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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革命”并不仅限于土地革命，在教育、司法、社会领域的措施同样削弱了以乌里玛为代表的宗教集团的势力。
1、巴列维的改革
在教育领域，大力发展各级学校，逐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礼萨·汗时代，伊朗虽建立了现代世俗教育体系，但到巴列维时代，全国的文化教育程度，尤其是农村地区，依然很落后。据50年代的统计资料，全国文盲率达71%，农村则高达95%。
为改变农村落后的教育状况，巴列维在1963年至1978年间，先后组建了20多批“知识大军”，共计10多万人，前往全国没有设立小学的农村进行扫盲，普及农村教育。
据统计，从1964年到1972年秋，经过扫盲的儿童达100万人，成年人55万人。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还大力发展小学、中学、职业技术以及高等教育，逐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由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各级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入学率也大幅度提高。
以小学为例，1961年全国约有小学1万所，在校学生为143万人；到1975年共有小学3.57多万所，在校生达411万人。农村儿童的入学率也由1962年的15.5%上升到1972年的30%。在这期间，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1974年，高校由1961年的16所发展到184所，在校生由2.38万人发展到12.3万人。
白色革命同样深化对司法制度的改革。礼萨·汗时期，教士的司法权开始受到限制，但随着后来王权的衰微，教士集团又趁机掌握了部分司法权，广大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宗教法规的支配下。
为改变这种状况，巴列维对司法制度实行了进一步改革，主要是通过在农村建立“公正之家”、在城市建立“仲裁委员会”来实现。“公正之家”有5名法官，由村民自己在当地受尊重的人中选出，任期3年，受理和解决当地农村中的民事纠纷。
城市“仲裁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及职责与之相似。“公正之家”的法官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在任期内的工作是义务性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审判、仲裁是免费的。据官方统计，1963年至1977年期间，全国农村共建立“公正之家”1万多个，分布在1.9万个村庄，审理判决了300多万件案件。城市共建立“仲裁委员会”283个，分布在203个城市，审理判决了75万件案件。
白色革命在社会生活领域对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主要是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伊朗妇女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地位低下。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中，妇女的处境才开始有所改善。
1963年1月，巴列维诏告全国，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取消了旧选举法中把妇女与精神病患者及罪犯同列，禁止她们参加选举的规定。
对此，巴列维不无自豪地认为它“使伊朗真正实行了普选制”，“结束了社会的耻辱，结束了违反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典真正精神和意义的行为，结束了违反国家宪法精神的状况”。
同年的议会选举中有6名妇女当选为众议员，2名妇女成为参议员。1967年6月颁布“保护妇女家庭法”，规定离婚须经法院判决，取消了男子随意休妻的特权。后来，此法案经修改，给予妇女提出离婚的权力。1968年7月，颁发“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了一些保障。
1968年国王任命了第一位女部长（教育部部长），1973年有3位妇女担任政府副部长。伊朗妇女历史上首次获得参政权，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宗教集团的实力和地位。所以，并不奇怪，在1963年挑战国王统治的是乌里玛，而不是民族阵线等世俗力量。
从1953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乌里玛与巴列维政权之间基本相安无事。实际上，包括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卡沙尼、贝赫巴哈尼在内的主要乌里玛都以沉默的方式支持了1953年政变，政变后国王从罗马返回伊朗时，布鲁杰尔迪和贝赫巴哈尼都发出了对国王的贺信，从而保证了信徒对国王的有力支持。
2、与乌里玛的分道扬镳
1953年政变以后，国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继续实行支持传统保守力量、压制和打击激进势力的方针，努力保持同有影响的阿亚图拉的交往，争取宗教界的支持。他把自己打扮成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同王后一起访问库姆、马什哈德、卡尔巴拉等地的圣陵，赴麦加朝觐，并慷慨捐资对圣陵和什叶派宗教学校进行整修。
1955年，部分阿亚图拉发起声讨巴哈伊教的运动，作为对什叶派的一种善意姿态，国王政权没有干预。国王的这些举动赢得了乌里玛的嘉许，所以在1955年国王取缔伊斯兰敢死队的时候，乌里玛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然而，1959年土地改革议案的提交结束了这一短暂蜜月。由于布鲁杰尔迪的反对，议会对议案作了根本的修改，才得到宗教界认可，政教双方达成和解。但是，1962年阿米尼和1963年巴列维所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使得政教双方嫌隙再生。
巴列维本来企图利用乌里玛，作为反对左派激进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屏障，但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大规模的现代化计划，将不可避免地中止与保守乌里玛之间的联盟。
恰在此时，乌里玛内部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
1961年3月，作为唯一“仿效的源泉”的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去世，这在什叶派教阶制度中造成了领导真空。一些主要的阿亚图拉们为接替布鲁杰尔迪的位置而展开竞争，其中有伊拉克纳杰夫的哈吉姆、马什哈德的米纳尼、库姆的沙里亚特马达里、戈尔佩盖尼和霍梅尼。
巴列维插手此事，他给哈吉姆发去一份电报，承认他是最主要的“仿效的源泉”。他的打算是将一位不熟悉、甚至可能不关心伊朗政治的非伊朗籍阿亚图拉拾升为什叶派的最高权威，将什叶派宗教中心从库姆转到纳杰夫，以减轻宗教界对王权的压力。
然而，巴列维高估了自己对于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结果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登上唯一的“仿效的源泉”位置，库姆仍然是什叶派的宗教中心。国王的盘算落空了。
布鲁杰尔迪在世时基本采取了一种与国王政权调和、合作的立场，某些持不同意见的乌里玛有所顾忌，反政府言行在宗教界受到压制。布鲁杰尔迪去世后，这些乌里玛得以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诸如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解散议会、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等问题都成为乌里玛攻击巴列维政权的理由。
同时，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形势的恶化、全面的紧缩计划、日益增多的破产事件，使得巴札商人对当局极为不满，他们寻求传统盟友乌里玛的支持，得到了乌里玛的回应。
总之，布鲁杰尔迪去世后，乌里玛反对国王政权的趋势加强了。
3、六月起义——矛盾的激励恶化
乌里玛公开对政府发难的第一个目标，是1962年10月阿拉姆内阁提交的地方委员会选举法，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中，霍梅尼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引起全国关注。该法第2款取消了候选人和选举人信仰伊斯兰教或任何一种伊斯兰可以接受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的要求，取消了禁止妇女参加选举的教法禁令，即给予妇女选举权；该法第41款将当选者就职宣誓书由《古兰经》改为“一本圣书”。
乌里玛对这部法案提出了3点质疑：
第一，以“一本圣书”取代“神圣的《古兰经》”将会加强宗教少数派，尤其是异端的巴哈伊教在政府和武装部队中的渗透，有违宪法关于什叶派伊斯兰教国教地位的规定。
第二，在男人（如乌里玛）尚未完全享有选举权时，给予妇女选举权只能导致腐败和堕落的增加。
第三，这道法令与伊斯兰教法相悖，又是在议会解散期间，因而违宪。
库姆成为反对行动的中心，居于该城的三大阿亚图拉——戈尔佩盖尼、沙里亚特马达里和霍梅尼一致反对这道法令，他们给国王和阿拉姆发去电报，宣布这道法令违宪、对伊斯兰充满敌意，要求取消成命。他们还召集高级教土会议，派出特使到全国各地申诉他们的观点，警告这样做会“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人民造成危险。”
在全国范围内，乌里玛利用清真寺布道煽动民众反对政府，很多巴札行会和商人也宣布反对内阁法令。在乌里玛和巴札商人的激烈反对下，阿拉姆被迫撤销了整个法令。乌里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政教关系暂时复归平静。
1963年1月，当国王为使其“白色革命”具有合法性而命令进行盖尼与霍梅尼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公民投票，呼吁人们进行抵制。
一些教、俗反对派的追随者在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号召抵制1月25日关于“白色革命”的公民投票。投票当天，一些宗教反对派成员和民族阵线的中央委员被拘禁。国王向农民发表讲话，声称“谁也不能声称他比我更接近真主和各伊玛目”。3月21日是伊朗历新年元旦，在库姆、德黑兰、设拉子、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地发生了反国王示威，政府作出激烈反应，派出伞兵部队和萨瓦克袭击了库姆与大不里士的宗教学校。
1963年6月3日（伊斯兰教历1月10日）是阿舒拉日，当天霍梅尼在库姆的布道中，严辞谴责国王：
“国王先生，我要给你一些忠告！亲爱的国王先生…可能这些人（指顾问和政府）想让你表现得像个犹太人，那样我就将宣布你为不信仰者，他们就可以将你赶出伊朗，推翻你！难道你不知道，一旦有一天发生骚乱，主客易位，你身边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会是你的朋友。他们只是美元的朋友，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忠诚。”
霍梅尼胆敢如此公开攻击国王本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不可容忍的。第二天深夜，霍梅尼、马哈来提、库米等阿亚图拉被逮捕。
为抗议政府的逮捕行动，6月5日，在库姆、德黑兰、马什哈德、大不里士、瓦拉明、卡善等地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其中的高潮在德黑兰。大量人群抬着霍梅尼的画像，高呼反政府口号，有些人身着裹尸布以示准备殉难。示威者进而袭击政府建筑物、酒店和一些巴哈教徒所开的工厂商店，造成较大损失。
面对混乱局面，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任命纳西里将军为德黑兰军事长官，在德黑兰及其他一些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对骚乱进行武力弹压。一位记者描述道，6月5日，“机关枪响彻巴札市场碎石点缀的街道…军队穿过废墟追击国王的敌人…巴札市场看上去好像遭到龙卷风的袭击。”
包括28位阿亚图拉在内数千人被捕，官方估计20人被杀、1000人受伤，反对派则声称数千人被屠杀。
不久，局势恢复平静，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马阿什、霍贾特伊斯兰蒙塔泽里等人展开营救活动，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霍梅尼等人。
1964年4月，霍梅尼返回库姆，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同时，费兹耶宗教学校霍梅尼的学生向政府提出10点要求，其中包括执行1906年宪法，尤其是给予乌里玛否决议会立法权的补充条款第二条：废除所有反伊斯兰的法令；结束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朗的影响；清除电视广播中腐败、颓废的节目；停止生产、消费含酒精饮料。
这些要求反映了他们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信仰，实际上反映了六月起义的性质。
4、六月起义的影响
回到库姆后，霍梅尼继续进行反政府宣传。1964年10月，议会通过了曼苏尔政府提交的一个法案，为换取2亿美元美国贷款，以购买军事装备而给予美国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及其家属以外交豁免权。
这给霍梅尼抨击国王政权提供了新的弹药，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伊朗的新殖民统治，反对巴列维政权丧权辱国。在一次措词激烈的布道中，他呼吁所有伊朗人反对那个“将会使伊朗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法案：“政府已经出卖了我们的独立，使我们沦落为殖民地，使得伊朗穆斯林民族在世人眼里看来远未开化！…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没有美元，就要在美国人的脚下遭受蹂躏吗？”
霍梅尼的反政府言行和不妥协立场令巴列维政权深感威胁，斟酌再三，伊朗政府决定驱逐霍梅尼。1964年11月初，霍梅尼再次被捕。
11月4日他被迫离开伊朗前往土耳其，先到安卡拉，后在布尔萨。一年后他从土耳其又来到伊拉克的纳杰夫，一直居住到1978年。
以1963年6月5日骚乱为顶峰的“六月起义”，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伊朗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什叶派宗教集团与国王和平共处的结束，标志着公开反抗巴列维政权的开始。
无疑，“六月起义”的领导发动者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激进乌里玛，他们坚决反对巴列维“白色革命”所推行的现代化改革，捍卫什叶派宗教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抨击巴列维政权仰美国之鼻息。他们联合巴札商人和部分世俗知识分子，利用宗教信仰和网络动员民众，挑战国王。然而，巴列维政权尽管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却成功平息了这次危机，霍梅尼们的首次尝试还是失败了。
“六月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对派未能建立起反国王的统一战线。乌里玛内部本来就有着保守与激进的分野，而一些世俗反对派组织也处于分裂、迷惑状态，没有全力支持乌里玛挑战国王的行动。
20世纪60年代初，卡尼姆·桑贾比、沙赫普·巴赫蒂亚尔、巴札尔甘等人建立了第二民族阵线，重新打起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大旗。
然而，与摩萨台的第一民族阵线不同，第二民族阵线由于缺乏有魅力的领导人而缺乏凝聚力，组织比较松散，也缺乏政治活力。民族阵线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个全面的计划，其主张可以概括为“拥护改革，反对独裁”，它虽然欣赏乌里玛对王权的挑战，但不可能赞同其对现代化改革的阻挠。因此，在“六月起义”中，民族阵线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立场，没有支持乌里玛的行动。事实上，民族阵线的一些领导人还主动与政府合作阻止了一次亲民族阵线的德黑兰大学生示威。
与民族阵线不同，另一主要的世俗反对派组织自由运动选择了一条与乌里玛合作的路线。自由运动是在第二民族阵线建立后不久，由于政见主张不同，巴札尔甘脱离出去而另外组建的，其主要领袖还有阿亚图拉塔勒喀尼。
纳德尔·萨勒赫曾对自由运动在“六月起义”中的表现作出过如下评价：“自由运动是唯一能够而且确实积极与毛拉合作的团体，如进行一场民意测验，在普通民众中自由运动现在无疑比民族阵线有更多的支持。”
因为支持霍梅尼，巴札尔甘和塔勒喀尼在“六月起义”后都被捕入狱。
“六月起义”的平息当然也归功于国王政权自信而果断的表现。
巴列维后来回忆道：“从那个一月我们土地革命一开始，我就已经预料到教士的黑色反动势力和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破坏力量会试图破坏这一计划：前者希望这个国家继续深陷贫穷和不公；后者的目标在于彻底瓦解这个国家。”
此外，它还采取了有效的策略手段，那就是态度坚决、反应迅速以及对暴力运用的毫不犹豫。同样，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的全力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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