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9月,一个俄国测绘小组在银川平原绘制军事地图。薄雾刚散,队里一位名叫库兹涅佐夫的技师指着贺兰山前的一排“土包”嘀咕:“像一顶顶草原的毡房。”队伍忙着赶路,没有停留。谁也没料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黄土丘,后来被学界认定为西夏王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庞大陵寝群。
第一次让中国学者真正意识到那片遗迹价值的,是半个世纪后的事。1962年,宁夏文物普查队在一百零八塔附近采集佛经残卷,其中夹杂的西夏文让人兴奋,却没人把它与贺兰山脚的土丘联系起来。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70年。宁夏展览馆职员钟侃接到朋友刘最长的来信,对方在长途汽车上偶然瞥见“大批蒙古包似的土堆”,心里直打鼓:这肯定不是自然丘陵。勘探队随即进山,才揭开尘封的谜题。
初到现场时,钟侃一行甚至怀疑走错地方。秋风卷着细沙,视野里尽是荒凉。突然,有人攀上沙梁大喊:“看下面!”一片大小不一的夯土台依次排开,还有隐约的圆角方台。队员们冲下去,抠开土层,夯窝清晰——人工无疑。附近出现碎裂石碑,上面混杂汉字与陌生字符。钟侃将字符与手中的佛经一比对,答案呼之欲出:西夏文无误。
西夏,党项族李元昊于1038年在今宁夏、甘肃、内蒙古一带建立。1227年,李晛向蒙古军投降,王朝覆灭。王陵就这么沉睡于黄沙之下,连地方志都语焉不详。正因记录稀少,它的神秘感反而更浓——外观像蒙古包,却偏偏和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听上去离奇,可细究又合情合理。
西夏王陵整体坐西北朝东南,依山面川,占地约50平方公里。九座帝陵按时代排列,外加两百五十多座陪葬墓。单位看似庞大,实测却不夸张:最大的一号陵封土直径不足北宋永昭陵的三分之二。可它与中原帝陵差别巨大。最直观之处在于“塔形”陵台——地表可见的那个“包”,并非覆盖墓室的地冢,而是七层实心夯筑结构,呈覆钵式向上收缩,有点像缩小版佛塔。史料里多次提及西夏皇室“以佛护国”,党项贵族流行舍利供养。若把陵台当作巨型舍利塔,逻辑就通畅了。
主轴设计也不走寻常路。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以中轴为尊。然而在帝陵里,中轴线被故意空出,一律偏右。专家解释,西夏帝王自认佛子,正中应留给佛祖,自己不得越位。这份对宗教的恭敬,在其他朝代皇陵中几乎见不到。
墓道同样大胆。中原墓葬力求隐蔽,入口深埋地下。西夏王陵的墓道却裸露于地面,大门大路摆在那里,像在昭示权势。有人质疑这样不怕盗墓么?答案写在地宫顶端那直径六七米的巨洞里。它不是现代机械所为,而是古代大规模掘挖的产物。考古队清理盗洞时,壁面留有粗木支撑痕迹,推测曾用绞车或滑轮大肆搬运。谁干的?史家有两种猜测。
说法之一,正是1227年前后的蒙古军。成吉思汗在西夏战事中病逝,部下怒火难平,接管中兴府后进行大规模报复。距离不过三十公里的王陵遭殃几率极高。而且军中需要给士兵分赏财物,动皇陵的想法顺理成章。另一种推测把矛头指向明代边军。明成祖朱棣迁都后,西北防线吃紧,驻军常年屯田贺兰山南麓。大明庆靖王朱栴曾详细记录王陵方位,却未提保护措施。兵卒收入微薄,发了财的古墓就在眼前,诱惑不小。到底是哪一拨,眼下尚无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最晚在明中期,帝陵就被洗劫一空。
有意思的是,虽经历掘盗与风蚀,夯土塔体仍屹立。土质说不上坚硬,却含有高比例碎砾与芨芨草灰,遇雨反而结块,宛如天然混凝土。党项工匠对材料特性显然心中有数。正是这种独特拌合层,使陵台外观保持了千年之久。在贺兰山的落日下,它们泛着暗黄的金属光泽,远看似草原毡帐,近观却透着坚定的几何线条——这也许就是“东方金字塔”称号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陵区内的排水系统颇为高明。角台四周埋设陶管,雨水沿外郭顺势排出,地宫几乎不见渗水痕迹。相比之下,部分中原砖室墓动辄受潮塌陷,这点尤为罕见。西夏对水利有长期积累,渠灌技术盛于一时,把经验套进陵寝建设上,合乎情理。
关于陵台用途,学界观点还在更新。传统看法认定它象征佛塔,如今有人提出新思路:党项信奉天葬,帝王却改用土葬,为减轻心理冲突,特建塔形覆体,既保存遗体,又保留“高处归天”的观念。证据尚待发掘,但此种文化折衷,很符合西夏多元的政治生态。
一名老考古工曾对年轻队员说:“别被眼睛骗了,这些土堆可不简单。”队员半信半疑。老齐干脆拿把小铲子戳了戳边坡,露出一段夯层,他指着细密的夯窝笑道:“这手艺,两百只羊都换不到。”一句玩笑,道出千年前劳动者的精细与执着。
如今的王陵仍未大规模发掘。技术、资金、环境保护多重考量,考古工作以勘探、测绘、病害治理为主,力求让遗址在最合适的时机开口。学者们相信,一旦地宫得以科学揭幕,西夏史料的空白会被大大填补。那时,或许能真正弄清“东方金字塔”里到底埋藏了怎样的文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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