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江南，天就像撕开了口子似的往下倒水，连着晴不了三天。
后阳乡许巷村一带，农民们天不亮就下田，车水插秧，忙得脚不沾地。
可这年头，庄稼人心里再急，也还得提防着那些穿黄皮的伪军和到处嗅来嗅去的汉奸——日本人的势力像蜘蛛网一样，把这一带罩得严严实实。
这天上午，太阳刚爬到树梢头，从西岗方向急急跑过来几个身影。
这几人是新四军战士，他们奉命从西岗转移到建昌圩去，本想着抄小路绕过后阳木桥，谁知桥头早就有伪军把守。
刚一露头，就被发现了。
“站住！站住！”几人身后传来嘶哑的喊叫，伪军们追得正紧。
领头的那个汉奸叫张锁坤，鼻子比狗还灵，耳朵比兔子还长。此刻，他正带着一个班的伪军，端着枪，沿着田埂追了过来。
五个战士一路狂奔，脚下水田里的泥水溅了一身，顺着村道一头扎进了许巷村。
许巷村的徐锁德正在自家门口抽旱烟。他四十出头，中等个头，脸晒得黑红，一双眼睛又亮又利索。
徐家是村里的伪保长，家境虽然殷实，“背靠”日军那边，却从不仗势欺人，反倒爱替人出头，村里谁家有个难处，都爱找他商量。
徐锁德平日里不怎么吭声，可心里透亮——日本人来了之后，他恨得牙根痒痒，只是面上不露。
实际上，他早和新四军搭上了线，那个“伪保长”的名头，也是组织上让他顶着的，为的就是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
徐锁德一眼看见那几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战士，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他快步迎上去，压低声音问：“后头有人追？”
“张锁坤带了人，马上就到！”领头的战士约莫二十五六岁，腰间还别着驳壳枪，额头上全是汗。
徐锁德扫了一眼他们的军装，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跑是来不及了，村东头是大河，往那儿跑等于自投罗网，藏更是没个稳妥的地方。伪军转眼就到，这身灰军装往哪儿搁？
他咬了咬牙，回头朝自家屋里喊了一声：“春生妈，赶紧拿几身便衣出来！快！”
他家的女人从屋里跑出来，脸色发白，但手脚利索，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旧衣裳，还有几顶芦帽——那是庄稼人下田戴的，用芦苇编的，帽檐宽大，往头上一扣，能遮住半张脸。
徐锁德把衣裳往战士们手里一塞，声音又低又急：“快换上！军装脱下来给我女人藏灶膛里。换好了，你们就戴上芦帽，到村东头大河边上，那儿有部水车，你们只管车水，什么话也别说，水车转起来就行。记住，你们是帮工的车水佬，谁问都是这个话。”
五个战士二话没说，三两下换上衣裳，把军装卷成一团塞给他女人。那女人抱着衣服，闪身进了屋，塞进灶膛口的草堆底下。战士们戴上芦帽，随后猫着腰，沿着屋后的篱笆墙，快步往村东头去了。
徐锁德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远，这才长长吐了一口气。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褂子，拍了拍土，转身朝村口的徐记酒店走去。
村口那家小酒店，说是酒店，其实也就卖些散装的米酒、花生米和几碟咸菜，是村里人歇脚说话的地方。
徐锁德走进去，在靠门口的一张桌边坐下，冲老板使了个眼色：“泡壶茶来。”
老板是老实人，看徐锁德脸色不对，也不敢多问，端了一壶茶上来。徐锁德端起茶碗，慢慢吹着茶叶沫子，眼睛却一直盯着村口的土路。
也就一袋烟的工夫，村口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枪托磕碰的声音。张锁坤带着十几个伪军进了村，那些伪军歪戴着帽子，枪斜挎着，一个个气喘吁吁，像一群饿狗似的东张西望。
徐锁德放下茶碗，站了起来，脸上堆起笑，迎出门去。
“哎呀，张队长！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穷村子来了？来来来，快坐下歇歇脚。”他一边说，一边转身朝店里喊，“老板，搬凳子！倒茶！拿烟来！”
张锁坤三十出头，瘦长脸，颧骨很高，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
他斜着眼看了看徐锁德，鼻子里“嗯”了一声，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了。伪军们见队长坐了，也都跟着散散漫漫地坐下来，枪靠墙根一溜儿支着。
老板端上茶，又递了纸烟，挨个儿点上。徐锁德亲自给张锁坤倒了一杯酒，推过去：“张队长辛苦，喝一杯解解乏。”
张锁坤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忽然把杯子一搁，盯着徐锁德问：“老徐，我问你，刚才有几个新四军往你们村方向跑了，你看见没有？”
徐锁德脸上的笑纹一丝没动。他端起自己的茶碗，喝了一口，放下，然后拍了一下胸脯，声音不轻不重地说：“张队长，你是知道我的，我大小也挂着个保长的名头，这村里进进出出的人，我能不看着？今儿个一上午，我就在这门口坐着，没见什么新四军进村。你信不过我？”
张锁坤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旁边一个伪军凑过来小声说：“队长，弟兄们亲眼看见他们往这头跑的，总不能飞了吧？”
徐锁德听了这话，不慌不忙地给张锁坤又续了杯酒，笑着说：“队长，这村子就巴掌大，前前后后几条巷子，你要是不放心，尽管带弟兄们搜。搜出来，我徐锁德脑袋给你当凳子坐。”
张锁坤脸上阴晴不定，又看了看徐锁德，见他神色自若，话又说得这么满，心里的疑心便消了几分。
他端起酒杯，咕咚一口干了，挥了挥手：“算了算了，谅那几个共军也不敢在这蹲着。弟兄们，歇歇脚，喝两杯再走。”
徐锁德心里那根弦松了一下，面上却不显，又招呼老板多端了几碟花生米和咸鸭蛋上来。
伪军们跑了一上午，早就又渴又累，这会儿有酒有菜，一个个敞开了吃喝。张锁坤几杯酒下肚，脸红得像猪肝，话也多了起来，骂骂咧咧地吹嘘自己如何“效忠皇军”，徐锁德在一旁陪着笑，时不时应和两句，心里却一直悬着。
他担心的不是眼前这帮喝得烂醉的伪军，而是村东头那几个“车水”的战士——万一哪个伪军酒喝多了，晃悠到河边去，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庄稼人车水，哪有大晌午头还在水车上干个不停的？再说了，那几个人从没见过，生面孔，一问就得露馅。
他得把人稳住。
徐锁德站起身，端着一碗酒，挨个儿敬了一圈，嘴里说着“弟兄们辛苦”“改日请大家好好喝一顿”之类的客气话，把几个想起来要出去转转的伪军又按回了凳子上。他说话时声音洪亮，带着庄稼人特有的爽利劲儿，让人听着就觉得实在。
太阳渐渐偏西了，酒桌上的盘子见了底，伪军们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张锁坤打了个长长的酒嗝，晃晃悠悠站起来，抓起桌上的帽子扣在头上，舌头都大了：“走……走吧，回据点。”
十几个伪军拖着枪，歪歪扭扭地出了村，沿着来时的土路，往后阳方向去了。徐锁德站在村口，目送他们走远，直到那些黄乎乎的影子消失在田埂尽头，他才转身快步朝村东头走去。
大河边上，水车还在“吱呀吱呀”地转着。五个戴着芦帽的汉子，赤着脚踩在水车杠上，一下一下，节奏均匀。听见脚步声，领头那个战士回过头来，看见是徐锁德，停了脚。
“走了？”他问。
“走了。”徐锁德点点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们下来吧，没事了。”
五个战士从水车上跳下来，腿都踩得有些发软，身上的衣裳被汗浸透了，贴在背上。领头的战士握住徐锁德的手，使劲摇了摇：“徐大哥，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几个怕是凶多吉少。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
徐锁德摆摆手，声音低沉：“说这些做什么。你们在前头拿命拼，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算什么恩情。等会儿快回屋把衣裳换上，趁天还没黑，赶紧走。往东绕过那片林子，就安全了。”
众人换过衣服，临走时，领头的战士又回过头，深深看了徐锁德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便带着人消失在了暮色里。
徐锁德站在河岸上，看着远处的田埂和炊烟，站了很久。他女人走到他身边，小声说：“回去吧，天都黑了。”
他“嗯”了一声，转身往回走。身后，大河里的水缓缓地流着，水车静下来了，风从稻田上吹过来，带着青秧苗子特有的清苦气息。
这件事，徐锁德后来很少对人提起。他在村里依旧是那个不声不响的“伪保长”，该应酬的应酬，该周旋的周旋，直到抗战胜利，村里人才慢慢知道，当年那个在村口陪着汉奸喝酒的徐锁德，是怎么把五个新四军战士从枪口底下捞出来的。
1980年，徐锁德病故，享年七十二岁。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他，还会提到1942年那个夏天——说那天的日头特别毒，河边的水车转了一下午，吱呀吱呀的，听着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可就是那不起眼的车水声底下，藏着以命换命的胆量，藏着一个人在最黑的日子里，给自己心里的天亮留的那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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