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委内瑞拉变天，忆起了我那位失散的同学（同丰里十七号系列）|丰里十七号|大军|委内瑞拉|广东|广州

本篇，主打一个“侨”字。

2026年的1月，美国策动了委内瑞拉的变天事件，硬是进入该国领土，把总统夫妇生擒带回美国了。

我认识委内瑞拉华人媒体的几个朋友，只是近年的事情。实际上我在十几岁时候，就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虽不是发小，但从1965年入学认识，到1982年6月2日他前往香港来向我告别，奔赴委内瑞拉，也有十多年的情谊，但自此却渺无音讯。过后，我曾经到他在广州高第街的老家一行，但是，他唯一健在的老母亲也不知所踪，人去楼空。

最近几年，我委托委国媒体的同行寻找，原来以为很容易，因为他是广东恩平人，而委内瑞拉几乎就是恩平人的天下，而且现在又有了微信群。但是，托人找人的事，本来就不那么靠谱，一诺未必千金；也许我的老同学也再度移民，去了更加发达的国家如美国继续寻找他的乐园。

但愿如此，因为委内瑞拉并非伊甸园。

现在只留下几张带有时代痕迹的照片，可以回忆少年时代在一起的日子。

他叫郑鸿藻，我们的关系很铁。铁到什么程度？同窗三载后他回乡务农，不久就结婚了，刚刚二十出头，娶了乡下一个老华侨的女儿，回广州摆酒。他的婚礼我参加了，在广州大同酒家设的席。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在珠江边吐了，印象至今犹存。那时，我不愿上山下乡，前途渺茫，猫在家里吃闲饭，是一个街道无业小青年。

婚后他夫妇继续在乡下务农，我好歹在街道工厂有个可以活下来的差事。他的女儿出生没几年，听说太太又有了，就把大女儿交给独自一人在广州的母亲照看。我去看过他的母亲，而他母亲非要让孙女认我这个王老五当“契爷”（干爹），因我未成家而婉辞，只是逢年过节到高第新街那所小洋楼二楼的一个单间看看老人家。

可怜的老人，只是想有这么一重身份让我能够多些看看她老人家，毕竟生活不易。

她母亲一口恩平口音，好在我是开平人，和恩平相邻，小时候我也听过父亲的开平话，总算明白老人家说些什么。

我和鸿藻怎么走到一起成为情同兄弟般的好友的呢？

1965年，我和鸿藻一起进入广州第二轻工业学校的提琴制作班，上课地点在荔湾区西村的长征提琴厂。由于放学同路，因此很快就熟络起来。因为名字都有一个“鸿”，他又是恩平人，同乡观念使我们更走近了一些。

那时，男同学喜欢给人起绰号。比如我就被叫做大P，住在海珠区珠海波光的曾源安叫K头，住在海珠区土主直街的麦炳堂叫“肥警”，都有讲究。不过都是少年的恶作剧，不说也罢。但是鸿藻好像没有绰号，因为鸿藻和红枣同音，就把鸿藻叫做红枣。其他同学有没有给他改花名，我不知道。当然有彼此取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女生绰号“老天真”，他很爱学她走路的姿势，一颦一笑，惟肖惟妙。我们笑他“暗恋”该女生，他不置可否，彼此打闹一番，还学着他的乡音“骑马过海”一番。

我们四个放学都同路，自然走得更近。

听说他有个华侨的父亲，但是，他从没有提及，我们男孩子也不打听别人家事。

入学的次年，就遇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我们又一起踏上了大串联之路，并在上海黄浦江畔拍下那珍贵的合照。

我们的友谊更铁了。

要知道，在照相尚属奢侈消费的年代，能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昔日十里洋场，当年的革命发源地，在著名的上海外滩留下这么一张少年的合照，难得。

我们在中国和荷兰的三位，都保存着这珍贵的照片到如今。

这一辈子，能够见识并经历过那场让人昏眩的大革命，也是值得炫耀的个人经历和毕生的财富。

记得不久前，“串联”又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新闻词汇，起码在海外华文媒体如此，不少华文媒体在新闻中都要对“串联”来一番简单的注释。在荷兰，有一位小朋友问我：只知道物理学上有串联和并联，网上如果仅仅打下“串联”，首先出现的是大量关于这个词在电器学上的解释，你说过你也去过上海“串联”，什么意思？

前年10月左右，我的微信群中就有老同学庆祝“到北京串联”，“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周年纪念。

或者，今天可以用沟通、交流，或者更新潮一点的“互动”来理解这个“串联”，但是，无可否认，“串联”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大事件，有其特定的含义。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往往张口就说“串联”。

在网上，只有打下“大串联”，才能找到这个“串联”的准确含义。比如说百度百科是这样写的：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一同前往。

毛泽东主席一共8次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这场“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说的“串联”的含义。

1966年，我们班和提琴厂的工人一起刚从广州郊区的龙潭忆苦思甜几天后回到市区，天下已经大乱，广州城变了样，到处张贴着造反的大字报，出现了不少新名词。我们也紧张激动地嚷着要“串联”，要“造反”，要“闹革命”了。

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上海，因为到北京的票太紧张。

我属于班上年龄较小的，有点胆小怕事，捣腾这事的是另外几位敢作敢为的同学。

当时，无论是学校还是工厂，气氛都紧张而又带有几分兴奋，我们“革命小将”可以为所欲为了。一代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无知地裹挟到这场政治的洪流中，随波逐浪。

我们男同学开始印背心和汗衫，以显示自己从属某个组织。那背心是集思广益，经战友们讨论通过而制作的。一位同学题写“广州市二轻学校”的字，另一位同学设计，齿轮象征“工”，掀开的书页表示“读”，像翅膀的图案是“提琴”二字的变形。男同学拿来自己的汗衫或者背心，印好了，一起照了张照，挺胸昂首，也满足了少年人的归属感。后来，我们还干脆组织了一个团体，号称“红卫兵团”，印红袖章，投入造反的浪潮中。不过，我们这个“红卫兵团”只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将“革命的烈火”烧向老师，因此没有犯北京宋丹丹的错误。

我们首先跟随长征提琴厂的工人造反大军到公司“夺权”。当时，所有的乐器工厂隶属文体公司，地点在广州教育路。

根据陈桂洲同学的回忆，当时是他和几位遇事有担当的同学，如曾源安、何伯根等一起闯到文体公司，要求公司出具公函，盖上公章，同意我们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当时领火车票必要的手续。

但是，文体公司那些当权派在造反大军的压力下仍然“负隅顽抗”，公司的经理称公章在夹万里，而管夹万钥匙的是另一个人，不在公司了，有意推诿。小将们火了，曾源安拿起手锤，要砸开夹万。谁知只是轻轻一砸，那已经生锈的夹万的把手就脱落了。一不做二不休，革命小将和工人阶级一起干脆把夹万砸个稀巴烂，“让资本主义的东西见鬼去”。我们齐声欢呼，关键是，取出了公章，归造反派保管，我们的介绍信就水到渠成了。

很快，陈桂洲让同学们报名，不花一分钱拿到了到上海串联的火车票。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格外兴奋。家里人不相信有免费交通食宿这样的好事，很担心我这样一根独根苗苗，但又不想违逆任性的我，只能给我一些钱，并暗中做着准备。

1966年9月的一天，我们班十多个男生女生，中午时分来到了广州当时唯一的火车站、大沙头的广州东站进了站。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博物馆，只有几个遗迹供人参观。

我们自带铺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的我们已经很能打背包了，上了一节牛车的车厢，车中还装载着其他的革命小将。没错，是牛车，虽然也有绿皮火车，但是已经挤满了北上的小将，铁路部门因此安排了多节牛车，就是通常运送牲口的车辆，解决革命大串联的交通问题。

牛车的空气中虽然混杂着各种异味，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打开铺盖睡觉，与高档的卧铺无异了——要知道，当时的火车从广州到上海要过夜，超过24小时！

列车开动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兴奋地挤在唯一的门口往外看——没错，是挤，因为牛车中的我们都很好奇。

第一次的兴奋，出现在火车和北江并行的时候，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北江，江水澄碧如链，令人心旷神怡，感觉祖国的河山真美。

小将们在牛车中拉歌，革命的豪情伴着歌声让时代的牛车缓慢却坚定不移地轰隆隆前行。

牛车抵达湖广边境的坪石，已是半夜时分。我们没有忘记金鸡岭和洪宣娇，揉着懵松的双眼，一定要看看那状如金鸡的山头怪石。终于看到了，大家再次轮流挤到门前，膜拜了那夜色中昂首北望的雄鸡，想起洪宣娇抗击异族的事迹，顿生几分豪情，在1966年这个难忘的夜晚。

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已经是湖南的株洲。我们下了车，我和鸿藻要寻找些吃的。

虽然广东和湖南是紧挨着的邻居，但是传统上广东人把不说粤语的同胞都称作“老兄”，我的大姐姐嫁给了一个湖南人，是个铁路员工，因此不招母亲的喜欢。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和丈夫远赴广西定居，晚年才回来见过母亲一面。这在我先前的篇章已经有所描述。

踏上株洲的土地，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老兄”氛围。车站旁的街道坑坑洼洼，两旁还是很破旧的房子，很多小贩在兜售着他们的货物。我最清楚的记忆是那些背着木箱用厚厚的布料捂实售卖冷饮的贩子，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喊：“好吃的白糖绿豆冰棒啰，白糖绿豆冰棒。”

我感到新奇，广州人把这叫做雪条，可是湖南人却说是冰棒。后来，居然“冰棒”和大伙听到了的其他湖南方言成了牛车上一时热议的话题，车厢中有人故意把“冰棒”的“棒”字夸张地读出，引起哄笑，也解了旅途的乏。

我还买了几个莱阳梨，湖南贩子高声叫唤的“莱阳梨”，路上解乏解渴解馋，但的确很鲜，体型很大，汁多味甜，比广东的沙梨好吃多了。但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山东的莱阳梨能够在湖南株洲买得到。

踏上湖南株洲土地那一刻，就让自小没有离开过广州的我感觉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地区的差异了。

绿皮火车拖着几节牛车，没有沿着京广铁路北上，在株洲之后就往东方而去，穿过江西，途经南昌，抵达江浙，在金华又停了一下，下车歇歇脚，补充些零食，终于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候抵达了大上海。我们激动啊，我们这群才十多岁的孩子，居然来到了这个号称东方大都市的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在我们少年人心目中具有神圣的位置，比如说上海的回力牌白球鞋，鞋头丰满结实，就比广州瘪头瘪脑的白鞋神气，是我们心仪的踢球神器；而上海的美加净牙膏，在广州的节日时候才能买得到。上海，的确是当时中国日用物资最丰富品质最佳的城市。

到达上海，最要紧的是买一份上海市的地图，在火车站就可以实现，这在日后的几天成了我们人手一册的导游图。

几个大同学，好像是李炳森和陈桂洲，到车站的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入住的地方。幸好是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所中专学校，可以步行去。于是趁着夜色，我们终于来到一所学校，据说有洗漱和淋浴地方，还有一个澡堂子。但是，来不及光顾，就在一间空荡的教室中，在禾草上铺开随身带来的铺盖，带着疲乏的身体和美好的心情，作着造反的美梦而去。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同学们三三两两各自出门熟悉上海的街街巷巷，我们四人同行。上海人管街巷叫里弄或弄堂，耳朵灌满了那听不懂的吴侬软语，一切都觉得和家乡广州的很不一样。

蓦然发现，那里弄堂里的男厕居然没有门，可以清楚看到男士在方便，清洁的女工神态自若地出出入入。

发现上海的油条是软绵绵长长的，用油条裹着个饭团，配上一碗豆浆，就是一顿早点。

晚上回到住处，领略洗澡的澡堂子，赶忙退避三舍，只见一群裸着上身的少年操着不同的方言，在浑浊发黑的水中兴奋地打打闹闹，这让我们不敢问津，只能在喷头下用冷水淋浴。

但是，那时上海的灌汤包货真价实，也便宜，一口咬下去，美味的肉汁几乎溅了一身。还有那上海馄饨，迹近广州的云吞，个头较小，味道也不对，不过也可接受。这两种食物，几乎成了我在上海期间每日的早点，午饭和晚饭就回住处的饭堂凑合着吃。不过，不花钱的膳食好不到哪里。

我和鸿藻四处闲逛，把什么“大串联”的任务甩到脑后，只是参加过两三回小集体活动。记得去过一所卫生学校“串联”，去过上海仙乐提琴厂取经。

在著名的永安公司门口，一班年龄和我们相仿的女红卫兵正在表演，用嗲声嗲气的声音唱：“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嘿升起了红太阳，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哎，心呀么心向党哎。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毛主席著作，闪呀么闪金光哎，闪呀么闪金光。”

后面还有几段，歌词大体相同，一直唱到“五洲四海红旗扬”。

连续的三个“要问我”，是乐曲中精华部分，体现了上海人的嗲。那些反复的唱段中女红卫兵就在转圈，然后面向观众来一个捧上红宝书的造型亮相。据说是上海高桥化工厂工人集体创作的歌曲，难怪这么有上海味，比那些个子矮小梳着羊角辫的女红卫兵，偏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起微隆的胸脯唱“造反有理”，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的表演有味道多了。

我们闯南京路，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购回了心仪的白球鞋和美加净牙膏之类，还来到了外滩。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外滩了。

我们在上海的出行，通常是四个最为要好的小伙伴，看到外滩有拍照的摊子，就兴奋地商议，凑钱拍上一张合照。比较了一下价钱，确认了摊主的可靠程度，于是，我们四人就这样在上海的外滩，留下了一张具有个人历史意义的照片：四个年轻人，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红太阳下面是广州第二轻工业学校的校徽，背景是外滩的一座大楼，神态显得轻松随意。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带红袖章，也许因为我们的红袖章上印的不是什么“主义”或者“思想”的“红卫兵“，拿不出手，塞在口袋里。

（由右至左：郑鸿藻、曾源安、麦炳堂、黄锦鸿）

从上海回来之后，还等着再来一次徒步串联，第一站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

在等待的同时，也不忘操练表达对伟大领袖发动的大革命的忠心。几个要好的同学，包括刚从北京和上海归来的，特别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拍下又一张演绎工农兵虔诚地手捧红宝书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照片。也许，是上海永安公司前的一幕记忆犹新，入心入魂了。

鸿藻穿着军装站在前排，我充当工人阶级和扮演农民的“肥警”来个高举的造型在后面，“K头”脱了外衣挥手指向前方。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浮世绘。

其时，这场大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纵深挺进。我们原先的“红卫兵团”又分出了核心组织“指点江山”，加入了广州最激进的红卫兵总部“红司”，继续贴大字报，打打杀杀，向封资修，也向其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不过，温度很快下降，我逐渐沉迷于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逍遥派，就是今天的躺平。

鸿藻也躺平了，但他好像他没有什么特别爱好。

我们只是到了“复课闹革命”才稍稍兴奋起来，只是兴趣不在“革命”，而是“复课”，学点东西。

糊里糊涂混了三年，转眼到了毕业季，二轻学校的近千学生，集中在广州鹭江当时的公交干校，每天完成着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有打闹开心的时刻，过了中学生活的最后数周，迎来的却是最不堪的回忆，激发了这一代人另类的思维。

我和鸿藻，属于要面向海南的那个组别！

我原以为鸿藻可以留城，因为他是侨属，又是独苗，有可以照顾的加分项，也有实例，但为什么他不能留在城里？这个谜过了几年我才解开。想象一下，他回家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候，一个单身老人是老泪纵横还是欲哭无泪？

我最终流落街道，成为无业的社会青年；鸿藻也没有去海南，选择了回乡务农。在鸿藻回乡务农的日子，我们也保持着联系，我偶然也上他家和他母亲说上几句。要求我当她孙女的“契爷”的那一幕，就发生在一次带着小女友上鸿藻家时候的事情。

后来，我终于从鸿藻母亲口中，知道了他的家事。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为什么一直没有提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亲人？

鸿藻没有快乐的童年，他自小就没见过父亲。据说他父亲早年也前往委内瑞拉谋生，但是后来下落不明，没了音讯。

就像广东五邑地区常有的故事一样，早年丈夫抛妻弃子，远赴重洋谋生，家中的妻子带着孩子，苦苦守望，或务农，或事工。开始时候海外还有些血汗钱寄回来，加上侨乡的人总有些亲友在港澳海外，互相帮扶，日子过得还可以。

可是五十年代一个事件，让这位从乡下出来省城居住的女子陷入灭顶之灾。

鸿藻母亲对我说，大约五几年的一天，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上她家，是她丈夫的朋友，刚从委内瑞拉回来，带给她一些钱物。

丈夫的朋友来了，是早年出国的一个乡亲，鸿藻母亲欢喜若狂。彼此用家乡话聊着家乡的往事，客人要离开找旅馆。谈兴正浓，洪藻母亲希望多聊聊，听听委内瑞拉那边的故事，听听丈夫的情况，光是乡音，就是敲开心灵的一把小锤，她说不用住旅馆里，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吧，反正家里有个宽敞的客厅，住一两天不成问题。客人说也好，明天一起就到附近的华侨大厦喝早茶吧。

于是客人就住下了。

茶喝不成了，出了问题。半夜里有人敲门，那是派出所来人了，把客人和鸿藻母亲双双带到泰康路派出所。派出所说了，香港来人，不报户口，就是特务，带走了，从此不知下落。鸿藻母亲呢，因为“窝藏了特务”，单独关了几天，放了出来。但是，回到街坊，却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要由街坊监管，从此抬不起头。这顶帽子虽然没带多久，大革命初期也没有红卫兵要将其遣送回乡的举动，比如说像我亲舅舅一样，因为当年参加的工会居然是黄色的，从此就背上了黑色十字架，“革命”之初被遣，最终老死梅县家乡。但是，事件却给鸿藻这个家庭的历史记上阴暗的一笔。

我想，这也许是洪藻没有得到当时一些稍为有人情味的政策的眷顾，得以留在城市的原因吧。

晚年，老人家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特务不特务，但是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更令她不解的，不知为什么，丈夫那边从此也没了音信，可能家乡有人把广州发生的一幕传到海外，也许传走了样，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鸿藻不得不自己寻找出路，亲自到委内瑞拉闯一闯。

金秋十月后，春回大地，鸿藻后来也回城了，不过，妻女还留在乡下。那时我刚刚上大学，彼此还有来往。我1978年11月22日和23日，12月15日、16日和31日，都有关于鸿藻的记录。

对了，1978年11月26日，我们，包括麦炳堂，还一同参加了曾源安的婚宴。四个当年在上海留影的小伙伴，是最后一次完整的聚会。

1982年，鸿藻说要出国，业余正在学西班牙文。我问他，到委内瑞拉能干什么，他说岳父在那边开了个小杂货铺，过去就帮助他打理杂货铺的生意。

6月2日晚上，他前来我家告别，说第二天就奔赴香港要出国了。谁知这一去，从此就失去了音信。也许很快我就搬了家，同丰里17号所在的整条街也拆了，就像我自己在海南岛的叔叔也曾找不到我一样，何况远隔重洋的委内瑞拉？人生啊，总会留下不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