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60岁迎娶26岁小妾，原配带着三个孩子远赴欧洲，终身未再婚|小妾|章士钊|章炳麟

1931年的一个秋夜，北平城里风很紧。城南一处寓所内，灯火通明，几位老朋友正在议论近来政坛与学界的风云人物，其中谈得最多的名字，依旧是章士钊。有人感叹他文章锐利，有人摇头说他“风流不羁”，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段流传甚广的旧事——他六十岁时纳一位二十六岁的小妾，而当年那位声名显赫的原配夫人，却早早带着三个孩子远赴欧洲，再没有回头。看似儿女情长，其实背后藏着的是一整代旧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代价。

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看章士钊晚年的种种“传奇”，容易忽略另一个人：他的原配吴弱男。恰恰是这个名字，把这桩婚姻同近代中国的革命、留学、女权和家国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一、出身名门的“新式女子”，并非谁的附属

说起吴弱男，不能从婚姻讲起，而要从她的家世与时代讲起。她出生于清末名门望族，祖父是湘军名将吴长庆，父亲吴保初则与谭嗣同并列“湖湘四公子”，在当时的知识和权力圈中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这样的家世，让她从一开始就站在许多同龄女子难以企及的起点上。

不过，背景再好，如果只是待在深宅大院，终究只是家谱上的一个名字。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年仅十三岁远赴日本留学的决定。清末新政与留学风潮此起彼伏，家族愿意放一个少女独自出洋，本身就颇为罕见。吴弱男进入日本青山女子学院，专攻英语，课堂之外，她接触到的是一整套新的观念：民族、共和、女权与个人自由。

在日本，吴弱男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邀请之下，她加入同盟会，并很快成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对一位十几岁的中国女孩子来说，这份工作既是荣誉，也是重担。她要处理外文文件，要做对外联络的翻译桥梁，还要在紧张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冷静，这个经历，使她后来无论身在课堂、家庭还是政治现场，都有一种天然的从容。

值得一提的是，吴弱男在日本期间，还结识了何香凝、秋瑾等一批女革命者。频繁的交流，让她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制，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到婚姻、教育、职业乃至日常衣食的方方面面。许多女性不仅“被压迫”，甚至连“被压迫”这件事都说不清，更谈不上反抗。这样的认识，让她逐渐从“陪伴革命”的角色，走向主动参与妇女运动的前列。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她在革命、留学和报刊文章之间，隐约与另一个名字发生了联系——章士钊。

二、文字结缘，伦敦成婚，各自心里的算盘并不相同

很多人只知道“章士钊六十岁娶小妾”，却不太清楚他和原配吴弱男最初相识的过程。严格说来，两人认识得很早，却很晚才面对面正式相逢，更早的时候，他们是通过报纸和文字“先相遇”的。

光绪末年、宣统年间，章士钊在南京、上海一带频繁在报纸上撰文，犀利、爱批评，也颇有文采。吴弱男读到这些文章，很是赏识，不只是随手一看，她还会把某些文章剪下来，仔细保存。一些关于政治和法理的文字，她甚至翻译成英文，最后集结出版，让更多人知道这位年轻人的思想。这种“隔空相知”，在当时的知识圈中并不少见，但一位年轻女学生如此投入，多少有点意味深长。

再后来，章士钊随章太炎等人前往吴家拜访，这才真正见到这位早已在文字里“相知已久”的女子。那一年，吴弱男已是名门闺秀加新式女学生的双重光环，而章士钊的出身则相对寒酸。与她一比，他显得颇为自惭形秽。有人说，他对吴弱男是一见倾心，但当时既无财力、也无门第优势，便只好把心思藏在肚子里。

缘分并没有止步于此。1905年前后，章士钊再赴日本，又一次与吴弱男相遇。这一次，是在异国的留学生圈子里。身在异乡，中国人之间格外容易亲近，加上此前的文字缘，两人交往很快就密切起来。章士钊的文才、议论，给人印象深刻；而吴弱男，此时已经是同盟会中的活跃成员。

有趣的是，这段感情最初还多少带着“政治任务”的色彩。当时的同盟会希望章士钊这位“才子”加入组织，与孙中山同道，但他一心在学问上，对直接投身革命显得很犹豫，甚至拒绝。朋友们轮番劝说无果，有人便想到了“美人计”这一招——既然他欣赏吴弱男，那就干脆把两个人撮合在一起，让感情来推动政治选择。

从吴弱男的角度看，这种安排一开始难免有些别扭。她认为革命事业理应清清白白，不该夹杂这种算计。不过，当时招揽人才的压力很大，最后她还是硬着头皮参与到这场“戏”里。两人于是开始同出同入，一起吃饭、散步，在旁人眼里已然是一对十分相配的青年男女。

戏演久了，分寸就难以拿捏。吴弱男原本是“配合工作”，但在长期相处中，真感情渐渐占了上风。章士钊对她的敬重、钦佩也日益加深，两个人就这样顺势走到了婚姻的门口。

1909年4月，他们远在伦敦举行婚礼。这一年的婚礼，对两个人而言意义完全不同。对吴弱男来说，婚姻并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她自身的学历、背景足以让她在事业上大有可为。而对出身寒门的章士钊，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阶层跃升——从籍籍无名的穷学子，转而步入上流社交圈子，充满光环与机遇。

不得不说，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在后来两人的生活之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子。

三、婚后分途：她忙事业教子，他沉迷声色风流

婚后，外界往往期待“才子佳人，琴瑟和鸣”的故事。然而现实状况远比想象复杂。伦敦成婚后，吴弱男并没有选择“相夫教子”式的退居家庭，相反，她继续走自己的路。

回国之后，她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英文，又与章士钊一起赴英进修，攻读政法、逻辑等课程。她对教育和学术极有兴趣，也始终关心国内局势。李大钊被捕后，她曾尽力营救，奔走呼告。她并不是只活在家庭角色里的“章太太”，而是带着强烈公共关怀的“职业女性”。

初期，两人的确有一段相对和谐的时光。共同留学、共处课堂，再加上朋友圈重叠，周围人看去，夫妻二人是颇有默契的一对知识伴侣。然而时间一长，矛盾渐露。

章士钊本身聪明极高，有才又好辩，学界和政界都对他颇有评价。梁漱溟后来在回忆中对他下过一段颇尖锐的评论：行严先生“才思敏捷，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嗜赌、嫖妓，不一而足。这话固然带着梁氏一贯的直率，却也反映了章士钊在生活作风上的确问题不小。

年轻时，囊中羞涩，他纵然心中风流，也难有实际行动。等到成名成势，再加上与名门联姻带来的地位提升，身边的追捧渐多，经济宽裕，他原先被压抑的某些欲望便逐渐显露。应酬、赌桌、青楼，似乎都成了新的消遣场所。

吴弱男作为“新式女子”，在感情上有自己的底线。她可以理解丈夫在政界、学界周旋的复杂，也明白男人应酬难免，但无法接受把嫖赌当成日常，更无法承认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情感上失信。她不愿与其他女人一起“分一个丈夫”，在婚姻观念上，她与传统“三妻四妾”的模式格格不入。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经由青帮头目黄金荣介绍，认识了青楼女子奚翠珍，动了真心。起初，他小心翼翼，将这段关系隐藏得严严实实。但“长久偷情不如明媒正娶”，他终究萌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对方一个名分，纳为妾室。

照当时的社会习惯，“纳妾”并非罕见，许多家庭甚至觉得是“光彩”之事。章士钊也许以为，只要通过好友出面劝说，以“旧礼”来解释，妻子或许能够勉强点头。但他显然低估了吴弱男的立场。一位受过新式教育、投身革命与女权运动的女性，很难容忍丈夫公然纳妾。

当友人登门游说时，吴弱男并没有妥协，夫妻之间的争执迅速升级。争吵之后，她做出一个极为决绝的选择：与章士钊分居，带着三个儿子远赴欧洲，开始新的生活。这一年，她已不再年轻，却仍旧用“离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有人会问，动身去欧洲，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长久思索？从她此前的经历来看，更多是一种在价值观成熟后的主动选择。她明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与其在一个多情而不专的丈夫身边反复拉扯，不如把精力用在事业和子女养育上。不得不说，这个决定，对两人后半生的格局影响极大。

四、六十岁纳二十六岁小妾，他晚年奔走国共，她终身未再嫁

丈夫在国内，妻子携子旅欧，夫妻名分未完全断绝，实际感情已经破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许多年。到了1941年，章士钊已年满六十，正是中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就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他的个人生活又出现一次转折。

在上海滩，大佬之间互有往来。杜月笙出面介绍，章士钊结识了一位戏班出身的女伶殷德珍，年仅二十六岁。上海的戏园子里，不乏军阀、官僚、商人出入，才子名士与演员之间擦出情愫，并非罕见。章士钊对殷德珍颇为倾心，最后干脆正式纳为小妾。这便是后来人们口耳相传的“六十岁娶二十六岁小妾”一事。

这段婚姻，从道德角度看，争议自然不小。有人讥笑他“老来好色”，有人同情原配多年离别后的孤独。但就时间顺序来说，这时吴弱男已在欧洲独立生活多年，两人关系早已名存实亡。章士钊此举，并非在一段圆满婚姻之上又添一笔，而是在旧缘断裂后，另起炉灶。

吴弱男那边，人生轨迹则完全不同。她带着三个儿子在欧洲多年，身边不是没有追求者，以她的背景与能力，要再组家庭并非难事。但她终身未再婚，把所有精力都交给了教育和子女。既有对感情创伤后的冷淡，也有对孩子责任的坚持。她与章士钊之间，因为三个儿子，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却再没有回到夫妻那种亲密关系。

从情理上看，两个人其实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章士钊拥有新家庭，却也背着“多情而寡信”的名声；吴弱男保持独立，却在异乡承受养儿育子的种种辛苦。站在旁观者角度，很难简单用“谁对谁错”来概括，只能说，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在感情方面的“风流账”，并没有掩盖他在事业上的投入。早年他参与《苏报》案，以文字批判时政，被迫流亡日本。没有那一段锋利的笔墨，就没有后来毛泽东对他“真正革命派”的评价。感情生活和政治立场，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一面。

五、与毛泽东的旧交、债务与信件：另一种晚景

提到章士钊晚年的经历，总绕不开另外一个名字——毛泽东。两人结识很早，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杨昌济牵线。湖南老乡之间，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近感，何况又同在学界、政界有共同话题。

1963年，毛泽东七十寿辰，家中只设两桌宴席，除了亲属，另外邀请了几位湖南老乡，其中就有章士钊。他出席时，身边带着养女章含之。这一细节，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浅——在那个场合，能坐在饭桌边的，多是毛泽东极为信任的人。

宴席间有一幕颇耐人寻味。毛泽东得知章含之在高校教授英语，随口便说：“那就教我英语吧。”在座者身份都不一般，章含之一时有些受宠若惊，“主席，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不敢教您。”毛泽东笑着回应：“我的英语水平也很低，不用怕。”这句略带幽默的话，其实也透露出他对章士钊之女的某种特别照顾。

不久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把这句话当成酒桌客套。第二天，秘书就通知章含之前来为主席补习英语。往返于中南海的日子里，师生之间的交流增多，有一次，毛泽东顺势问起：“你怎么看你父亲？”

章含之当时对父亲心存偏见。她引用鲁迅的文章，认为章士钊代表旧的剥削阶级，批评不少。毛泽东听完，并不满意。他指出，这种看法偏于一面，提醒她回头看看《苏报》时期的往事——为了那些文章，章士钊远走日本，冒着不小的风险。这个点拨让章含之逐渐意识到，自己只看了一部分材料，便把父亲打成“反面典型”，未免失之草率。

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债务”的故事。早年，毛泽东曾为送青年同志赴欧洲“勤工俭学”筹款，向章士钊借了一笔钱。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这笔旧账。每年正月初二，都会派秘书送上两千元，一直到本金两万元偿清。账还完后，他又觉得多年下来“应该有利息”，索性继续给钱，直到章士钊去世为止。这件事在当时的高层圈子中传为一段佳话，既有朴素的“言而有信”，也有对旧友的一份念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