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天早上，我五点就醒了。
厨房的窗户透着灰蒙蒙的光，我轻手轻脚地淘米、加水，把电饭煲的按钮按下去。粥要熬得久一点才香，闺女小时候就爱喝我熬的这口粥，米油都熬出来了，黏糊糊的，她能喝两大碗。
客厅的挂钟指向六点半时，老伴儿也起来了。她推开厨房门，看见我在灶台前站着，愣了一下。
“起这么早？”
“睡不着。”我把切好的咸菜丝装进碟子，“孩子们说几点到？”
“说是十点前。”老伴儿走到我身后，打开冰箱看了看，“对了，闺女昨天打电话，说伟明开了辆七座车来，能坐得下。”
我“嗯”了一声，继续摆弄那些碗碟。
伟明是女婿，在开发区一家外企当经理，去年换了辆新车。闺女在电话里提过一嘴，说是什么SUV，空间大。我没问具体型号，问了也记不住。
“你把那件新衬衫换上。”老伴儿又说，“就是过年孩子们给买的那件，浅灰色的。”
“穿那干啥，又不是外人。”
“让你穿你就穿，”老伴儿的语气硬了些，“好不容易聚一次，别穿得跟平时似的。”
我没接话。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热气顶得锅盖轻轻颤动。
八点钟，门铃响了。
我正端着粥往餐厅走，手一抖，差点洒出来。老伴儿已经小跑着去开门了，声音里带着笑：“来了来了！”
先进来的是小孙子磊磊，六岁，背着个恐龙书包，一进门就喊：“爷爷奶奶！我来了！”
“哎哟，磊磊！”老伴儿蹲下去抱他，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
接着是闺女和女婿。闺女手里拎着两个礼盒，一进门就放鞋柜上了。她今天穿了件米白色的连衣裙，头发烫过了，卷卷的披在肩上。我记得她小时候头发又黑又直，总扎个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爸，”闺女看见我，笑了笑，“这么早就做饭了？”
“熬了点粥，”我说，“还没吃早饭吧？”
“在车上吃过了。”女婿伟明接过话，他今天穿了件POLO衫，领子立得挺挺的，“磊磊非要在麦当劳吃早餐。”
我心里那锅粥突然就凉了半截。
“坐，都坐。”老伴儿招呼着，转身去拿杯子倒水。
客厅一下子热闹起来。磊磊从书包里掏出个玩具车，在地板上推来推去，嘴里发出“呜呜”的引擎声。闺女和女婿在沙发上坐下，开始聊起最近的工作。闺女在银行，说最近业务压力大；女婿说他们公司可能要裁员，中层干部也得优化。
我站在餐厅和客厅交界的地方，忽然不知道手脚该往哪儿放。
“爸，你别忙了，”女婿抬头看了我一眼，“坐下歇会儿。”
“粥还热着，”我说，“再喝点？”
“真吃不下了，”闺女摆摆手，“早上那汉堡挺实在的。”
我点点头，转身回了厨房。锅里的粥还在保温状态，稠稠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我用勺子搅了搅，米香混着水汽扑到脸上。
九点半，儿子一家也到了。
儿子是自己开车来的，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楼下车位里。儿媳牵着小孙女圆圆进来，三岁的小姑娘有点怕生，躲在她妈腿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
“圆圆，叫爷爷。”儿媳轻声说。
小姑娘眨巴着眼睛，不吭声。
我蹲下身，从口袋里摸出颗糖——早上特意去小卖部买的，水果硬糖，用彩色的糖纸包着。我递过去，圆圆看看糖，又看看她妈，这才伸出小手接过去。
“谢谢爷爷。”儿媳替她说。
儿子最后一个进门，手里提着箱牛奶。“爸，妈，”他打了个招呼，把牛奶放地上，“路上堵了会儿。”
“没事没事，快进来。”老伴儿又忙活起来。
现在家里有八口人了。沙发坐不下，儿子从餐厅搬了两把椅子过来。大人们坐了一圈，孩子们在客厅空地上玩。磊磊要给圆圆展示他的玩具车，圆圆不肯离开妈妈身边，两个孩子僵持着，磊磊急得脸都红了。
“今天去哪儿来着？”儿子问。
“植物园，”闺女说，“磊磊学校要求写观察日记，正好带他去看看。圆圆也喜欢花花草草的吧？”
儿媳笑着点头：“她最爱看花。”
“那行，一会儿就出发，”女婿看了看表，“十点前到，人还能少点。”
老伴儿起身去房间拿包。我跟着站起来：“我也去换个衣服。”
其实我那件浅灰色衬衫早就穿在身上了。回到卧室，我对着衣柜镜子照了照，领子有点皱，我用手捋了捋，没捋平。镜子里的老头满头白发，背有点驼，衬衫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孩子们买的时候大概按我以前的尺码买的，可这两年，我又瘦了些。
客厅传来大家的笑声，不知道谁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我站在卧室里，突然觉得这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朦朦胧胧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等我再出去时，大家已经准备出门了。老伴儿在玄关换鞋，闺女在给磊磊整理衣领，女婿拿着车钥匙在手里转。
“走吧，”儿子抱起圆圆，“车停楼下，咱们两辆车正好。”
就在这时，闺女转过头，很自然地看向我，说了一句我后来在无数个夜里反复回想的话。
她说：“爸，车不够坐，您不用去了。”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常，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她说完就继续低头给磊磊系鞋带，手指灵活地打了个结。
我站在原地，脚像被钉在了地板上。
客厅里的说话声还在继续，儿媳在问圆圆要不要带水壶，儿子在说停车场的位置。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觉得那句话有什么不对。
老伴儿换好了鞋，直起身，看了我一眼。我们的目光碰了一下，她就移开了，转身去拿挂在墙上的遮阳帽。
“那……”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我在家等着。”
“嗯，你中午自己热点饭吃，”闺女终于系好了鞋带，站起来，“冰箱里还有剩菜。”
她说完就拉开门，磊磊第一个冲出去，咚咚咚地跑下楼。其他人也跟着往外走，女婿、儿子、儿媳、小孙女，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老伴儿走在最后，她出门时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门关上了。
关门的声音不重，就是平常的那种“咔哒”一声。但那一刻，我觉得那声音特别响，响得我耳膜都震了一下。
我站在玄关，看着紧闭的房门。从门上的猫眼透进来一点点走廊的光，形成一个微弱的光圈。楼下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一辆，又一辆。然后声音渐渐远了，消失了。
整间屋子突然安静下来。
那种安静是有重量的，沉甸甸地压下来，压得人胸口发闷。我慢慢走回客厅，沙发上还留着人坐过的凹陷，茶几上摆着几个用过的水杯，杯沿上有淡淡的口红印——是闺女的。
地板上，磊磊的玩具车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轮子朝上。
我在沙发上坐下，坐的就是闺女刚才坐的位置。垫子还是温的。我盯着对面墙上的全家福，那是五年前拍的，磊磊那时候还抱在怀里，圆圆还没出生。照片上所有人都笑着，我站在最中间，老伴儿挨着我，孩子们围在两边。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分针跳了一格。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电饭煲还亮着保温灯，那锅粥还在里面。我打开锅盖，热气扑上来，糊住了我的眼镜片。我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然后我做了一件后来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我拿起勺子，舀了满满一勺粥，送进嘴里。粥已经熬过头了，太稠，糊在嗓子眼里，咽下去的时候有点费劲。但我还是一勺一勺地吃，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一个人，吃完了整整一碗粥。
碗见底的时候，我看了眼钟：十点二十。
他们应该已经到植物园了。今天天气好，周末，人肯定多。磊磊会拉着闺女的手，蹦蹦跳跳地看各种植物；儿子会给圆圆讲解，虽然三岁的孩子也听不懂什么；女婿可能会拿着手机拍照；老伴儿会跟在后面，时不时提醒孩子们注意安全。
而我，我在家。
“您不用去了。”
闺女的声音又在我脑子里响起来。不是恶意的，甚至不是刻意的，就是那么自然而然，顺口一说。好像这件事根本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商量，理所当然。
我放下碗，走到阳台上。我养了几盆花，茉莉、栀子，还有一盆三角梅。都是普通的花，好养活。我拿起喷壶，给花浇水。水珠落在叶子上，滚来滚去，最后掉进土里，消失不见。
浇到第三盆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我忽然想起，这盆栀子花是闺女上大学那年买的。她说栀子花香，放在阳台上，整个屋子都是香的。那时候她还在本市读书，每周都回家，一进门就喊：“爸，我回来了！”然后跑到阳台看看她的花。
后来她工作了，结婚了，有孩子了。花还是这些花，我每年按时浇水、施肥、修剪。只是她不再来看花了。
喷壶里的水漏出来，滴在我拖鞋上。我放下喷壶，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皮肤松松的，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
我转身回到客厅，在电话机前站了一会儿。那部老式座机还是二十年前的款式，白色的机身已经泛黄。我拿起听筒，又放下。
打给谁呢？说什么呢？
说“你们怎么不让我去”？说“我觉得难受”？
六十多岁的人了，说这些，矫情。
我慢慢走回卧室，在床边坐下。床头的柜子上摆着另一个相框，是我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黑白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她扎两条辫子，我穿着中山装，两个人并排坐着，表情严肃，但眼睛里都是光。
照片是1978年拍的。四十八年了。
我伸出手，用袖子擦了擦相框玻璃上的灰。其实没有灰，我每天都会擦，但就是习惯了这个动作。
窗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楼上有人在弹钢琴，断断续续的音符飘下来。世界还在正常运转，只有我的时间，在这一刻，卡住了。
我站起来，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衣服，最下面压着个布包。我把布包拿出来，放在床上，打开。
里面是一些旧东西：我的退休证，几张存折，身份证，户口本，还有一本棕红色的房产证。
我拿起房产证，翻开。户主那一栏，写着我的名字：林国栋。
这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七十平米，两室一厅。1995年分下来的，那时候闺女十岁，儿子七岁。我们搬进来那天，两个孩子高兴得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跑来跑去，笑声能把屋顶掀翻。
三十一年了。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布包，重新系好带子。然后我换了身衣服——就是平时穿的那种，旧的短袖衬衫，深蓝色的裤子。从衣柜里拿出个小旅行袋，往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套洗漱用品。
收拾这些只用了十分钟。
我提着旅行袋走到玄关，换鞋。低头系鞋带时，我看见鞋柜边上靠着把长柄雨伞，伞尖已经有些磨损了。我想了想，把伞也拿上了。
最后，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
客厅的窗帘没有拉开，光线昏暗。沙发、茶几、电视柜，每一样东西我都熟悉得闭着眼都能摸到。餐桌上还摆着那碟没动过的咸菜丝，白白细细的，在碟子里堆成个小山。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关门的时候，我特意放轻了动作。“咔哒”一声，很轻。
但我知道，这一次，和刚才那一次，不一样了。
第二章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人修。我摸着黑下楼，脚步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响，一声，又一声，像有人在后面跟着。
到了一楼，推开单元门，夏天的阳光“哗”地一下泼过来，刺得我眯起眼。上午十点多的太阳已经有点毒了，晒在胳膊上，热辣辣的。
我站在楼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旅行袋不重，就几件衣服，但我提着它，觉得手腕发酸。楼前的空地上停着几辆车，都不是我们家的。那棵老槐树还在那儿，树干粗得我一个人抱不过来，树冠撑开一大片阴凉。树底下有几个石凳，夏天晚上，邻居们常坐在那儿乘凉、聊天。
我也常来。和老张、老李，几个退休的老头，摇着蒲扇，说说儿女，说说菜价，说说以前厂里的事。但今天早上，石凳上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啄食地上的面包屑。
“老林，出门啊？”
我转头，看见隔壁单元的陈阿姨提着菜篮子回来，篮子里装着芹菜、西红柿，还有块豆腐。她今年也该七十了，头发全白了，但染得乌黑，梳得整整齐齐。
“啊，出去一趟。”我说。
“这么热的天，还出远门？”她走近了，打量着我手里的旅行袋。
“不远，就……走走。”
陈阿姨“哦”了一声，但眼神里还有疑问。我们这栋楼里没什么秘密，谁家孩子回来了，谁家吵架了，不出半天，全楼都知道。我怕她多问，赶紧点点头，提着袋子往小区门口走。
身后传来陈阿姨的声音：“慢点走啊，天热……”
我没回头，抬起手挥了挥。
小区门口有个公交站，我走到站牌下，抬头看路线。阳光太亮，站牌上的字模糊成一片。我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76路，到老城区。216路，到火车站。139路，到长途汽车站。
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等车的人换了好几拨，只有我还站在那儿，像个钉子，钉在站牌底下。
最后，76路车又来了，车门“嗤”一声打开。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墨镜，朝外看了一眼：“老师傅，上车吗？”
我抬脚，踩上踏板。
“去哪儿？”司机问。
“终点站。”我说。
“两块。”司机指了指投币箱。
我摸出两个硬币，叮当两声扔进去。车厢里人不多，有几个空座。我走到后面，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旅行袋放在腿上，沉甸甸地压着。
车开了，晃晃悠悠的。窗外的风景慢慢往后移，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那家开了二十年的包子铺，老板娘正在门口擦桌子；理发店的旋转灯筒还在转，红蓝白三色；修自行车的老刘蹲在摊子前，给人补胎。
这些景象，我看了几十年。每天早晨去买菜，傍晚去散步，走的就是这些路。闭着眼睛，我都知道哪个路口有棵歪脖子树，哪个巷口有家粮油店。
可今天坐在车上看着，忽然觉得陌生。像在看别人的生活，热闹是他们的，我像个隔着玻璃的看客。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老伴儿发来的微信。她学会用微信也就这两年，打字慢，经常发语音。但这条是文字：
“我们到植物园了。你吃饭了吗？”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说吃了，那碗粥确实吃了。说没吃，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吃了顿冷清的饭。
最后我回：“吃了。”
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你们玩。”
发完，我把手机塞回口袋，转头继续看窗外。车已经开出我们那片了，到了新区。这边都是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亮得晃眼。商场门口，年轻人进进出出，手里捧着奶茶，说说笑笑。
我想起闺女年轻时候也爱喝奶茶。那会儿还没这么多花样，就是珍珠奶茶，五块钱一杯。她总让我下班时给她带一杯，要热的，多糖。后来她长大了，自己赚钱了，喝的东西越来越贵，二三十一杯，名字我也记不住。再后来，她就不让我买了，说我买的不对，不是她要的那个牌子。
车在一个大站停下，上来一群人。有个老太太挤到我旁边的空位坐下，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袋口露出几根葱叶子。她喘着气，拿手帕擦汗。
“这天热的，”她自言自语似的说，“真要命。”
我没接话，只是往窗边又靠了靠。
车子继续开。老太太从布袋里掏出个水杯，拧开喝了一口。是那种老式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红色的“先进工作者”，漆都快掉光了。
“您这是去哪儿啊？”她突然问我。
“终点站。”我说。
“哟，那可远，”老太太说，“得一个多钟头呢。”
“嗯。”
“看亲戚？”
“……嗯。”
老太太看我没什么聊天的意思，也就不说话了，把水杯收回布袋，抱着布袋，开始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花白的头发跟着颤。
我重新看向窗外。车子已经上了高架，两边是快速后退的楼房、工地、远处的山。天很蓝，云很少，太阳明晃晃地挂在那儿，不管不顾地晒着。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闺女。
“爸，磊磊看到一只特别大的蝴蝶，蓝色的，可漂亮了。”
下面附了张照片。点开，磊磊站在一片花丛前，举着个捕虫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闺女只拍了孩子，但我能从照片一角，看到女婿的胳膊，和半只女士遮阳帽——那是老伴儿的帽子。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磊磊的T恤上有道黑印子，可能是玩的时候蹭的。他的左鞋鞋带开了，散在地上。
我想回复“鞋带开了，给他系上”，但打了几个字，又删了。他们就在孩子身边，能看到。我提醒，多余。
最后我只回了个大拇指的表情。
放下手机，我觉得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被晒得发烫，贴着额头，热乎乎的。我闭上眼睛。
眼前却不是黑的，而是晃动着很多画面。像老电影，一帧一帧，放得很快。
闺女小时候，我骑自行车送她上学。她坐在后座，小手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背上。路上有坑，车子颠了一下，她“啊”地叫一声，然后咯咯地笑。到了校门口，她跳下车，冲我挥手：“爸爸再见！”然后蹦蹦跳跳地跑进学校。那时候她多大？八九岁吧，扎两个羊角辫，辫梢上用红毛线缠着。
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紧张得说话都结巴。那姑娘文文静静的，吃饭时给我夹菜。老伴儿在厨房偷偷跟我笑，说这姑娘不错。后来他们结婚，在酒店摆酒。我穿着西装，站在台上讲话。稿子是闺女帮我写的，我背了好几天。可真的站上去，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脑子一片空白。最后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手心里全是汗。
还有磊磊出生那天。我在产房外等了一夜，天快亮时，护士抱出来个小包裹，说：“六斤二两，男孩。”我凑过去看，小家伙脸皱巴巴的，闭着眼，小手攥成拳头，放在脸旁边。那么小，那么软，我都不敢碰。
后来他长大了，会爬了，会走了，会喊“爷爷”了。我把他架在脖子上，在客厅里转圈。他笑得口水都流出来，滴在我头发上。老伴儿在旁边喊：“慢点！别摔着！”
那些日子，稠得像糖浆，黏糊糊的，甜得发腻。可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呢？
是闺女结婚后搬出去？是儿子有了孩子，来得越来越少？还是我退休后，每天守着这个空荡荡的家，看着时间一点点漏掉？
不知道。就像一锅粥，开始是香的，熬着熬着，就糊了。糊味是一点点渗出来的，等你闻到时，整锅已经不能要了。
“终点站到了啊，终点站到了。”
司机的喊声把我惊醒。我睁开眼，发现车子已经停了，车厢里只剩下我和那个打盹的老太太。老太太也醒了，迷迷糊糊地拎着布袋站起来。
“老师傅，到了。”司机又喊了一声。
我赶紧提起旅行袋，跟着老太太下车。
车门在身后关上，车子开走了，扬起一阵尘土。我站在路边，环顾四周。这里是老城区的最东边，再往前就是城乡结合部。路不宽，两边是些老房子，墙皮斑驳，露出里面的红砖。有些房子墙上用白粉笔写着“拆”字，圈了个圈。
空气里有股味道，灰尘味，还有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烧秸秆的烟味。
我沿着路慢慢走。太阳正当头，晒得人头皮发烫。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刺得睁不开。我拿袖子擦了擦，继续走。
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电动车“嗖”地过去，骑得飞快。路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口挂着个褪色的招牌：“烟酒饮料”。
我走进去，老板娘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听见动静，她抬起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睡眼惺忪。
“买什么？”
“拿瓶水。”我说。
冰柜在墙角，我拉开玻璃门，冷气扑出来。里面摆着各种饮料，花花绿绿的。我拿了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走到柜台。
“两块。”老板娘说。
我掏钱的时候，她盯着我手里的旅行袋看：“旅游啊？”
“不是。”
“哦。”她没再多问，接过钱，扔进抽屉。
我拧开瓶盖，站在店门口喝了一大口。水是冰的，顺着喉咙流下去，凉到胃里。舒服了点。
“这附近有能住的地方吗？”我又问。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旅馆啊？往前走到路口，右拐，有个‘如意旅馆’，招牌挺大的，能看见。”
“谢谢。”
我提着水和旅行袋，继续往前走。到了路口，右拐，果然看见“如意旅馆”的招牌，白底红字，竖在二楼外墙。楼下是个五金店，卷帘门半开着。
旅馆的入口在侧面，一个窄窄的楼道，墙上贴满了小广告。我踩着楼梯上去，木头楼梯吱呀作响。二楼是个小厅，摆着张桌子，后面坐了个老头，正看电视。电视是那种老式的大脑袋，屏幕上雪花点“滋滋”地闪。
“住店？”老头转过头，脸上皱纹很深，像干裂的树皮。
“嗯。”
“多少钱的？”
“最便宜的。”
“八十，没窗户。一百二，有窗户。”
“要个有窗户的吧。”
老头从抽屉里拿出个本子，推过来：“登记一下。”
我翻开本子，是那种硬壳的登记簿，纸页发黄。拿起夹在里面的圆珠笔，笔芯快没油了，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我写下名字：林国栋。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从哪儿来。到哪儿来。
写到“到哪儿来”时，我停了一下。然后写下：探亲。
老头接过本子看了一眼，也没细究，从墙上摘下一把钥匙，铁钥匙，拴着个塑料牌，牌子上写着“203”。
“二楼，最里头那间。押金一百，退房时还。”
我数了两百二十块钱给他。他接过去，对着光看了看，然后拉开抽屉，扔进去。抽屉里乱七八糟的，有钱，有烟，有打火机，还有半包瓜子。
“厕所在走廊尽头，洗澡的热水晚上七点到十点。”老头说完，又转回去看电视了。
我拿着钥匙，找到203房间。开门，一股霉味混着消毒水味冲出来。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墙上挂着台小电视。窗户开着，但外面是另一栋楼的墙，离得很近，只能看见一线天。
我把旅行袋放在椅子上，走到窗边。从这窄窄的缝隙看出去，天是长条状的，灰蒙蒙的。有只麻雀落在对面楼的窗台上，蹦了两下，又飞走了。
床上铺着蓝白格的床单，洗得发白，有些地方起了毛球。我坐在床沿，床垫很软，一坐就陷下去。我盯着对面墙上的一块水渍，形状像地图，边缘泛黄。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儿子。
“爸，晚上我们在外面吃，圆圆说想吃披萨。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们。”
我没回。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了一条：“您要无聊，就去楼下找老张下棋。”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躺下去，盯着天花板上的一盏吸顶灯。灯罩是塑料的，已经发黄了，里面有个死虫子，黑黑的一小点。我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窗外的光线慢慢斜了，那线天从亮白变成橙黄，又变成暗蓝。走廊里有人走动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水龙头放水的声音。楼下五金店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下来，锁住了。
我躺在陌生的床上，闻着陌生的味道，想着家里那锅现在应该已经凉透了的粥，想着玄关鞋柜边那把磨损了伞尖的长柄雨伞，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推开门，家里还是空的，安静得像一座坟。
然后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股肥皂味，廉价的那种，刺鼻子。
外面，天完全黑了。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楼下五金店的卷帘门声吵醒的。
“哗啦啦——哐当！”
声音大得像在耳朵边上打雷。我睁开眼，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才想起自己在哪里。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窗外是陌生的、灰扑扑的晨光。
摸出手机看时间，六点十分。有三条未读微信，都是昨晚的。
老伴儿：“你晚上吃的什么？”
闺女：“爸，磊磊的观察日记写完了，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签了哈。”
儿子：“我们到家了，您睡了吗？”
我一条都没回。现在更不想回了。
坐起来，腰有点酸。这床太软，睡得人浑身不得劲。我下床，拉开旅行袋，拿出毛巾牙刷，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洗漱。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有股铁锈味，黄黄的，要放一会儿才变清。
镜子里的老头眼睛浮肿，头发乱糟糟的。我用手沾了点水，把头发捋了捋，没什么用，该翘的还是翘着。
回到房间，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然后从袋子里掏出昨天买的面包——昨晚实在不想下楼，在楼下小卖部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塑料袋包装，干巴巴的。我撕开包装，咬了一口，在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不是微信，是电话。屏幕上跳动着“老婆子”三个字。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它跳啊跳，像颗不安分的心脏。铃声是默认的那种，单调，刺耳，在小小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响。
响了七八声，停了。
我松了口气，继续啃面包。可还没啃两口，又响了。还是她。
这次我接了。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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