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三年
我叫苏梅，今年三十四岁，是个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我老公林海，是个海洋冰川学的研究员。三年前，他报名参加南极科考队，要去中山站待上整整三年。
他走的那天是2023年12月初，北京特别冷。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他摸着我的脸说：“就三年，每天我都给你打电话。现在卫星电话信号可好了，跟打市内似的。”我们的女儿小满那时才两岁，抱在我怀里，还不太明白爸爸要去哪儿，只是伸出小手抓他的眼镜。林海亲了亲她的小脸蛋，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你放心去，”我当时笑着说，“家里有我呢。就是别冻着，听说那儿零下好几十度。”
“站里有暖气，冻不着。”他拎起那个印着“中国南极科考”的红色行李箱，转身进了安检口。走到拐角处，他又回头朝我们挥了挥手。小满突然哇一声哭出来，伸着手要爸爸抱。我赶紧哄她，再抬头时，他已经不见了。
头半年最难熬。小满晚上老哭，要找爸爸。我就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告诉她爸爸在南极，那个白色的、最下面的地方。我还买了个地球仪，小满总用小手去转，转到南极那块就停下来，盯着看。
林海的电话每天准时在晚上八点打来。他说南极和北京有五个小时时差，他那会儿是下午一点，正好午休。电话接通时，总能先听到一阵呼呼的风声，有时候还夹杂着嘎吱嘎吱的响声，他说那是冰层挤压的声音。
“今天怎么样？”他总这么开头。
我就絮絮叨叨地讲：小满今天在幼儿园学会唱《小星星》了；我妈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学校期中考试，我带的班语文平均分年级第一；楼下早餐店关门了，以后买油条得走两条街。
他那儿的事听起来很遥远：今天去冰芯钻取现场了，取到一千米深的冰样；帝企鹅在站附近孵蛋，憨憨的特别可爱；上周有极光，绿色的，像纱一样在天上飘。他说话时总是笑呵呵的，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疲惫。
“你脸色不太好，”有一次我对着手机屏幕说。那是2024年春天，我们已经习惯每天视频了。
屏幕里的林海穿着红色科考服，背景是中山站里他的房间，墙上贴着我和小满的照片。他摸摸自己的脸：“是吗？可能这两天没睡好。夏天快过去了，白夜要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极夜，生物钟有点乱。”
“你要多吃维生素，站里不是有营养师吗？”
“有，天天盯着我们吃呢。”他笑了，眼角挤出几道皱纹。这三年他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些，脸也被南极的风吹得又黑又糙。
小满三岁生日时，林海在电话里给她唱生日歌。小满捧着手机，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等小满学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啦。”
从那以后，小满天天练写字。她小手还握不稳笔，写出来的“林小满”三个字歪歪扭扭的，但她特别认真，写满一页纸就举给我看：“妈妈，爸爸是不是快回来了？”
第二年，2025年，日子过得快了些。小满上幼儿园中班了，会背不少唐诗。我升了教研组长，工作更忙了。我妈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帮我接送孩子。生活像上了发条，规律地向前走。
林海的电话成了我们家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晚上八点，小满一定会放下玩具，跑到客厅沙发上坐好，等我拿出手机。电话一响，她就抢着接：“爸爸！我今天在幼儿园得了一朵小红花！”
“真棒！给爸爸看看。”
有时候信号不好，画面会卡住，声音也断断续续的。林海就说可能是太阳风活动影响了卫星信号。有段时间连续一周都这样，我急得睡不着，后来信号恢复了，看他好好的在屏幕那头，我才松了口气。
“你别老瞎担心，”他在电话里说，“站里二十多个人呢，互相照应着。医疗室设备比咱们社区医院都齐全。”
“我就是……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在那儿，那么远。”
“三年一晃就过去了，”他说，“已经过去一半多了。”
去年冬天，2025年12月，南极那边是夏天，科考队有补给船到。林海收到了我寄去的包裹：一件我织的毛衣（虽然织得不太好），小满画的画，还有我妈腌的辣白菜真空包装。他在视频里穿上那件毛衣，袖子短了一截，他哈哈大笑：“没事，心意最重要。”
小满在屏幕这边喊：“爸爸，我画的企鹅像不像？”
“像，特别像，就跟我今天在门口看见的那只一模一样。”
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太正常了。正常得让我后来回想时，觉得那些细节都像精心布置的背景。
今年春节，2026年2月，是林海在南极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也是最后一个。除夕夜，中山站和国内视频连线拜年。我在央视新闻里看到了林海，他站在一群穿红色科考服的人中间，举着“福”字对着镜头笑。镜头扫过他时，他朝我挥了挥手——虽然知道这不是私人通话，但我总觉得他在跟我打招呼。
小满指着电视喊：“爸爸！爸爸上电视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小满开始掰着手指头数爸爸回来的日子。“还有两个月零三天！”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林海在电话里也开始倒计时：“这边的工作快收尾了，最后一批数据采集完，就能交接了。回程的船票都订好了，4月20号从澳大利亚出发，5月初就能到家。”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我问。
“还没呢，不急。在这儿住了三年，东西还真不少。”
“那些厚的衣服就别带回来了，北京穿不上。”
“知道，大部分都留给站里了。”
日子一天天逼近，我却莫名地紧张起来。夜里睡不踏实，老是做梦，梦见林海回来了，但站在门口不进门，就那么看着我。我问你怎么不进来，他也不说话。醒来时一身冷汗。
我妈说我这是“近乡情怯”：“盼了三年，真快见了，反而慌了。正常，我当年等你爸从部队回来也这样。”
也许吧。我这么告诉自己。
变故发生前没有任何预兆。那天是2026年3月23日，星期二。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我们学校期中考试刚结束，我批卷子批到很晚，接小满也迟了。回到家快七点，赶紧做饭。我妈腰疼犯了，在屋里躺着。
七点五十，小满自己搬了小凳子坐在电话前等着。八点整，手机准时响了。
“爸爸！”小满接通视频，把脸凑到屏幕前。
林海那边是下午一点，阳光很好，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白晃晃的。他坐在椅子上，穿着那件蓝色的保暖内衣——是我给他买的，穿了三年，领口都松了。
“小满今天在幼儿园干什么了？”他问，声音听起来有点哑。
“今天我们做手工了，我做了一个小房子，老师说可以送给爸爸当回家礼物。”
“真好看，等爸爸回去就把它摆在书桌上。”
他们像往常一样聊着。小满给他看今天做的手工，讲幼儿园小朋友的趣事。林海耐心地听着，不时点点头。一切都和过去一千多个夜晚一样。
直到小满突然说：“爸爸，你后面那些叔叔阿姨为什么不穿红衣服？”
我正坐在餐桌前整理试卷，听到这话抬起头。
屏幕里，林海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间。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太了解他，根本察觉不到。然后他笑了：“什么叔叔阿姨？”
“就是那些穿白衣服的呀，”小满用手指戳戳屏幕，“一、二、三、四、五个，五个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站在你后面呢。”
我站起来，走到小满身后。
视频画面里，林海坐在桌前，身后是中山站宿舍常见的浅绿色墙壁。乍一看没什么异常。但当我眯起眼睛仔细看——在画面边缘，林海左肩后方，门框旁边的位置，确实有一抹白色。
不是科考队的红色防寒服，也不是站里工作服的蓝色或灰色。是白色。医用白大褂的那种白。
那抹白色只露出很小一部分，大概是一只袖子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刻意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小满眼睛尖，孩子的注意力总是放在大人忽略的细节上。
“是站里的医生吧，”林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语调正常，甚至带着点笑意，“我这两天有点感冒，医生过来看看我。他们刚查完房，正要走呢。”
说着，他侧了侧身，朝身后看了一眼，又转回头来：“已经走了。小满眼睛真尖。”
我盯着屏幕。那抹白色不见了。
“爸爸你感冒了？”小满关心地问，“吃药了吗？”
“吃了，没事。南极感冒可麻烦，传染给别人就不好了，所以医生看得严。”
对话继续下去。小满又说了些幼儿园的事，林海答应给她带真正的企鹅玩偶——不是买的，是站里手巧的队员用羊毛毡自己戳的，特别逼真。
八点二十分，通话像往常一样结束。小满心满意足地去刷牙洗脸，准备睡觉。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暗下去的手机屏幕，没动。
“怎么了？”我妈从屋里出来，扶着腰，“小林感冒了？”
“啊？哦，他说是。”我回过神。
“南极那地方，感冒可不是小事，听说容易转成肺炎。不过站里有医生，应该没事。”
“嗯。”
我哄小满睡下，回到客厅，打开手机，翻出今晚的通话录像——从林海去南极的第一天起，我养成了录下每次通话的习惯。头一年是因为小满想爸爸时可以随时看，后来就成了习惯。
我找到今晚的录像，调到小满问白大褂的那个时间点。
8:07:23。
画面中，林海的笑容在女儿问出问题时有极其短暂的停顿。0.5秒，也许更短。然后他笑了，回答了。
我把画面放大，再放大，聚焦在他左肩后方的那抹白色。
暂停。放大到极限。像素开始模糊，但那确实是白色的织物，有布料的纹理。而且——我凑近屏幕——在那抹白色旁边，门框的阴影里，似乎还有另一道白色边缘。很淡，几乎和墙壁融为一体。
五个穿白大褂的人？
我退出全屏，看着手机主界面。时间是晚上十点半。南极那边是下午三点半。
我想了想，打开微信，找到林海科考队的同事王工的妻子。我们有个家属群，十几个人，平时不怎么聊天，主要发些通知。
“刘姐，睡了吗？”我打字。
过了一会儿，回复来了：“还没呢，孩子写作业磨蹭。怎么了小苏？”
“想问问，中山站那边，医务室医生平时查房，是穿白大褂吗？”
“白大褂？不清楚哎。怎么了？”
“没事，就随便问问。林海说有点感冒，医生去看他，穿的白大褂，我有点好奇南极那么冷，白大褂够暖吗。”
“这个真不知道。不过我老公上次视频时，我看到他们医务室好像穿的是蓝色刷手服，跟国内医院手术室那种有点像。白大褂可能也有吧，室内暖和，应该没事。”
蓝色刷手服。
我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有点凉。
“谢谢刘姐，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你也是。对了，他们快回来了吧？倒计时了，真不容易。”
“是啊，倒计时了。”
我放下手机，走到阳台上。三月北京的夜晚还冷，风刮在脸上有点疼。小区里路灯昏黄，几户人家还亮着灯。
林海身后的白色，如果不是医务人员的白大褂，那是什么？
也许是灯光反射？或者是挂在墙上的白色工作服？又或者，真的是医生，只是王工的妻子记错了？
都有可能。都解释得通。
可我脑子里反复回放林海那个瞬间凝固的表情。太熟悉了，结婚八年，我太熟悉他每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那是他紧张时的反应——虽然只有一刹那，虽然他立刻用笑容掩盖了过去。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进屋。小满已经睡熟了，抱着林海去年寄回来的企鹅玩偶。我给她掖了掖被角，关上台灯。
躺在床上，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还有四十七天。他在心里默数。
就四十七天了。三年都等过来了，不差这一个多月。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冰原上，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白。林海在很远的地方朝我挥手，我想朝他跑过去，腿却像陷在雪里，怎么也动不了。他身后站着几个人，也都穿着白色，和冰雪融为一体，几乎看不见。
我想喊他，却发不出声音。
醒来时是凌晨四点，枕头有点湿。
第二章 裂缝
我再也睡不着了。
轻手轻脚下了床，我来到客厅。凌晨四点的北京，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远处有早班公交车驶过的声音，轮胎摩擦路面，湿漉漉的。我坐在沙发上，重新打开手机，又看了一遍昨晚的录像。
这次我把屏幕亮度调到最高，盯着那抹白色。它出现在屏幕左上角，林海左肩后方，大概只占了画面的百分之二。我截了图，用编辑功能不断放大。像素越来越模糊，但能看出来，那确实是某种布料，有褶皱。在它旁边，门框的阴影里，还有另一道更淡的白色边缘。
五个穿白大褂的人？
小满说五个。孩子不会无缘无故数数，她一定是看到了五个，或者至少看到了好几个，才会说“一、二、三、四、五”。
我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南极中山站 医务室 照片”。出来的图片大多是官方新闻稿里的：整洁的医疗室，穿着蓝色或绿色刷手服的医生，仪器看起来很先进。我一张张翻过去，翻了三十多页，没有一张照片里的人穿着传统的白大褂。
南极科考站的医务室，为什么需要白大褂？他们在室内工作，站内有恒温系统，穿白大褂也许不奇怪。但为什么是五个？五个医护人员同时出现在林海的房间？只是感冒需要这么大阵仗？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也许是我多想了。林海感冒了，可能还有点严重，所以医生护士都来查看。南极那种极端环境，对健康监测肯定特别严格。五个白大褂——也许包括医生、护士、站里的健康管理员，甚至可能是来交流学习的其他国家科考队的医疗人员。
我试图用这些可能性说服自己。
天快亮时，我给林海发了条微信：“感冒好点了吗？多喝水，按时吃药。”
现在是南极时间上午九点，他应该已经起床了。按照惯例，他会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复——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下午五点。三年了，这个作息规律我摸得很清楚。
上午我有课，第一节就是语文。站在讲台上，我有点走神。下面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传来，朦朦胧胧的。板书时，我写错了一个字，有学生小声提醒：“老师，那个字少了一点。”
“哦，对，谢谢。”我擦掉重写，粉笔灰簌簌落下。
课间休息时，我躲在办公室储物间，又看了一遍昨晚的视频。这次我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林海身后的窗户。中山站宿舍的窗户，外面应该是冰雪景观，但昨天视频里，窗户是磨砂玻璃，而且——我暂停画面——玻璃上似乎有水汽凝结的痕迹。
南极那么干冷的地方，室内外温差大，窗户上有水汽是正常的。但这个想法一旦出现，就挥之不去。
“苏老师，你没事吧？”同事李老师探进头来，“脸色不太好。”
“没事，可能没睡好。”
“是不是快见到老公了，兴奋得睡不着？”她笑着打趣，“三年啊，真不容易。我家那位出差一周我都受不了。”
我勉强笑了笑。
下午五点零三分，林海的回复来了：“好多了，别担心。今天去冰芯库整理了样本，累但充实。小满今天怎么样？”
我盯着手机屏幕。他回避了“白大褂”的问题，也没有正面回答感冒的情况。
打字，删除。再打字，再删除。最后我只发了一句：“小满挺好，就是特别想你。你那边……一切都好吧？”
“都好，放心。还有四十六天。”
还有四十六天。
晚上八点，视频电话准时响起。小满照例抢着接：“爸爸！你感冒好了吗？”
“好多了，”林海在屏幕里笑。今天他换了件灰色毛衣，背景还是那个房间，但角度稍微调整过——他坐得离桌子更近，身后可看到的背景区域变小了。我注意到，窗户被一幅南极地图挂画挡住了大半。
“医生今天还来看你吗？”小满问。
林海顿了顿：“来了，量了体温，说没事了。”
“他们还穿着白衣服吗？”
“嗯，工作服。”林海回答得很自然，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小满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什么新歌？”
通话继续。我坐在小满旁边，仔细观察屏幕的每个角落。今天林海身后的背景很“干净”，除了那幅新挂的地图，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墙壁是统一的浅绿色，没有杂物，没有挂衣服的挂钩，连以前常出现在画面角落的暖气片也看不见了。
“你那幅地图是新挂的？”我装作随意地问。
“啊，对。前几天收拾东西翻出来的，就挂上了。怎么样，好看吗？”
“挺好的。”我说。
通话持续了十八分钟。结束后，我哄小满去睡觉，然后坐在客厅里，把今天和昨天的录像并排对比。
同样的房间，同样的角度，但背景陈设变了。昨天的视频里，林海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日历，是2025年的，上面有些手写的标注。今天日历不见了，换成了地图。昨天的视频里，门框旁边露出一点点白色。今天门框完全在画面外。
他在调整摄像头的范围。
这个认知让我后脊发凉。
“怎么了这是？”我妈端着杯热牛奶走过来，放在我面前，“这两天魂不守舍的。”
“妈，”我抬头看她，“你觉得林海……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不对劲？你指什么？”
我把手机递给她，指出那两个视频的背景变化。我妈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
“是有点不一样。不过男人嘛，收拾屋子换个布置也正常。南极待三年，闲得慌，挪挪家具什么的。”
“那白大褂呢？小满看见五个穿白大褂的人。”
“孩子的话哪能全信。小满才五岁，可能看花眼了。再说了，就算真有医生，那也说明站里重视小林的身体，好事。”
“可王工的媳妇说，站里医生穿的是蓝色刷手服，不是白大褂。”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把手机还给我：“梅子，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三年了，天天盼着，这眼看着要见着了，心里反而七上八下的。妈懂，当年你爸去云南支边两年，他回来前一个月，我也老做噩梦，总觉得要出什么事。结果呢，好好的。”
“可能吧。”我接过牛奶，没喝。
夜里十一点，我又给王工的妻子刘姐发了条微信：“刘姐，不好意思又打扰你。我想问问，你们家王工最近视频时，背景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房间里换了布置什么的。”
等了一会儿，刘姐回复：“你不说我还没注意，你这么一提，好像还真有。上周视频，老王身后那面墙上多了个中国结，红彤彤的，挺喜庆。他说是过年时站里搞活动做的，留作纪念。怎么了？”
“没事，就随便问问。林海那边也换了幅地图，我觉得挺好看的，想着要是站里统一发的，等林海回来我也挂家里。”
“应该不是统一的，老王那边没地图。可能各人喜好不同吧。”
“对了刘姐，王工最近身体怎么样？听说南极那边容易感冒。”
“老王身体壮得像头牛，去三年一次没病过。倒是听说他们站里有个队员，前阵子重感冒，差点转肺炎，在医疗室躺了好几天。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哦，那就好。”
我放下手机，手心有点出汗。
中山站如果有队员重感冒，医疗室应该很忙。但林海说只是“有点感冒”，却有五个医护人员同时出现在他房间？
要么他在撒谎，要么刘姐听说的“重感冒队员”就是林海。
我翻出科考队家属群的聊天记录。这个群平时很安静，只有逢年过节时互相问候，或者队里发来集体照片时，大家会讨论一下。我往上翻了很久，找到今年元旦时发的一张集体照。
照片上，二十多名队员站在中山站主楼前，举着“新年快乐”的横幅。林海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笑着。我放大照片，仔细看每个人的脸。林海看起来有点瘦，但精神不错。他旁边的王工搂着他的肩，两人都在笑。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照片里所有队员都穿着统一的红色科考防寒服。而在队伍最右侧，靠近站门的位置，站着两个穿蓝色制服的人——那是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白大褂。
我把照片保存下来，又继续翻。找到去年夏天的一张工作照，是队员们在冰盖上钻取冰芯。林海弯着腰操作机器，只拍到侧脸。照片背景是茫茫冰原，天空蓝得发黑。
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证明林海确实在南极，确实在中山站。证明至少到今年元旦，他还好好的。
也许真的是我多心了。
我放下手机，揉了揉太阳穴。三年，一千多个日夜的等待，也许已经把我的心磨得太敏感，太脆弱。任何一个细微的异常，都能被我放大成一场灾难。
去浴室洗了把脸，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三十四岁，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藏着几根白丝。这三年，我老了。林海也老了。我们在视频里看着彼此一点一点被时间改变。
“就四十六天了，”我对着镜子说，“别瞎想。”
接下来的三天，一切如常。
林海的电话每晚八点准时响起。他看起来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感冒似乎真的好了。背景还是那个房间，地图还挂在墙上。我再没看到任何白色的影子。
小满开始做倒计时日历，每天早晨撕掉一页。“还有四十三天！”她举着日历跑到我床边，“妈妈，爸爸回来那天，我们能不能去机场接他？”
“当然能，我们一起去。”
“那我要穿最漂亮的裙子！”
第四天晚上，通话进行到一半时，小满突然说：“爸爸，你背后那个亮亮的东西是什么？”
林海愣了一下，没回头：“什么东西？”
“就那个，一闪一闪的，红色的。”小满指着屏幕。
我凑过去看。在林海身后的墙壁上，地图的右下角边缘，有一个很小的红点，规律地闪烁，每秒钟一次。
“哦，那个啊，”林海笑了，“是烟雾报警器的指示灯。站里前段时间统一检查消防设施，新换的。”
“它为什么闪呀？”
“提醒人们它工作正常。好了，别管那个了，你今天在幼儿园……”
通话继续。但我盯着那个红点，直到通话结束。
烟雾报警器的指示灯，通常是绿色的。我查了一下手机，确实有红色指示灯的型号，但比较少见。更主要的是——之前视频里，那个位置没有这个红点。
要么是新装的，要么是之前被挡住了。
当晚，等小满睡了，我做了件有点疯狂的事：我把过去一个月所有的通话录像都找出来，一帧一帧地对比林海身后的背景。
一百多段视频，每个平均二十分钟。我从晚上十点看到凌晨三点。
发现如下：
- 从三个月前开始，林海房间的背景就在缓慢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变化。先是日历上的手写备注消失，然后日历本身不见了，换成地图。接着，原本放在桌角的一个企鹅摆件不见了。之后，墙上的插座面板颜色从白色换成了浅灰色。
- 大约两个月前，林海在视频里开始更频繁地咳嗽。每次咳嗽时，他会侧过身，或者用手捂住嘴。当时他说是“南极干燥，嗓子不舒服”，我信了。
- 一个月前，有三次通话中途，林海说“有人敲门，我去开一下”，然后离开画面半分钟到一分钟。回来时，他会整理一下衣领，或者摸一下鼻子。
- 小满发现白大褂的那天晚上，是第一次出现明显的“异常物体”。
- 那个红色指示灯，是四天前第一次出现。
我把这些发现记在纸上，看着那些字，手指发凉。
如果单独看任何一点，都可以解释。加在一起呢？
凌晨三点半，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拨通了一个电话。是打给科考队国内联络处的值班电话。这个号码是家属紧急联络用的，三年来我从没打过。
铃声响了六下，接通了。
“您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没睡醒的含糊。
“您好，我是中山站科考队员林海的家属，我叫苏梅。”
“哦，林工家属。您好您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林海在站里……最近身体还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林工的身体状况，站里医疗组会定期向家属通报的。上次通报是在两周前，显示各项指标正常。如果您有特别关切，我们可以向站里询问，但南极现在已经是深夜，可能要明天才能回复。”
“两周前通报正常……”我重复道。
“是的。所有队员每月都有一次健康简报发回国内。林工的简报一直很正常。”
“那……最近站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比如，有没有队员生病需要特别护理？”
“这个……”对方顿了顿，“如果有影响全站的紧急医疗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家属。目前没有接到此类通知。苏女士，您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就是……有点担心。他快回来了，我反而更紧张了。”
“理解理解。三年确实不容易。这样，我明天一早就联系中山站，让林工给您回个电话，或者至少让医疗组更新一下健康简报，您看行吗？”
“不用不用，别打扰他工作。我就是……确认一下就好。谢谢您。”
挂断电话，我坐在黑暗里，手在发抖。
官方说林海健康正常。
那五个白大褂是什么？红色指示灯是什么？背景的变化是什么？
要么是官方在隐瞒什么，要么是林海在隐瞒什么，要么——是我疯了。
凌晨四点，我收到了林海发来的微信。这个时间，南极是上午九点，他通常刚开始工作。
“刚看到你昨晚发的消息，说想我想得睡不着？我也想你。别太担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去，好好补偿你们娘俩。爱你。”
这条微信的发送时间，是南极上午九点十五分。
但我记得，昨晚通话时，他说今天要去野外采样，早上六点就得出门，来回要一整天。野外采样时，中山站周边的某些区域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更别说微信了。
除非他今天没去野外。
或者，他现在根本不在野外采样会去的地方。
我盯着那条微信，直到屏幕自动熄灭。
窗外的天开始泛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小满的倒计时日历上，还剩下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
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又在怀疑什么？
手机突然震动，是刘姐发来的微信：“小苏，你睡了没？”
“还没。怎么了刘姐？”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的心提了起来：“您说。”
“我家老王……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不是视频，是语音电话。他说卫星视频系统在检修，这几天只能用语音。”
“然后呢？”
“然后我听着他声音不太对劲，就随口问了句，你们站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穿白大褂的医生多不多。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我盯着屏幕，手指冰凉。
“他说：‘什么白大褂？站里医生都穿蓝色。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就说是听其他家属说的。老王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你看错了，或者记错了。南极这边一切都好，别瞎想。’然后就挂了。”
“他挂了？”
“嗯，挂得特别急。而且……他以前从没这样过。”
我和刘姐的对话窗口上方，“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闪烁了很久，最后发来一行字：
“小苏，你说……他们会不会根本没在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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