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罗子君离开上海的时候,天上下着那年最大的一场雪。

她没敢回头,也没敢哭,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飞往温哥华的单程机票,像攥着一张通往地狱或是天堂的入场券。

圈子里的人都说,罗子君命好,离了婚还能去国外嫁个华侨享清福。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肚子里揣着一颗定时炸弹,那是个长着贺涵眉眼的孩子。

她以为只要隔着一片太平洋,这辈子就能把这笔烂账赖过去,把贺涵还给唐晶,把自己还给虚无。

可五年后,当五岁的安安在异国他乡的地下室里,捂着胸口咳得脸色发紫,像条缺水的鱼一样大口喘气时,她知道自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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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子君站在浦东机场的出租车等候区,手里那两个银色的日默瓦行李箱,轮子上还沾着温哥华的泥土。

上海的梅雨季刚过,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馊抹布似的霉味,黏糊糊地往毛孔里钻。那是上海特有的味道,繁华底下沤烂了的欲望味儿。

前面的队伍排得很长,像一条死蛇,盘踞在灰色的水泥地上。

安安的小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角,手心里全是冷汗。

孩子刚满五岁,穿着件有点大的连帽衫,帽檐压得低低的。他太敏感了,像只刚离巢的小兽,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水泥森林。

轮到她了。

司机是个典型的上海老爷叔,光头,脖子上挂着串不知真假的蜜蜡,手里盘着两颗核桃,嘎啦嘎啦响。

后视镜里那一双眼睛贼亮,像探照灯似的在罗子君身上扫了一圈,那种眼神带着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审视。

“去哪?”司机问,嘴里嚼着槟榔,含混不清。

“静安,老弄堂。”子君报了个地名,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了空气里的尘埃。

车子发动,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发出“滋滋”的声音,像是在热油锅里煎鱼。

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高架桥上的霓虹灯像是一条条甩过来的鞭子,抽打着夜色。

五年了。

这城市一点没老,反而妆化得更浓了,那股子吃人的劲头也更足了。

陆家嘴的三件套像三把利剑插在云里,刺得人眼睛疼。只有她,罗子君,眼角的细纹里藏满了异国他乡的风雪,那是岁月这把钝刀割出来的痕迹。

她在静安寺后面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个房子。

那是栋老式洋房的底层,以前是佣人住的偏房。红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绿得发黑,像是吸饱了这弄堂里的阴气。

潮气重,墙皮脱落得像老人身上的死皮,稍微碰一下就扑簌簌往下掉,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头。

贵在隐蔽。

没人会想到,曾经那个穿八万块定制大衣、非依云水不喝、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罗子君,会像只老鼠一样钻进这种地方。

屋里有股烂木头混合着陈年油烟的味道,那是几代人生活留下的包浆。

隔壁邻居是个爱唱越剧的老太太,咿咿呀呀的声音顺着薄薄的木板墙钻过来,听得人心慌。

子君把行李箱推到墙角,箱轮滚过发黑的木地板,发出沉闷的轰鸣。

“妈妈,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吗?”安安怯生生地问。

他抱着那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兔子玩偶,站在屋子中央,显得格格不入。

“对,我们就住这儿。”子君蹲下来,帮儿子整理了一下衣领,“等你看好了病,我们就走。”

“爸爸会来吗?”安安突然问。

子君的手猛地一抖,差点没拉住拉链。

“没有爸爸。”她咬着牙,把这两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安安,记住,我们没有爸爸。”

回来的第三天,不得不去医院。

安安带来的药吃完了,昨晚咳了一宿,小脸憋得青紫,像是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那是哮喘,娘胎里带出来的债。医生说,是心病,也是命。

仁济医院的儿科,人多得像赶集。

空气里全是消毒水、汗臭味、盒饭味和小孩的屎尿味,混合成一种让人窒息的焦虑。

天花板上的吊扇呼呼地转着,却扇不走这满屋子的燥热。

子君戴着口罩,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她穿着一件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灰色开衫,抱着安安,缩在角落里的一把蓝色塑料椅子上。

她尽量减少存在感,把自己缩成一团影子。

只要拿到药,拿到那个老中医开的方子,她就马上走。

这时候,一双高跟鞋停在了她面前。

那是一双Gucci的当季新款,漆皮的,酒红色,亮得刺眼。鞋跟尖细,像是能把医院的水磨石地面戳个窟窿。

子君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没敢抬头,只是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孩子,指甲陷进了孩子的肉里。

“麻烦让一下,挡着道了。”

声音不大,却很尖,带着股常年发号施令的惯性,还有一种被生活磨砺出来的刻薄。

这声音,化成灰子君都认得。

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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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的背脊瞬间僵硬,像被雷劈了一样。血液在那一瞬间仿佛逆流了,冲得耳膜嗡嗡作响。

她不想动,也不能动。只要一动,那个精心编织了五年的谎言,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可命运偏偏喜欢在这个时候开玩笑。

安安不舒服。

正好这时候,孩子喉咙里发出一阵拉风箱似的喘息,猛地抬起头,剧烈地咳嗽起来。

“咳咳咳——”

口罩带子断了,一边挂在耳朵上,一边晃荡着。

那张小脸,毫无遮挡地暴露在空气里。

暴露在凌玲的眼皮子底下。

凌玲原本不耐烦的脸,瞬间凝固了。

她盯着安安。

死死地盯着。

那一秒钟,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周围嘈杂的人声似乎都消失了,只剩下安安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和子君心脏狂跳的声音。

凌玲的眼睛瞪大了,瞳孔剧烈收缩。她是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女人,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快,无数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最后定格在一个惊人的猜想上。

她看看孩子,又猛地看向那个缩成一团的女人。

“罗……子君?”

凌玲的声音变了调,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尖锐刺耳,透着不可置信。

子君知道,躲不过去了。

她慢慢抬起头,摘下那个已经断了带子的口罩。

脸苍白,没有妆,嘴唇干裂,眼窝深陷。那张曾经被昂贵护肤品滋养的脸,如今写满了沧桑。

“凌玲。”她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

凌玲没应声。

她的目光像两把解剖刀,在安安脸上刮来刮去。

从那两道英气的眉毛,到挺直的鼻梁,再到那个薄薄的、倔强的嘴唇。

太像了。

简直就是那个男人的缩小版,连皱眉的神态都一模一样,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孤傲,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

凌玲嘴角勾起一抹笑。

那笑容极其复杂。有震惊,有怀疑,最后变成了一种发现了惊天秘密后的恶毒快意,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狂喜。

“呵。”

凌玲弯下腰,凑近了,那股昂贵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子君想吐。

她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嘲弄:

“罗子君,你行啊。我说你怎么一走就是五年,连个屁都不放,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原来是去国外生‘太子’去了?”

“别胡说。”子君把安安的脸按在怀里,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这跟任何人没关系,这是我的孩子。”

“没关系?”凌玲冷笑一声,伸出做着精致美甲的手指,指着安安的后脑勺,“你当我是瞎子?还是当陈俊生是瞎子?这眉毛,这鼻子,除了少那股子不可一世的劲儿,跟贺涵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陈俊生要是看见了,估计得吓出心脏病,唐晶要是看见了……”

说到这儿,凌玲故意顿了顿,眼神里闪烁着危险的光。

“唐晶要是看见了,你说她会怎么样?”

“求你。”子君几乎是哀求,手指抓得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别告诉陈俊生,也别告诉唐晶。我带孩子治完病就走,求你,当没看见我。这五年我已经不在你们的生活里了,以后也不会在。”

凌玲直起腰,嫌弃地拍了拍袖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仿佛子君身上带着瘟疫。

“腿长在你身上,嘴长在我身上。”凌玲眼神闪烁,那是算计的光芒,“罗子君,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既然敢回来,就该想到有这一天。你把大家都当傻子耍了五年,这笔账,总得有人算。”

那天子君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她像个游魂,抱着安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天阴沉沉的,又要下雨了。

回到那个阴暗的出租屋,她把门窗锁得死死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黑得像个地窖。她把安安哄睡了,自己缩在沙发角落里,盯着手机发呆。

那是等死的滋味。

果然,不到二十四小时,陈俊生的电话就打来了。

不是打给她的手机,是打给她妈留下的那个老房子的座机——那是她唯一没注销的号码。陈俊生居然能找到这儿,看来凌玲是一秒钟都没耽误。

“子君,”电话那头,陈俊生的声音听起来老了十岁,透着股被生活碾压过的疲惫,还有浓浓的烟嗓,“我在你楼下。”

子君透过窗帘缝往下看。

楼下的梧桐树旁,停着一辆黑色的宝马。车身上全是泥点子,看得出很久没洗了。陈俊生靠在车门上,脚边是一地烟头。

她把安安留在屋里看动画片,自己下了楼。

五年不见,陈俊生两鬓都有了白发,发际线也后移了,肚子微微凸起。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陈总,现在看起来像个被生活腌入味儿的咸菜,透着股中年男人的油腻和无奈。

看到子君,他把手里的烟掐了,眼神复杂。有惊讶,有心疼,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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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是贺涵的?”陈俊生开门见山,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桌面。

子君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陈俊生痛苦地闭了闭眼,一拳砸在车顶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作孽啊。”

他长叹一声,又去摸烟盒,手有点抖。

“子君,你糊涂啊!你当初走,大家都以为你是为了唐晶,觉得你虽然抢了闺蜜男朋友,但至少还有点良心,哪怕是为了成全他们。结果呢?你带着贺涵的孩子跑了?你这算什么?你这是把他们的脸按在地上踩啊!”

“贺涵……他好吗?”子君终于问出了那句憋了五年的话,声音轻得像风里的落叶。

陈俊生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怜悯和讥讽。

“好?怎么能不好?必恩信的招牌,业界的传奇,想找他咨询的人排队排到黄浦江。就是人变了,变成了个机器。以前贺涵是傲,现在是冷,那种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

“他和唐晶……”

“没在一起。”陈俊生叹了口气,点燃了烟,深吸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模糊,“你走后,唐晶大病了一场。好了以后,拼命工作,比以前更狠。贺涵呢,去渔场待了两年,回来后就像换了个人,谁也不理,跟唐晶也就是公事公办。这俩人,现在是上海滩最有名的‘陌生人’。他们在同一栋楼里办公,有时候会在电梯里遇到,但谁也不说话,就像从来没认识过一样。”

子君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你快走吧。”陈俊生扔掉烟头,用脚狠狠碾灭,“凌玲那个嘴,你也是知道的。昨天晚上她回家跟我说完,今天早上圈子里该知道的估计都知道了。唐晶现在……不是以前那个唐晶了。她如果知道你带着贺涵的儿子回来,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

话音未落,子君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子君划开屏幕,是一条简短的信息,连个称呼都没有,只有一个地址和时间。

【明晚七点,酱子。带上孩子。】

没有署名。

不需要署名。

这口气,这风格,那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全上海找不出第二个。

那短短一行字,像是一道宣判书。子君的手一软,手机差点掉在水坑里。

第二天傍晚,天阴得厉害,闷雷在云层里滚来滚去,雨却迟迟下不来,空气沉闷得像要爆炸。

子君给安安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衬衫,系了个黑色的小领结。那是她特意买的,想让孩子看起来乖巧点,哪怕是为了讨那个人一点点的欢心。

安安很敏感,感觉到妈妈的紧张,一路上紧紧抓着子君的衣角,不说话,大眼睛里全是惶恐。

“酱子”还是老样子,门口的红灯笼在风里晃悠。只是老卓不在了,换了个年轻的老板,但这地方似乎被某种旧时光封印了,连空气里的酱油味都带着五年前的回忆。

子君推开最里面那间包间的门。

唐晶坐在里面。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衬衫,剪裁极简,却透着股逼人的贵气。头发剪得更短了,贴着头皮,露出修长的脖颈和锋利的下颌线。她正在慢条斯理地往茶杯里倒茶,水流声在安静的包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听到动静,唐晶没有抬头,连眼皮都没动一下,只是手腕微微一顿,茶水精准地停在杯沿七分满的位置。

“坐。”

一个字,冷得像冰窖里的石头。

子君咽了口唾沫,牵着安安坐下。安安好奇地看着对面的阿姨,大眼睛眨巴眨巴。

唐晶终于抬起头。

那一瞬间,子君觉得呼吸都被掐断了。

唐晶的眼神太静了。

静得像一口枯井,没有愤怒,没有惊讶,甚至没有仇恨,只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空洞。那是心死之后的眼神。

唐晶的目光越过子君,落在安安脸上。

她看了很久。

从孩子的眼睛,看到嘴巴。

安安有点害怕,往子君怀里缩了缩。

“叫什么?”唐晶问。

“安……安安。”子君结结巴巴地回答,“平平安安的安。”

“好名字。”唐晶嘴角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嘲弄,“比贺涵强,他这辈子就不懂什么叫安稳。”

服务员开始上菜。都是子君以前爱吃的,海胆、刺身、烤鳗鱼。

唐晶拿起筷子,夹了一片刺身放进嘴里,细嚼慢咽,仿佛对面坐着的不是背叛她的闺蜜和前男友的私生子,而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伙伴。

这种沉默比打骂更折磨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窒息的味道。

子君实在受不了了,她颤抖着开口:“唐晶,对不起。我这次回来是因为安安病了……治好我就走,真的。我这五年,从来没想过要回来打扰你们。我以为……以为你们早就结婚了……”

唐晶手里的动作停住了。她放下筷子,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优雅得像是在演电影。

“结婚?”唐晶轻声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眼神终于聚焦在子君脸上,带着一种审视怪物的目光,“罗子君,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伟大?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为了成全我和贺涵,怀着孕背井离乡,在国外吃糠咽菜?”

子君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让你难做,也不想让贺涵为难……”

“你不想伤害我?”唐晶忽然笑出了声,那笑声短促而尖锐,像是玻璃划过黑板,“所以你就在我们之间埋了一颗雷,然后自己跑了,让我们在雷区里活了五年?”

唐晶从身边的爱马仕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沿着桌面,缓缓推到子君面前。

那文件袋有些厚,边角都磨毛了,显然被人翻看过无数次。

子君颤抖着手打开。

里面不是什么律师函,也不是支票。

而是一叠叠厚厚的病历单,和一张皱巴巴的、手写的纸条。

病历单上的名字是贺涵。

诊断结果那一栏,密密麻麻地写着:重度抑郁发作、神经性厌食、重度失眠、自毁倾向……时间跨度从子君离开的那年冬天,一直延续到现在。

而那张纸条,是贺涵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醉酒后写的,只有一句话:唐晶,如果她回来了,把这个给她,告诉她,我不怪她,我只是找不到路了。

子君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那叠纸哗啦啦地散落在桌上。她看着那些诊断书,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她的眼睛里。

“他……他怎么会……”子君语无伦次,眼泪夺眶而出,滴在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上。

“你想知道为什么?”唐晶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眼神越过升腾的热气,冷冷地看着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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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憋了一整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户上,像无数只手在拍打,又像是在为这场审判伴奏。

唐晶看着子君,嘴角勾起一抹惨淡到极点的笑,轻声说出了那句彻底击碎罗子君心理防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