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据《南方日报》报道，曾涉及多起拐卖儿童案件、被广泛关注的嫌疑人“梅姨”已落网。在这一件事中很多人关注她与之前公布的画像的异同。之前受害者和警方委托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为她画了一幅模拟画像，当时经包括梅姨的同居者在内等多人确认，相似度能达到90%，但现在却也有报道说与真正的梅姨相似度只有30%左右。
首先，这样的画像肯定是基于绘画时目击者的描述，而当时距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有变化是很正常的。比如我们看当时著名的吴谢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已经大变样：
所以这样的画像从来都只做参考，基本上只要警方能够搞到足够清晰的照片，就会立即不用。
话又说回来，这样的画像究竟是怎么画的呢？
狭义的画像就是像林宇辉先生这样，请画家和掌握相貌信息的人（比如现场目击证人）坐在一起，由相关人士提供相关信息，画家进行绘画（通常是素描）。画家会一边画一边把画展示给证人确认，比如“脸是这么胖吗？”“下巴是这么尖吗？”，证人也可以随时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不，脸应该再瘦一点”“对，就这么尖”，最终达到证人确认最像他印象中的那个人的程度，这就是定稿。
现在仍然有很多案件会真的请画家来画纸质的画像，但其实很早就有更高级的信息化手段。这是一类软件，里面储存着各种各样的相貌信息，例如不同的脸型、肤色、头发颜色等等，这样即使是不会画画的普通警察也可以完成此类工作，他们只需要根据证人的描述，选择不同的搭配，并加以调节即可。《憨豆特工》第1集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系统：
憨豆特工是一部搞笑为主的电影，不过这里面的这套系统仍然非常像样。我们可以看到它储存了不同形状的嘴、鼻子、头发等特征，并可调节诸如颜色大小等参数。
当然，这样的画像会受到非常多的限制。除了画师的技术、嫌疑人自身的相貌的改变甚至易容术等等，最主要的就是往往从案发到画像会隔相当长的距离，在这一期间，证人的记忆或是淡忘，或是干脆就被他所见到的其他东西所污染，乃至把他在案发现场见到的其他人的特征张冠李戴地加上去。空难方面往往要求在事故刚刚发生就去采集幸存的机组及空管员的证词，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很有可能已经与初版不一样了。记忆的污染和错误也非常常见，实际上调查员也好，刑警也好，都知道证人的证词从来只有三成靠谱，有很多人信誓旦旦说自己看到了某些根本就没有实际出现的东西，同时，其他证人和询问者错误而有干扰性的提问及交流也会更进一步加大这种偏差。
所以大体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哪怕是最好的画师，画出来的模拟画像也只是个参考，也只是找不着正式的嫌犯照片时的替代品。
同时还存在着更广义的画像。这样的画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心理学而不是目击证人，实际上这样的画像往往在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重建的也往往不只是相貌本身，个人的历史、信仰、教育程度等都可以是推测的范围。这就是更广义的心理画像。
我们总说相由心生，也由此衍生出来了相面术。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在科学上并非没有依据，因此我们也确实可以根据某些已知的事实（比如罪犯的犯罪手法）来反推。同样在心理学上，同一类人在做出某种行为时，也往往会做出另一种行为，这是他们的性格和认知模型等等诸多方面决定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反推他们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行为。
比如说在车迷圈，人们都知道：BBA里奔驰受商人的喜欢，工科生喜欢宝马，而官员都爱开奥迪，凯迪拉克车主更是被冠以“浴皇大帝”的称呼，因为爱泡澡，空姐则都集中喜欢奥迪TT（这一点作为民航圈人士，我可以证明是真的）。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是调侃，而是确确实实在人们的观察中形成了有统计学依据的共识。同时也确实有犯罪心理学家统计过：80%的经济犯罪者（比如财务欺诈、偷税漏税）开的都是捷豹，而连环杀手特别喜欢雷诺（尤其是Espace这一款车，不知道为什么）。基本上对于一个心理学家而言，你只需要告诉他你开什么车，他就已经对你有了初步的印象。
心理画像至今已经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技术，也确实帮我们破了众多至关重要的大案。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它破的第1起案件，这起案件很早也很典型：美国统爱公司爆炸案。
统一爱迪生公司，即统爱公司，是大发明家爱迪生建立的生产自己发明的公司，也是现在通用电气的前身。1940年11月16日，该公司发现了一枚炸弹，之后又在41年9月发现了一枚炸弹，所幸均未爆炸。不久美国加入二战，警方收到炸弹客的匿名信表示“因为爱国热情”不会在战争期间制造炸弹，但也表示统爱公司“要为卑鄙行为付出代价。”
炸弹客沉寂了整整10年，随后在51~56年在纽约的各个地方放置了多枚炸弹，有些爆炸，有些未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有20多人受伤。纽约警方被此案搞得苦不堪言，除了案件侦破难度很大，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发来恶作剧的信件或者提供实际是假的炸弹报告。纽约警方只能确认炸弹客应该是统爱公司的前员工，但统爱公司庞大的员工数量也让他们束手无策。最终警察队长克洛宁联系了他的朋友—精神科医生兼心理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请他帮忙。
布鲁塞尔所能依赖的其实也无非是炸弹客发出的各种各样的预告信和恐吓信，以及收获的炸弹。但通过这些，他就已经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犯罪者是男性——炸弹客很少是女性，事实上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炸弹客是偏执狂患者—这是布鲁塞尔作为精神科医生从信中得出来的诊断；
在第1次发现炸弹的40年时大概是40岁左右—偏执狂的发作年龄大致是四五十岁，并在60多岁以后趋于平静，结合炸弹出现的时间，布鲁塞尔如此估计；
炸弹客的教育水平大致是高中—从信件中可以看到，没有什么拼写错误，因此这个人的教育水平不低，但也没有达到上过大学的程度；
炸弹客不是美国本地人，而是移民—虽然炸弹客的信件当中行文流畅，没有错误，但也没有美国本地人愿意说的俚语和俗语，看起来非常官方正式，这说明炸弹客是在学校中学习英语，而不是native speaker.
炸弹客是斯拉夫裔—使用炸弹进行谋杀是他们典型的仇杀方式；
炸弹客是天主教徒—美国的斯拉夫人往往都是；
炸弹客能熟练掌握机械加工技术—这是通过炸弹的工艺来判断；
炸弹客可能住在康涅狄格州—这一地区斯拉夫人较多，而且恐吓信的寄出地都在康涅狄格州和纽约之间的韦斯特切斯特县。炸弹客应该不太可能在自己家住的地方发出恐吓信，但同样，他寄出信的地方也不会离他太远。
炸弹客喜欢整洁干净，可能有强迫症—这是通过信件的措辞及整洁度和炸弹的工艺进行推测；
布鲁塞尔做的在今天看来就是典型的犯罪者心理画像，这就已经超过了纽约警察局所掌握的所有信息数倍，更绝的是，布鲁塞尔还预测了炸弹客的相貌：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可能戴眼镜，比较肥胖，被捕时很有可能穿双排扣的西装，并系紧了上衣的扣子—布鲁塞尔已经判断这个人有强迫症并爱干净，而当时公认最整洁利索的服装就是双排扣西装，这一点也只有在系紧上衣扣子时才能体现出来。
布鲁塞尔劝说纽约警察局将这些犯罪者画像公开，以便吸引炸弹客，引蛇出洞。纽约警察局将这些信息公开在纽约时报上，并很快就收到了炸弹客的回信，在信中他详细提供了自己在统爱公司受到伤害的故事。统爱公司的员工按图索骥查阅公司档案，最终成功找到一名叫乔治米德斯基的人。警方在1957年1月21日将他逮捕。
人们此时都惊讶于布鲁塞尔的预测的准确：乔治米德斯基，立陶宛裔（斯拉夫人），1903年生（40年第1次爆炸时38岁），职业电工和机械师，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高中学历，家住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被捕后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尤其是，他被捕时也确实穿了一件双排扣的西装，表示“要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像中国一样，美国也有针对精神病人的豁免，因此米德斯基因为是精神病没有被审判，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布鲁塞尔则凭此案一举创立了心理画像这种侦探方法，也算是一战封神。
在此之后，犯罪心理画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972年，联邦调查局成立了行为科学组BSU，意味着这样的调查正式成为刑事调查的一个关键部门。甚至即使没有目击证人提供相貌线索，仅凭罪犯的犯罪行为也可以进行相貌上的估算。在诸如十二宫杀手等案件中，都采取了这样的模拟画像。
当然，这样的心理画像也不是没有争议。最根本的，心理画像是基于统计数据来研究，因此提供的只是一个概率，而不是确切的答案。这也就意味着心理画像与实际之间可能有偏差，而这样的偏差会在很大程度上误导警探。在美国著名的特区狙击手杀人案（DC sniper）中，犯罪心理画像认为杀手是白人（美国的连环杀手确实基本上都是白人），警探也因此一直在寻找白人，结果杀手约翰·穆罕默德和李·瓦尔默都是黑人。心理画像反而给案件帮了倒忙。同时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会加剧刻板印象的产生，进而助长社会上的种种歧视。
不过虽说如此，心理画像仍是当今刑侦的重要手段。比它更狭义的画像——只针对犯罪者相貌的画像也仍然在频繁使用，因为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找到犯罪者的照片。当然，我们也需要从一开始就认清它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没必要，也不应该期待它们和真正的画像一模一样。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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