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不愿进厂打螺丝，不少人宁愿在网络上寻求出路也不想守着流水线，整体消费持续低迷，在这种局面下大规模放水，就像给80岁的老人吃壮阳药，经济不仅没法被刺激起来，反而会推高通胀，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很多人觉得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人口多的红利，可事实并非如此，非洲人口数量同样庞大，2025年非洲人均月收入却仅有100元左右，这足以说明，人口红利从来不是单纯的人数多，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优势。
在经济学划分里，25到64岁身强力壮、能工作创造价值，同时有消费和储蓄需求的群体，是核心生产者；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主要进行消费的群体，属于纯消费者。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黄金比例，关键指标就是抚养比。从80年代起，年轻劳动力占比持续攀升，2015年达到峰值136%，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个需要供养的消费人口，对应136个干活的生产者，直白来说就是一对夫妻能轻松养活两位老人和一个孩子。这个比例全球鲜有国家能企及，即便最接近的日本也仅达到125，再叠加中国14亿的人口体量，释放出的能量足以撼动全球供应链。
而这个黄金比例的形成，从经济层面看，是当年计生政策带来的跨时空套利。一方面彼时老年人口数量没有激增，另一方面政策使得新生儿数量减少，大幅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负担。
再加上当时消费需求相对单一，年轻人的收入大量存入银行，转化为低息贷款，支撑起了全国的基建和城市建设，但这种套利是有代价的，当年减少的出生人口，本该成为如今的消费和接盘主力，如今这部分群体缺失，当年的发展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当代人身上。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二个核心原因，是城乡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2.6亿农民工形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工厂招工永远有排队的求职者，这份工作嫌工资低不愿做，后面立刻有人接替，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三十年。
彼时的经济就像自带粮草的打工人，劳动力成本极低，甚至社保等保障都不完善，凭借低成本高产出的模式，国家快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可这个红利同样有尽头，当农村年轻劳动力被消耗殆尽，工厂招工不再排队，就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此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企业利润被压缩，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逻辑都发生了改变。
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资产架构重组和养老博弈两大方面。过去房价持续上涨，是因为35到54岁的社会中坚群体数量庞大，他们有存款、敢投资，疯狂购房推高了资产价格；如今这部分人群逐渐老去，接盘的年轻人数量锐减，接盘能力撑不起老一辈卖房养老的需求，资产价格必然面临重估，最终走向贬值。
同时这也直接冲击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体系，也就是用当下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发放给退休老人。一旦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这套体系就难以为继，想要缓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要么让资产价格下跌，要么通过货币增发让钱贬值，可增发货币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根本行不通。
过去放水，资金能流入工厂转化为产能，叠加充足的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物价不会大幅上涨，属于过剩型经济；现在劳动力意愿低迷、消费不振，放水无法刺激生产和消费，只会引发通胀，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人力服务价格飞涨。上门开锁从50元涨到80元，理发、维修水管等无法被机器替代的人工服务，价格都会持续攀升，而机器量产的手机、家电等商品，价格反而会保持平稳甚至走低。
对于普通人而言，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选择人口规模较大、需求多元化的城市定居，再掌握一门机器无法替代的服务型技能，或许是应对逆流、守住自身生活的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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