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大传》《高氏姐妹与陈独秀》及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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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的安庆城，酷暑难耐。
南水关巷的一座老宅里，54岁的高晓岚斜靠在床榻上，手里拿着一封皱巴巴的信纸。
信是半个月前收到的，她已经翻看了无数遍，上面的字迹早已被泪水浸得模糊不清。
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屋内却静得可怕。
高晓岚的眼睛空洞地望着房梁，嘴唇微微颤抖，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些天她几乎不吃不喝，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泪痕。
老宅里只剩下她和年迈的婆婆两个人。
三儿子陈松年前些日子匆匆赶去了上海，至今未归。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这些年音信全无。
女儿陈玉莹去年说要去上海打听哥哥们的消息，也没了下落。
这封信，终于带来了她一直在等待，却又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高晓岚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滑落下来，滴在枕头上，晕开一片湿痕。
高晓岚自幼丧母，被继母虐待。后被父亲带到安庆，亲自教养。
高晓岚10岁那年，生母病逝。
父亲高登科很快续娶了亓氏。继母进门后，对高晓岚的态度就不太好。
特别是1886年，继母生下了女儿高君曼后，对高晓岚更是百般刻薄。
在继母眼里，高晓岚不过是前妻留下的累赘，碍眼得很。
那些年，高晓岚在家里的日子过得憋屈。
继母让她干各种粗活，稍有不顺心就冷言冷语。
好在父亲高登科后来察觉到了这些事，心疼女儿，就把她接到身边照看。
可童年的阴影已经留下了，高晓岚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越来越内向。
按照当时的风俗，女孩子到了十几岁就该说亲了。
高晓岚虽然出身名门，但因为是庶出，又没有生母照拂，婚事也就没那么讲究。
1896年，父亲高登科的一个朋友提起，说陈家有个儿子刚考中秀才，人品学问都不错，想给女儿找个读书人家。
高登科一打听，这个陈家虽然家境一般，但也算是书香门第。陈家的祖父陈章旭是清朝举人，在安庆颇有名望。
那个叫陈独秀的少年，1896年刚满17岁就考中了秀才，在当地传为美谈。高登科觉得这门亲事还算般配，就答应了下来。
1897年冬天，21岁的高晓岚嫁进了陈家。
新郎陈独秀才18岁，比她小三岁，还是个清瘦腼腆的少年。
婚礼办得不算隆重，但也算体面。高晓岚穿着大红的嫁衣，坐着花轿进了陈家的门。
婚后头几年，日子倒也平静。
陈独秀那时候还算老实本分，在家读书备考，准备参加乡试。高晓岚按照传统妇道，在家伺候公婆，料理家务。
她虽然是将门之女，但自幼受的教育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除了认得几个字，也没什么文化。
1898年，高晓岚生下了长子陈延年。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气。陈家上下都很高兴，高晓岚也总算有了点当娘的欣慰。
可陈独秀那年去南京参加乡试，又落榜了。接连的挫折让他脾气变得暴躁，回家后经常闷闷不乐。
1899年，陈独秀去了东北投奔继父陈昔凡。高晓岚一个人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在家里苦等。
那段时间她过得很煎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服侍公婆，还得操心家里的柴米油盐。
好在陈家虽然不算富裕，但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1902年，高晓岚生下了次子陈乔年。两个儿子健健康康，也算是她的安慰。可夫妻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深。
陈独秀这些年在外奔波，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每次回家，他总想跟妻子聊聊外面的世界，聊聊国家大事。
可高晓岚哪里懂这些？她只知道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孩子要好好养育。
陈独秀跟她说什么维新变法，说什么推翻清朝，她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丈夫在说疯话。
两个人渐渐没了共同语言，见面也只是应付几句，各忙各的。
1901年，陈独秀想去日本留学，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他找到高晓岚，希望她能拿出陪嫁的金镯子当盘缠。
高晓岚舍不得，那金镯子是她出嫁时父亲给的，算是她的体己钱。她怕丈夫去了日本就不回来了，就拒绝了。
这件事让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陈独秀觉得妻子目光短浅，只知道守着几件首饰过日子，一点也不理解他的抱负。
高晓岚觉得丈夫不顾家，整天想着往外跑，根本不管家里的死活。两人大吵了一架，陈独秀摔门而出，还是想办法凑了钱去了日本。
从那以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就越来越淡了。陈独秀在外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高晓岚一个人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心里苦闷却无处诉说。
她以为只要忍一忍，等丈夫年纪大了，总会回心转意。可她万万没想到，真正的打击还在后面。
1903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在安庆藏书楼组织了抗议俄国侵占东北的集会。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台下三百多人群情激昂。
这件事惹恼了清廷，下令通缉陈独秀。他不得不逃往上海躲避。
这一走，陈独秀跟家里的联系就更少了。
高晓岚守在家里，每天担惊受怕，生怕丈夫被抓了去。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幸好公婆还算疼她，家里也还有些积蓄，总算熬了过去。
1910年，高晓岚又生下了三子陈松年。
这时候她已经34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生完孩子后，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那时候陈独秀偶尔回家，但两人之间已经完全没有感情可言，只是各睡各的房间，见面连话都懒得说。
高晓岚还生过一个女儿，取名陈玉莹。
女儿比较懂事，从小就帮着娘做家务，照顾弟弟。高晓岚看着女儿，心里稍微有些安慰。
她想着，就算丈夫不要她了，至少还有这几个孩子陪着。
可她不知道，更大的打击马上就要来了。那个让她失去一切的人，竟然是她的亲妹妹。
高君曼是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885年出生，比姐姐小整整12岁。
两人虽然是姐妹，可成长环境却天差地别。
高君曼是继母亓氏的女儿，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父亲高登科中年得女，对这个小女儿宠爱得不得了。
不但没让她缠足，还花大价钱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识字。等高君曼稍大些，父亲又把她送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上学已经很难得了，更别说去北京读书。
高君曼在学校里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读了不少新书。她性格活泼开朗，思想也很前卫，跟那些守旧的大家闺秀完全不一样。
高君曼在学校里就听说过陈独秀的名字。那时候陈独秀已经在知识界小有名气，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思想。
高君曼读了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很有见地，心里很是佩服。她知道这个陈独秀就是自己的姐夫，更觉得好奇。
放寒暑假的时候，高君曼就回到安庆。
她听说陈独秀在芜湖的皖江中学教书，就找机会去探望。名义上是看望姐姐姐夫，实际上是想见见这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姐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聊得很投机。
陈独秀那时候31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他看到这个小姨子年轻漂亮，又读过新式学堂，谈吐不俗，心里很是欣赏。
高君曼也觉得姐夫学识渊博，见解独到，跟自己很有共同语言。
两人越聊越多，从诗词歌赋聊到时局变革，从社会责任聊到男女平等。高君曼眼里闪着光，听陈独秀讲外面的世界。
陈独秀也觉得终于遇到了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这种情况自然瞒不过高晓岚。
她看着丈夫跟妹妹聊得热火朝天，自己却插不上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她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总不能赶她走。
高君曼越来越频繁地来陈家。她找各种理由待在安庆，说是想多陪陪姐姐，实际上是为了见陈独秀。两人经常在书房里一聊就是大半天，有时候还一起去外面散步。
渐渐地，闲言碎语就多了起来。邻居们都看出来了，这个小姨子跟姐夫之间的关系不太对劲。有人劝高晓岚小心点，别让妹妹总往家里跑。
可高晓岚能怎么办？她性格本来就软弱，又不善于表达，只能在心里默默难受。
1909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谋了一份教职。他邀请高君曼一起去杭州，说是可以帮她找份工作。
高君曼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两人就这样离开了安庆，去了杭州。
到了杭州后，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了。
消息传回安庆，整个城都炸开了锅。陈家的人气得跳脚，高家的人也觉得脸上无光。
两家人都反对这门婚事，觉得有违伦常。
陈独秀的继父陈昔凡气得不行，骂他败坏门风，大逆不道。他甚至威胁要跟陈独秀断绝关系，不让他继承家产。可陈独秀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本来就没打算靠家里，断就断吧。
高家那边也是一片哗然。
父亲高登科怎么也想不到，两个女儿会嫁给同一个男人。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丑闻，简直是家门不幸。
可事情都到这份上了，他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10年，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杭州西湖边正式举行了婚礼。
3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高君曼站在一起，一个意气风发，一个青春靓丽。
他们不顾世俗眼光，宣布结为夫妻。
这个消息传到高晓岚耳朵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亲妹妹会做出这种事。抢走姐姐的丈夫，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伤天害理的事。
可高君曼却一点愧疚都没有，理直气壮地跟陈独秀在一起了。
高晓岚在家里哭了好几天。
她想不通，自己到底哪里对不起妹妹，妹妹要这样对她？她也想不通，陈独秀为什么要抛弃她？难道就因为她读书少，说不出那些之乎者也？
可哭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她能怎么办？离婚？在那个年代，女人离了婚就是被人戳脊梁骨的事。
更何况她还有四个孩子要养，能去哪里？回娘家？父亲还在世，可继母巴不得她死在外面，哪里会接纳她？
高晓岚只能认命。她留在陈家老宅里，继续照顾公婆，抚养孩子。
从此以后，她就成了被遗弃的原配，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式女人。
陈独秀跟高君曼结婚后，两人的日子过得倒是不错。高君曼年轻漂亮，又能说会道，陪着陈独秀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她帮着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接待革命同志，俨然一副革命伴侣的样子。
1912年，高君曼生下了儿子陈鹤年。后来又生了女儿陈子美。陈独秀对这两个孩子很疼爱，经常带着他们出门。
相比之下，他对留在安庆老家的那几个孩子，关心得就少多了。
高晓岚听说了这些事，心里更是难受。
不光丈夫被抢走了，连孩子都比不上妹妹生的。她有时候想，如果当初自己也读过书，也能说那些新潮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被抛弃了？
可世上哪有如果？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
陈独秀跟高君曼结婚后，跟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就彻底名存实亡了。他偶尔回安庆老家，也只是看看孩子和老人，跟高晓岚几乎不说话。
高晓岚在老宅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婆婆，操持家务，等着孩子们回家。
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很不满，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冷淡。
1913年，安庆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陈独秀因为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被新任安徽都督倪嗣冲通缉。
倪嗣冲派兵抄了陈家，要抓陈独秀的儿子。
那天傍晚，一队士兵突然包围了陈家老宅。
当时陈延年15岁，陈乔年11岁，两个孩子机灵，趁着兵丁还没进门，就互相帮忙翻墙逃走了。他们连夜逃到怀宁乡下，才躲过一劫。
三岁的陈松年被邻居藏在澡桶里，也幸免于难。
陈家几代积攒下来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被误抓，坐了四年牢，出来后精神都不正常了。
这场劫难之后，陈家彻底败落了。
高晓岚守着一座空荡荡的老宅，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幸好邻里街坊看她可怜，时不时接济一些。
她就这样咬着牙，一天天熬着。
1915年，陈延年去了上海读书。他考入了上海法语学校，准备将来出国留学。陈乔年也跟着哥哥去了上海，两人在亚东图书馆寄宿。
两兄弟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们半工半读，白天打工挣钱，晚上睡在书店的地板上。吃的是冷饼，喝的是自来水，夏天没有蚊帐，冬天没有棉衣。
尽管日子清苦，但两人都不愿意去找父亲。
陈独秀那时候已经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名气很大。可陈延年和陈乔年就是不愿意去找他。他们对父亲抛弃母亲、跟小姨子结婚的事耿耿于怀，觉得父亲对不起母亲。
高晓岚知道儿子们的处境，心里很难受。
她恨不得把儿子们叫回来，可她又知道，儿子们要读书，要有出息，不能一辈子窝在安庆这个小地方。
她只能一个人在家里掉眼泪，盼着儿子们平安。
1919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一起去了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法国遇到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高晓岚收到了儿子们从法国寄来的信，知道他们平安，心里才稍微安稳了些。
可这一安稳，就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这些年，高晓岚的日子过得很清苦。陈独秀偶尔会寄点钱回来，但数目不多，只够维持基本生活。
老宅年久失修，到处漏风漏雨。高晓岚舍不得花钱修缮，就凑合着住。
她每天早起晚睡，照顾年迈的婆婆。
婆婆对她还算不错，毕竟她这些年任劳任怨，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婆婆有时候也会叹气，说儿子对不起她。可叹气又有什么用呢？
1927年秋天，二儿子陈乔年突然来信，说自己在武汉病得厉害，想见见母亲。高晓岚看到信，心里又喜又忧。
喜的是终于能见到儿子了，忧的是儿子病了。
她在三儿子陈松年的陪同下，坐船去了武汉。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离开安庆，第一次出远门。
一路上颠簸劳累，可她一点也不觉得苦，满心都是要见到儿子的期待。
到了武汉，她见到了陈乔年和儿媳妇史静仪。陈乔年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个头比父亲还高。
母子相见，高晓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儿子的手，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
陈乔年那时候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很忙碌。高晓岚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看儿子的病好了些，就回安庆了。
临别时，陈乔年嘱咐母亲保重身体，说过段时间再回来看她。
可高晓岚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
回到安庆后，高晓岚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她每天照顾婆婆，做做针线活，等着孩子们的消息。大儿子陈延年已经好几年没有音信了，她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在做什么。
1928年，她听说外面局势很乱，国共两党在打仗。她担心儿子们的安危，每天都在祈祷，希望孩子们能平平安安。
1929年，女儿陈玉莹说要去上海打听哥哥们的消息。高晓岚本来不想让女儿去，可女儿坚持要去。她只好答应了，嘱咐女儿一定要小心。
女儿这一去，也是音信全无。高晓岚在家里等啊等，等了一年多，也没等到女儿回来。她心里越来越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1930年7月，她终于等来了消息。陈松年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大儿子陈延年1927年7月在上海牺牲了，二儿子陈乔年1928年6月也在上海遇害了。
女儿陈玉莹得知消息后悲伤过度，1928年病死在上海。
高晓岚看着信，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不敢相信，三个孩子就这样都没了。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她。
她甚至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连遗体都没见到。
那天晚上，高晓岚倒在了床上，再也没能起来。为什么三个子女接连去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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