极端情境下，对空间、功能与人群的系统化规划几乎达至顶峰。资料来自亚德瓦谢姆档案馆（Yad Vashem Archives）。

”对抗矛盾性的斗争本质上是无止境的。”

特斯特：在你的著作《现代性与矛盾性》（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论述重点是现代建构秩序的野心和秩序设计所带来的副作用。你指出，对完美秩序的设计，并不能让设计者在未来某一刻一劳永逸地坐下来欣赏其所创造的完美世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强加秩序会导致某些不符合设计要求的人群被识别出来；为了处理所谓的无序与无序之人，不得不改进这些设计，越来越多不符合确切模式的人群将随之被发现。这意味着某些群体会被秩序制定者指认为问题。在秩序设计者眼中，他们也成了局外人——他们不该“在这里”，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在欧洲现代性的例子里，犹太人被认定为“与我们不同”的原型群体。换言之，你是在说对秩序与洁净的设计创造了矛盾性。这些是非常宏大的问题，但你能否进一步阐明你的矛盾性概念，并具体说明为什么在欧洲现代性中，往往是犹太人被视为这种麻烦的存在？

鲍曼：我认为，随着现代的发展，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用来修正人们过去为秩序付出的努力所造成的不理想后果。伊万·伊里奇在追溯现代医学的发展动力学时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现代医学越来越注重治疗那些因对其他病症进行医疗干预而产生的病症。

秩序的目的是消除具体情境中的模糊性，以及行为表现上的矛盾性。然而问题在于，作为未来有序现实的设计蓝图的“概念网格”（秩序的制定总是涉及划分与归类），与要依照该蓝图加以重塑的“实际上存在的现实”，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吻合。正因如此，几乎每一项秩序举措都会带来新的模糊性与矛盾性，这种模糊性与矛盾性又会要求新的应对措施，永无止境。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对这点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尽管她没有进一步提出，对抗矛盾性的斗争本质上是无止境的）。不过，你也可以在埃德蒙·利奇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论点：双关语、淫秽、渎神，和其他非语言形式的“禁忌”一样，都显示出词汇及其限定语义场与不那么清晰明确、井井有条的现实之间无可救药的“错配”。在民族志学者笔下，“禁忌”被描绘为遥远的（以及“劣等的”“文化上落后的”）民族中迷信和非理性的体现，但它实际上是理性化努力的必要补充。

模糊的存在者会发出矛盾的信号，这些信号跨越了原本应该且需要保持分隔以维护其行为规则清晰度的类别。模糊的存在者即“怪物”，与任何其他的存在者都不一样，对它们的处理不明确且充满犹豫。它们不能像其他“正常的”存在者那样被对待（也就是清晰地归属于世界现象的某个类别，且仅属于该类别）。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我提出，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犹太人就是这样一种“怪物”，他们跨越了天主教徒与异教徒之间那条神圣的边界，从而暗示了该边界的任意性。犹太人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既是基督教的“长兄”，但又通过自愿的选择变成了异教徒，拒绝基督的神圣使命。他们与任何“正常人”都不一样，后者是作为教会传教和救赎使命之对象而被创造出来的合法世界居民。与所有其他“怪物”一样，他们激发的反应的矛盾性，与他们本身的模糊性相称。他们是最卑劣、最可憎的造物，同时却被视为携带着某种令人畏惧、晦暗不明的力量。我认为，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他者犹太主义（allosemitism，拉丁语中的“allus”意为“他者”），而非反犹太主义。普通的规范无法适用于犹太人，犹太人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必须被区别对待，并接受一种专为他们准备的特殊待遇。

基督教世界留给现代世界的是犹太人作为“矛盾的化身”的形象。可以说，犹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具体攻击目标，用以满足未来一切针对新形态矛盾性的声讨的需求，而这些声讨需求都源自现代人对秩序的狂热。在王公贵族统治的欧洲，犹太人跨越国界的亲属网络使他们成为“国王的犹太人”，在需要调解王室争端时充当中间人而备受青睐；而在随后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同样的“格格不入”却使犹太人成为一种负担，甚至导致他们直接威胁到那些尚不稳固的初生民族国家的领土野心。在号召人们以国籍来定义自身的欧洲，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作为仅有的两个“非国家性民族”，成了新兴秩序中的污点。然而，这并不是犹太人阻碍通往秩序之路的唯一方式。犹太人早已被预先塑造成一个现成的容器，足以容纳任何当前最突出的矛盾（这一点我在著作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无须赘述）。在希特勒所构想的种族世界中，犹太人并非某个“独立的种族”。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怪物”，是唯一拒绝“跟同类抱团”、偏偏要流散到他人地盘上的种族。如果说怪物会侵蚀其他物种的身份，那么犹太人这一“反种族”的怪物便会瓦解其他正当种族的身份。

”在那些不容上诉的命运裁决之上，仍存在偶然性；在历史必然性之上，仍存在人的选择。”

特斯特：那么是否可以说，矛盾性本身或多或少从定义上就意味着某种屈辱——被视为“与我们不同”，被作为“必须为了秩序而克服的问题”来对待？与此同时，它是否也意味着从那种“别无选择”的观念中得到了某种自由与解放，从而能更敏锐地认识到创造美的可能性？不过，我并不是想说“创造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苦难和屈辱”这种混账话。它并不能。

鲍曼：有些人攻击模糊的他人，是因为他们深感矛盾性的困扰，迫切希望将其镇压或铲除；而那些成为攻击对象的人则如同镜像一般，面临着相互冲突的压力，被拉向两个对立的方向。关于后者的困境，我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已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不想冒险对这一复杂图景做不必要的简化。在书中，我着重讨论了同化压力（assimilatory pressures），这是一种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国家巩固时期的常态，这两个过程在民族主义中合而为一，民族主义被新生的国家热切地用作获取所需的大量忠诚与服从的主要手段。国家边界内无数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和地区的群体被哄骗或强迫“自愿”放弃各自的身份，融入一个统一的、同质化的民族之中。然而，即便他们尽力服从，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他们也会被怀疑动机不纯、意图不轨。民族主义的神话将民族身份视为一种共享的历史，并将“共同血统”视为一种无法随意选择的品质，且只有打上“原始”印记的血统才是真正正统的。要求文化统一的民族主义，与声称这种统一基于自然属性的种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必定是不可靠的。当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蜂拥加入这一被重塑为国家的民族时，这一景象无疑会令民族神话的捍卫者忧虑和反感。那些人——其祖先未曾出现在民族那总是古老的神话式诞生时刻——没有资格享有“自己人”的地位；要是赋予他们这一地位，那么要求人们无条件忠于民族遗产与命运的理据便会被削弱。因为凡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也就可以自由放弃。民族主义始终受困于这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在对待“内部的他者”时，反映为高度矛盾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会使这些“他者”成为靶子。

正是这些靶子——“内部的他者”，“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之人——不得不身陷矛盾性之河。他们被一份无法拒绝（且许多人不会拒绝）的邀请所吸引，但又因邀请者的猜疑与不信任而受排斥。无论他们拒绝还是接受这份邀请，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并在他们的行为被审判时成为不利于他们的证据。游戏规则将他们置于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的境地，似乎怎么都逃脱不了屈辱——持续不断的、大量的屈辱，且每天都在加剧。

处于这种境地，意味着行动上的失能、法律上的失权、文化上的失语。他们自身的生活样态往往被贬低和诋毁，而那些被标榜为优越的生活样态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由此产生的空虚，是种极度令人不适的处境，但它也给了身处其中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洞察那些身处更宜人、更安全环境中的人无法或不愿看清的真相：在那些不容上诉的命运裁决之上，仍存在偶然性；在历史必然性之上，仍存在人的选择——事实上，那些看似坚固的制度只是一层薄薄的硬壳，其下隐藏着人类处境的流动性。这个机会未必会被抓住，但它可能会被抓住，且的确有许多人抓住了它。“介于两者之间”，正是审视和思索复杂社会结构的理想立足点。

至少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同化压力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民族国家通过进行文化宰治、推动文化“圣战”、实施大规模改宗、操控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自称具有文化优越性而发动的旨在强加规训的意识形态动员也已不再盛行。然而，矛盾性并未从人们的生命经验中消失。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矛盾性反而已成为生存常态。人类处境的模糊性不再被伪装成一种不走运的偏离常态，或一种暂时的烦扰。事实上，近来一种趋势愈发明显，即用“排斥”的策略取代民族国家建设时期盛行的“同化”策略，这是一种强制分离、驱逐移民和种族清洗的倾向，本质上是在间接而扭曲地承认矛盾性确实无法被消解或克服。然而，当下流行的“排斥”策略，注定会步“同化”策略的后尘——后者如今已走向衰落，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如今，存在的模糊性和行为的矛盾性最为强劲的源流，来自权威的多元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及声音的多重性，这些都是“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中持久且不可去除的成分。与以往一样，矛盾性本身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模糊处境，也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体验：它既预示着屈辱，也向那些寻求美、追求文化创造与智性创造的人，预示着非凡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