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战犯，晚年主动站出来当众揭自己的恶，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停不下来。他叫金子安次，1940年踏上中国土地，整整五年在这里无恶不作，其中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反复提到的那桩针对妇女的恶行。
很多人觉得能干出这种事的，天生就是变态恶人。其实真不是。金子安次入伍前就是个安安稳稳的普通工人，另一个战犯铃木良雄，入伍前还在家种地。两个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本底层年轻人。
1940年秋天，金子安次接到征兵令，被分到北支那方面军，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到中国。没人想到，短短三个月，一个正常人就被硬生生改造成了不把人当人的杀人机器。这套改造流程的狠，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铃木良雄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日军新兵入营，必须接受三个月的新兵教育。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一定会安排所谓的实战演习，说白了就是抓活人过来，给新兵练刺杀。他们跑到中国的村子里抓村民，把人牢牢绑在树上，逼着新兵端着刺刀往上冲。
一开始新兵都怕啊，别说杀人了，好多人连鸡都没杀过。拿着刺刀的手抖得不行，刺也刺不准。军官不管你会不会怕，不行就重来一遍，直到你对着喷出来的鲜血，连眼都不眨一下。进去的时候是有血有肉的人，出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工具。
日军的训练还有更狠的一招。老兵能随便打新兵，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动手，有时候连理由都不需要。被打了不能躲不能还手，打完还得给老兵鞠躬。这根本不是什么纪律要求，就是刻意制造压迫，让你把气往更弱的人身上撒。
你在营房里受的气挨的打，没地方撒，只能到中国村子里，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撒气。等所有积压的恶都爆发出来，什么底线都没了。强迫妇女骑光腚毛驴游街这种极端的羞辱，根本不是某个变态的个人创意。它就是这套把人变成鬼的训练体系，养出来的恶。
金子安次1954年写的笔供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在山东莱芜县，他亲手参与了对平民的迫害和虐杀。在中国待的五年，他自己承认，什么坏事都干过。日本投降之后，他先被苏联俘虏，在西伯利亚待了五年，1950年和近千名日本战犯一起，移交给中国，关进了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说起来也巧，这个管理所原来就是日本人修的监狱，1936年建的，原来叫抚顺典狱，专门用来关中国的抗日志士。风水轮流转，当初修监狱用监狱的人，反过来成了里面的囚犯。金子安次他们刚进来的时候，都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们觉得自己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中国人肯定会枪毙他们，还会用酷刑报复。
可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别说酷刑报复了，中国连他们的人格都没侮辱。周恩来总理早就定了调子，不能让一个战犯出事，不能侮辱人格，要从思想上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建国初期那会物资多紧啊，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天天吃高粱米窝头，战犯却闹着要吃大米，说高粱米是给牲口吃的，还有人绝食抗议。
这事往上汇报之后，周总理直接指示，要按照国际惯例管理在押战犯，尊重他们的人格。就这么着，日本战犯吃上了大米白面还有鸡鱼肉蛋。工作人员一天两顿啃高粱，战犯一天三顿吃白米饭，放到现在说，好多人都觉得接受不了。但就是这种不打不骂的方式，偏偏比什么都管用。
你要是打他骂他，他心里反而踏实，还会说中国人也一样野蛮，刚好给自己的罪行找借口。可你对他好到让他无地自容，他连半个借口都找不出来。只能直面自己的罪行：我对中国人干了那么多坏事，中国人还这么对我。管理所让战犯把自己在中国干的每件事都写下来，一开始大家都想着瞒，想着缩小淡化，管教也不骂你，直接把写的东西退回来，让你重写，直到你不再回避。
有个叫永富博之的战犯，曾经打掉中国百姓裴小段所有的牙齿，还用石头砸开了人家的脑袋。后来在管理所，医护人员还给永富博之镶了四颗新牙。这种反差，比任何酷刑任何审判都戳人。没多长时间，原本骄横得不行的战犯，一个个都扛不住了，被自己的愧疚压垮了。
1956年，中国政府做了个让全世界都意外的决定，大部分日本战犯都免予起诉，直接释放回国，只有45个罪行特别严重的，判了有期徒刑。释放那天，战犯们登上兴安丸客轮，日本当地政府给他们送来了旧日本帝国的军服军靴，结果没有一个人要。他们全都穿了抚顺管理所发的中山装。
回国第二天，这些人就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还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说认清楚自己犯的错，就绝对不能再犯错，他们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这帮人还出了一本揭露日军罪行的书叫《三光》，十天印了六次，销量排到战后日本书籍第二。金子安次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公开到处讲自己在中国干的事，包括那些对妇女施暴的罪行。
可惜日本右翼根本容不下他们，各种攻击迫害。金子安次的妻子说，每次有记者来家里采访，她都觉得丈夫可恶，可这就是战争，他也是被逼迫的。铃木良雄的妻子，还是丈夫拍纪录片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丈夫当年的罪行，之后只要丈夫接受采访，她都躲出去，根本没法面对。过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知道枕边人年轻的时候干过这种事，换谁都扛不住。
可金子安次从来没停下来，一直讲到2010年去世。他说自己这辈子犯的罪太大，已经刻进骨头里了，他们反对战争，不是空喊口号，是真的亲身经历过，才知道战争有多可怕。铃木良雄也说，只有把所有罪行都讲出来，好好反省，才算重新做人。后来中归联的老人越来越少，2002年的时候活着的只剩一百多，大部分都风烛残年，最后一任会长去世后，不得不宣布解散。
只有一个支部不肯散，说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解散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就成立了，成员都是中归联老人的后代，还有一群爱好和平的日本年轻人。他们接着记录当年的侵略证词，还办了季刊一直出到现在。有个细节我看到的时候特别感慨，当年战犯离开抚顺的时候，有个叫副岛进的战犯，临走前中国管教员送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
管教员跟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花种。希望你下次来中国，手里拿的是鲜花。这句话，一把种子，比什么审判都让人记一辈子。这些战犯一个个都走了，等最后一个亲历者闭上嘴，第一手的证词就没了。但他们留下了笔供，留下了录像，留下了《三光》这本书。
当年在华北平原被伤害的那些女性，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她们没机会站出来控诉，没人替她们写回忆录，就这么悄悄消失在时间里。所以这些施暴者自己站出来承认的证词，才格外珍贵，比任何第三方记录都有力量。今天把这些事说出来，不是为了煽动什么情绪，历史就摆在那。记住它，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忘了它，才是真的危险。
参考资料：
中国国家档案局《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
澎湃新闻《中归联六十年》
中国军网《我的抗战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