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整理旧书，翻出高中时记的一本诗集，纸页已经黄得发脆，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八个字：“不为俗屈，不与时争”。那时候总觉得，文人风骨是书里写的、戏里唱的，是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豪言壮语，直到后来被生活磨了几十来年，才懂得“风骨”的分量——重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扛不起来。
最早读懂“风骨”两个字，是读陶渊明。一开始总觉得他是个躲在山里种菊花的闲散老头，有点避世，甚至有点矫情。后来才知道，他当彭泽县令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几个孩子饿得直哭，这个能领俸禄的县令职位，是他辗转多年才求来的饭碗。可就因为郡里的督邮来视察，下属提醒他要束带整装，恭恭敬敬去迎接，他当场就把官印封好，扔在了桌上，转身走了。
搁到现在，太多人会说他傻：不就是低个头、陪个笑吗？饭碗都不要了？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是他不饿，是他心里有比吃饭更要紧的东西：他的腰，只能为南山的云弯，为篱下的菊弯，绝不能为了一口饱饭，给看不起的人弯下去。
后来他在山里种地，种得“草盛豆苗稀”，穷到冬天没厚被子，酒也喝不上了，可还是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那时候就想，换作是我，我能做到吗？上有老下有小，丢了工作全家都要喝西北风，大概率是做不到的。我会整理好制服，陪着笑去见督邮，回来之后躲在屋里骂两句娘，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活着的。
如果说陶渊明的风骨，是不向世俗低头，那么朱自清先生的风骨，就是不向强权屈膝。
中学时读《背影》，总觉得他是个温温柔柔的文人，连看到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背影，都能红了眼眶。可就是这样一个文人，在晚年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瘦得只剩七十多斤，连喝口粥都要吐的时候，却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声明上，一笔一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时候物价飞涨，一袋美国面粉，就能让他吃上饱饭，就能缓一缓要了他命的胃病。可他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不是不怕死，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拿笔的文人，不能丢了民族的骨气。临死前，他还撑着最后一口气叮嘱家人，自己签了声明，绝对不能买政府配给的美国面粉。
我每次读到这段，都鼻子发酸。人们总说，生死面前，什么都是小事。可朱先生把骨气，看得比生死还重。换作是我，我能做到吗？大概率是做不到的。我会安慰自己，先活下来再说，别的都不重要——也就是这样，我们被一点点的磨掉了棱角。
还有陈寅恪先生。以前我总觉得，风骨是要拍案而起，是要骂出声来的，可陈先生的风骨，是沉默里的坚守，是黑暗里不肯灭的灯。
他一生都在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建国后，有人请他出来做官，给了他极高的职位和待遇，他全拒绝了，说自己只想做学问。后来他双目失明，腿也摔断了，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还是靠着口述，让助手记录，写完了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不懂，一个失明的老人，为什么要拼了命给一个明末的妓女写传？因为他在柳如是身上，看到了自己守了一辈子的东西：哪怕身处乱世，哪怕身份卑微，也绝不随波逐流，绝不丢掉自己的气节。
特殊年代里，他被批斗，家被抄了，珍藏一辈子的书被烧了，连躺在病床上，都要被人拉去批斗。可他到死，都没有写过一份违心的检讨，没有说过一句软话。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最后已经说不出话了，可还是用眼神告诉她们，不要怕，不要低头。
这样的人，是真的把风骨刻进了骨头里。换作是我，我能做到吗？大概率是做不到的。我会害怕，会妥协，会为了少受点苦，说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我们都是普通人，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害怕，太多的身不由己。
所以每次读这些故事，我都觉得心里发烫，又有点惭愧。
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太容易妥协了。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给不喜欢的领导陪笑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说违心的话；为了过得舒服一点，一点点磨掉自己的棱角，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圆滑的球。我们有太多的借口：生活太难了，要吃饭，要养家，没办法。
是啊，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说扔饭碗就扔饭碗；做不到像朱自清那样，宁可饿死也不低头；做不到像陈寅恪先生那样，一辈子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半步都不肯退让。
可我总觉得，哪怕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心里也该留着这么一点东西。留着对风骨的敬畏，留着对干净灵魂的向往。
比如，在所有人都趋炎附势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跟着讨好；在所有人都昧着良心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沉默；在生活给我们一巴掌的时候，我们可以哭，可以难过，但绝不能跪下。哪怕只是守住这一点点的底线，也是对那些风骨的致敬。
那天晚上，我给那本旧诗集重新包了封皮，扉页上那八个歪歪扭扭的字，隔了这么多年，还是如此的清晰。
我知道，我这辈子，大概率成不了那样有风骨的文人。可我愿意一辈子，都朝着那个方向走。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要心里的那盏灯还亮着，人就不会折了腰，丢了魂。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