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国防像一口大锅,武则天往里面加了三把火。锅没烧穿,不是因为她添柴添得好,而是因为锅底够厚

唐高宗麟德年间,太仆寺的账册上记着一笔惊人的数字——全国战马七十六万匹。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军的骑兵可以纵横万里,意味着从辽东到西域的漫长边境线上,每一座军镇都配得上足够数量的战马,意味着大唐的铁骑足以碾压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

四十年后,唐玄宗即位时,太仆寺的官员们面对着一个让人心寒的数字:战马仅剩二十四万匹。六十二万匹战马的缺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里。

战马没了,仗还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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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制的“釜底抽薪”,让国防从“不花钱”变成“花大钱”

唐初的府兵制,是李世民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

老百姓按家产被分成九个等级,中等以上的人家,每三丁抽一人当兵。这些府兵平日种地、训练,战时就奔赴前线。最妙的是,他们自己带粮食、自己带衣服、自己带武器,连去前线的盘缠都是自己掏腰包。朝廷要负担的,不过是京城宿卫部队和边镇守卫部队的衣食。

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全国虽有近七十万府兵,军费开支却只占国家岁入的三成。这套制度能把国防成本压得这么低,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

可武则天当政的几十年里,这套制度开始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掉。

均田制在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越来越少。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老百姓有地种,才能自备粮草当兵。可武则天时期,土地兼并已经开始抬头,不少府兵变成逃兵,军营里空额越来越多。更麻烦的是,她为了巩固权力,把精力都放在宫廷斗争上,对军事制度的崩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玄宗接手时,府兵制已经烂透了,不得不全面改用募兵制——朝廷出钱养兵,军费开支一下子翻了不知多少倍。

这一刀,砍在了唐朝国防的命门上。

七十六万匹战马的消失,国防成本的“断崖式”跳涨

府兵制崩了,战马也跟着没了。

唐太宗、高宗时期,朝廷对马政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陇右牧场水草丰美,牧监们像管孩子一样管着那些马驹,一年到头围着马群转。麟德年间,太仆寺的账本上写着七十六万匹。那是大唐战马的极盛时期,也是唐军战力的巅峰。

可到了武则天手里,马政开始全面滑坡。

史学家们分析,原因很复杂。管理不善肯定是有的——她把太多精力放在权力斗争上,哪有功夫管那些马?蛮族劫掠也是一个因素,边境不太平,牧场时常遭殃。还有人猜测,武则天对军事的兴趣本就不如对权力的兴趣,马政在她眼里远不如朝堂上的站队重要。

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就摆在那里——玄宗即位时,战马只剩下二十四万匹。为了恢复到四十多万匹,后来的皇帝们费了老鼻子劲,可再也回不到麟德时的盛况。没有马,骑兵就成了摆设;骑兵不行,边防就只能被动挨打。

国防成本,就这么被硬生生拉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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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兵”的背后,是主动收缩战线的无奈

武则天提出的“建言十二事”里,有一条写得很清楚:“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这话说得漂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打仗了,省钱。

高宗时代,唐朝还在跟西突厥、高丽死磕,打出了不少胜仗。显庆年间,苏定方率军讨伐西突厥,在额尔齐斯河畔大破沙钵罗可汗的十万大军,追了三十里,斩获数万。此后,唐朝在天山南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把西域牢牢握在手里。

可到了武则天手里,风向变了。

垂拱二年,她做了一件让后世议论纷纷的事——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还把管理漠北的安北都护府撤回了唐朝本土。消息传开,朝堂上炸了锅,有人说她打了败仗,有人说她软弱无能。

真相没那么简单。当时吐蕃在西域闹得凶,安西四镇已经两度易手。武则天权衡利弊后,干脆主动放弃,把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斛瑟罗派去当可汗,让他代表唐朝统治西域。这招叫“以夷制夷”,听着高明,实际上就是承认——朝廷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直接控制那些地方了。

漠北的情况更说明问题。同罗、仆固两个部落反叛,武则天派刘敬同率骑兵平叛。仗打赢了,可她却下令把安北都护府撤到同城。陈子昂跟着出征,回来写了篇《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说漠北闹了三年大饥荒,牧民饿得吃野鼠、草根,甚至自相残食,大批人逃到同城一带。武则天把都护府南撤,就是为了安置这些难民。

放弃漠北、漠南,收缩战线,减少军事投入。这套操作在朝臣中很受欢迎——毕竟省钱了。可代价是,唐朝的版图缩水了,边防的缓冲区变窄了,国防压力全都压到了长城沿线。

“当道自供”模式的诞生,军费负担转嫁给地方

边防收缩了,可该花的钱一分没少。

唐军在西域、北疆广设军镇,用节度使统领各军镇。问题来了——军费从哪儿出?以往朝廷从中央财政调拨,可军镇越设越多,调拨越来越吃力。

武则天和高宗想了个办法:让边州的税收留在当地,直接供给军队。这叫“当道自供”,意思是你们自己养自己。

《仪凤三年度支奏抄》里记载得很清楚。桂州、广州都督府收上来的税,不再全部送往东都,而是在当地留两年,除去官员俸禄和行政费用,剩下的用来供军。交州都督府更绝,直接留足三年的军粮,多余的才送中央。

这套模式听着合理,实际上等于把中央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边州的税收被截留,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可军队该花的钱一点没少。到玄宗时期,军费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天宝年间,岁入租粮1260万石,军费预算占了62%多;岁入绢布2345万匹,军费占了27%以上。

这个窟窿,到安史之乱时彻底炸了。

契丹营州之乱,一年换三个年号的代价

武则天的军事能力到底怎么样?契丹营州之乱是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唐,攻陷营州。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怒,派兵讨伐。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李尽忠、孙万荣都是狠角色,唐军吃了不少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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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场叛乱从始至终也就闹了一年多,可武则天特别喜欢改年号,从万岁通天到万岁登封,一年里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打了很久。这种操作,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宣传上的胜利。

真正让武则天头疼的,是后突厥的默啜可汗。这人老奸巨猾,手下有个叫暾欲谷的中国通当军师,把武则天耍得团团转。她对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直到退位都没能彻底解决。突厥骑兵南下侵扰,武则天只能被动应对,打不过就议和,议和完接着打。

这倒是省钱,可边防安全呢?

收复安西四镇的虚与实

不能把武则天的军事成绩说得一无是处。

安西四镇是她手里丢的,也是她手里夺回来的。垂拱年间失去四镇后,武则天力排众议,派军队收复,并长期派兵驻守,从此四镇再没丢过。长安二年(702年),她设立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西域的管理体制从此稳定下来,一直维持到安史之乱爆发。

从这一层看,她的手腕还是有的。西域能保住,吐蕃被挡住,后突厥也没能染指天山南北。可问题是,这些成绩是拿什么换来的?府兵制崩了,马政废了,中央财政被地方截留,国防成本被推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没崩,是命好

武则天留给玄宗的国防盘子,看着还行——西域在手,吐蕃被挡,后突厥没能做大。可底子已经烂了。

府兵制没了,募兵制的军费是天文数字;马政废了,战马数量断崖式下跌;边防收缩,缓冲区消失,国防压力全压在长城沿线。这套体系能撑到安史之乱才崩,不是因为武则天打好了基础,而是因为玄宗前三十年把家底攒得够厚。

开元年间,玄宗大力恢复马政,战马恢复到四十多万匹;整顿边防,重新部署兵力;改革财政,填补窟窿。可即便如此,安史之乱一来,唐朝的国防体系还是轰然倒塌。根源在哪?根子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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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岑仲勉批评武则天时用词很重:“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这话有点过了——她收复了安西四镇,设立了北庭都护府,西域的防线一直撑到安史之乱。可她的军事能力确实不如太宗、高宗,对外族的应对常常捉襟见肘。

与其说她是军事家,不如说她是个精明的权力玩家。她执政几十年,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幸运的是,危机在她手里没有爆发,而是留给了后人去扛。不幸的是,后人没扛住。

那口国防的大锅没在她手里烧穿,不是因为她添柴添得高明,而是因为锅底够厚。太宗攒下的家底、高宗留下的余威,替她扛了几十年。等她走了,锅底的铁皮也薄了,安禄山一脚就给踹漏了。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那个把大唐推上巅峰的女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它的跌落铺好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