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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13岁被卖入青楼,15岁嫁给督军,29岁离婚孤身带四女离家闯上海。

她开创了中国第一家由女性创办的纱厂,创办了上海唯一接待国宾的饭馆。

她还将四个女儿皆培养成国之栋梁。

周总理夸赞说:难得的女人!

要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青楼出来的女子命运悲惨?有多少离婚出走的女人,要么回头,要么流离一生。

出身青楼的杨翠喜,成为权贵的玩物和牺牲品。

出身清朝遗少之家的黄逸梵,也就是张爱玲的母亲,离婚颠沛一生,家离子散。

出身青楼,离异带多娃,这两重身份加在一个人身上,任谁想,人生都陷入了死局。

而她却能突出重围,活成女性典范。

她就是董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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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竹君

你想不想知道,在她的人生路上,她到底做对了什么 ?

01

董竹君于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边的贫民窟,父母给她取名叫毛媛,希望她长大后能聪慧美丽,并能过上不为生计发愁的生活。

“竹君”这个有文化内涵的名字还是她后来的私塾老师取的,这个名字伴随了她一生。

她的父亲以拉黄包车为生,母亲给有钱人家做粗做,也就是洗衣服,擦地的保姆。

即使父母已经非常卖力的养家,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维持温饱。

董竹君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妹妹与弟弟就是在贫病交加中夭折。

目睹了妹妹与弟弟的夭折,在贫困与冷眼中挣扎生存,让董竹君早早深谙世事 。

上天没有给她一个富贵的出身,却给了她一副清秀姣好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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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竹君

她从小因长相好看,被左邻右舍称为小西施,

这对于董竹君而言,是上天给的礼物,也是上天出的考题。

13岁这一年,董竹君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这一年中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帝退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董竹君的父亲作为底层百姓,为了生计,即使累得病倒,也无法让一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国动荡,家不安。

卧病在床的父亲,交不起的房租,读不起的书,急躁不安的母亲,对于十三岁的董竹君来说,就像一针催熟剂,迫使她长大,帮父母分担辛苦。

终于父母含泪让她结束了学业,去学唱京戏,就是为进堂子做准备。

莫言曾说:道德是人吃饱饭才去想的问题。

眼下,一家人能吃饱饭活下来,就是他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她被父母押进了青楼,做“小先生”,只是卖唱,陪客人清谈,所以叫“清倌人”,父母承诺,三年期满,就接她回家。

她懵懂的进了青楼,独自面对街坊的指点,青楼里那些女人的排挤,老BAO的为难。

迫于生存压力,她逼自己练唱,加上清秀的长相,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青楼里的头牌,并化名杨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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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轻时的夏之时

可惜,她没有等来父母的救赎,却等到了夏之时。

那时候的夏之时27岁,是四川副都督,追随孙中山,年青有为,志得意满。

夏之时对董竹君一见钟情,并提出要为她赎身,老BAO开出三万大洋的价钱。

她完全可以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投身于他的怀抱,等着他为自己赎身,救自己出火坑。

但是她没有,她对夏之时说:你若拿钱赎了我,哪天你一个不高兴,就说我是你拿钱买来的。

此时的董竹君年仅14岁,放到现在还是一个懵懂的初中生。

身处底层,看了太多人情冷暖,所以她拥有不该属于同龄女孩的清醒与冷静。

她可以爱,但也会给自己留后路,让自己在面对瞬息变化的人生时,不至于失控,即使偶尔跌到,也有再次站立起来的勇气。

02

她要的不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是堂堂正正的为人妻,如果没有,她宁愿待在火坑,反正再坏也不过如此。

所以在夏之时提出要跟她结婚时,她抱着继续待在火坑,以破釜沉舟的心态,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不做妾;

第二,去日本读书;

第三,他主外,她主内。

没想到夏之时眉头都没有皱的答应了董竹君的条件,这也让董竹君验证了夏之时的真心。

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对人性的不确定,才需要反复验证。

夏之时的举动,也让董竹君坚定了跟他私奔的决心。

不久,董竹君装病,没有花夏之时一分钱,自己逃出青楼,投奔夏之时,两人一同登上了前往日本的游轮。

1914年,14岁的董竹君与27岁的夏之时在日本举行了新式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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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竹君与夏之时在日本的婚礼

婚后,夏之时如约送她入日本学院学习日文以及其他科目,为她请私塾先生,私塾称生还为她取了新名字“竹君”,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她彻底骈弃了“毛媛”和“杨兰春”这两个身份。

新名字、爱情、知识、校园的花草,一切如新,都焕发着勃勃生机。

那些天生站在高处的人,没有经历过谷底的冷,不知道走出谷底的阳光有多暖!

董竹君感受过,此时此刻,她如获新生,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如饥似渴。

但幸福总是短暂的,当她对新生活充满希望时,命运又给她当头一棒。

因为她长相漂亮,在学校被男生追,虽然她都拒绝,但夏之时却迫使她结束了在校的学业,在家里上私塾老师的课。

别人给的,别人不开心就会收回,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永久属于自己的。

正当她与夏之时的感情有所动摇时,她们迎来了第一个爱情的结晶。

一边是初为人母的喜悦,一边是对生命的责任。

她已无其它想法,为了孩子也要跟夏之时好好过日子。这是每一个女孩到母亲转变时必经的心理过程。

孩子刚出生不久,夏之时要回国闹革命,将董竹君和孩子留在日本。一年后,董竹君带着女儿回到家。

因为她当年从青楼逃出来后,与夏之时直奔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回婆家。

要面对的是:大权独揽的兄长,夏之时封建盟约的妻子,还有对她一脸嫌弃的婆婆。

刚开始,她通过烧饭、绣花、泡菜、做腊肉等,来讨好大家。

后来她发现,她越是卑微讨好,大家越是嫌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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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竹君与女儿

婆婆还当着她的面,不顾忌她感受地说:卖唱的,就只配当姨太太。

甚至婆婆还劝夏之时休了她,再迎娶一房太太。

她明白,当你柔弱时,一味的顺从与讨好根本换不来别人的好感。

她也开始强势,教侄子们读书,拿出女主人的姿态打理家务,四弟结婚的时候,里外几乎都是她一人操办。

一家人对她心服口服,她也终于在夏家站稳了脚跟。

这让她明白了,该强势时需强势,否则你的退让,会被当成软弱。包括后来在面对杜月笙与黄金荣等人时,她也保持强势的姿态,使得她能够在男人们称雄的上海滩立足。

03

1919年,夏之时在四川的各派斗争中,由于太过耿直,被免去了军职。

一个骑马扛枪,满怀壮志的人,像被抽了筋剥了骨一样,变得意志消沉,抽大烟,打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夏之时不但自己消沉,还反对女儿读书,甚至因为董竹君连生四女,对她不满。

一次,俩人争吵,夏之时直接抄起一把菜刀,朝她砍去,幸好她及时逃走。

这在外人看来锦衣玉食的生活,于董竹君本人而言却十分痛心和失望。

她已不能接受当年那个思想新派,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这副消沉的模样。

按理说,在他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她也应该陪伴在他身边,陪他度过难关。

但她多次苦口婆心的劝告对夏之时而言,都无济于事,他仍然不同意女子接受教育。

董竹君只好选择了与她离婚,切断这段彼此消耗的关系。

当她提出离婚时,夏之时断死她撑不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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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竹君与四个女儿

为了睹这口气,她带着四个女儿独自来到大上海,生活困窘的时候,她哪怕靠典当来维持生活,她将大衣、首饰、皮鞋都当了,也没有去求任何一个熟人,就是不想让夏之时看笑话。

当年爱得多么坚决,今日分的就有多么决绝。

凭着一股倔劲,她四处奔走,在亲友跟前筹集到4000多元,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厂。她甚至远渡重洋,到菲律宾马尼拉募集资金,将群益纱厂建为中型工厂。

1930年前后,民族工业夹缝中生存,一方面受外资企业挤压,另一方面国内时局动荡。

女子创办厂子,更是前所未闻,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根本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将厂子办好。

据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自传中回忆说:当时为销售跑得双腿肿胀,患上严重的关节炎。

就在群益纱厂刚站稳脚跟时,淞沪抗战又爆发,董竹君的工厂正好位于战区,被炮火炸得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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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再一次陷入了人生至暗时刻,母亲去世,父亲重病,债主逼门,有人还说她私藏革命宣传品,她一度被租界当局所抓,四个多月后才被放出。

出狱走投无路时,身边出现了一叫李嵩高的贵人,他是四川地方军队的军火采购员,曾留学法国,他佩服董竹君的勇气,并主动借给董竹君2000元走出困境。

董竹君没有纠结过去的赔钱,而是手握2000元,反复思量,能不能让这2000元发挥最大的价值,用钱生成钱。

不回头看,不纠结当下,永远向前看。

穷途末路,柳暗花明,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

04

办厂太难,战乱年代说炸就炸;但民以食为天,饭人人都得吃。

于是她说干就干,用2000元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创办了锦江川菜馆。

锦江是四川成都的主要水源之一,所以她便引用了“锦江”这个名字。

当然在做川菜馆之前,她也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因为四川菜主麻辣,她怕上海人吃不习惯,于是在口味上做了调整和适应。

没想到川菜馆一开便一炮走红,杜月笙、黄金荣都是她店里的常客,杜月笙还主动帮她扩建,卓别林来上海也要慕名吃她家的菜,她在上海滩书写了一段商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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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但没回去找夏之时,还在夏之时死后,救济了夏之时与前妻的七个孩子。

她宁愿一个人在最暗的巷子走,也不向生活下跪。

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她冒险救过革命党人,与日伪军斗智斗勇,与恶意商家竞争过,被信任的员工欺骗过,因为战火还流亡菲律宾,但锦江饭店在她的一再整顿下保留了下来,并迎来了全国解放。

1951年,出于外交需要,我国要在上海创办一家接待重要领导和外宾的高级饭店,锦江饭店被首先选中。

董竹君没有丝毫犹豫,以估值约15万美元的价格,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全部上交国家,并且连同自己的花园住宅也交给了国家。

她曾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我的成功,就是从不占有。

她时刻保持冷静与清醒,拿得起,放得下。

周总理赞扬说:放弃督军夫人的优渥生活,创业支持革命,真是一位难得的女人······

她不仅成就了自己,还将儿女皆培养成国之栋梁。

她的四个女儿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大女儿夏国琼成为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她的二女儿夏国琇,也是钢琴家。

她的三女儿夏国瑛,是我国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者之一,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接见和赞扬。她还带着摄制组亲赴抗美援朝前线,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她制作的《西湖风景》在捷克布拉格之春电影节上获得最佳风景片国际奖。

她的四女儿夏国璋,成为英文法律翻译。她还给母亲董竹君的元旦贺卡上写着:感谢您带我们离川,培养我们成人,不然在那闭塞封建的地方长大,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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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董竹君离家时,没能从那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中带走儿子夏大明,但她一直心系儿子。夏大明虽然成就不如姐姐们,但她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投身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母亲托人将他接到了上海,时隔17年母子才得以团聚。她一直承欢母亲膝下。

她在向内求的同时,教育好孩子,阻断贫穷的代际遗传。

1997年,97岁的董竹君受邀参加《读书时间》电视专访节目,她在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及还有什么愿望,她说:我还想再活10年,十年还能再干很多事情。

正如她在自传中说: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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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专访节目播出56分钟后,她便与世长辞了。

弥留之际,她叮嘱小女儿,在她入葬时放那首与夏之时在日本时常听的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她就如夏天最后的那朵玫瑰,从泥沼里开出来,在风雨里开下去,在孤独中开成一片海,最后把自己开成一个时代。不争春,不斗艳,不低头,不认输。

如今,上海锦江饭店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锦江饭店里也流传着董竹君的传奇与佳话。

她活了97年,一个人走了最长的路,一个人扛了最重的担,一个人爬了最深的谷底。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后来的人站在山脚下仰望,只看见山的高大,看不见那个曾经破碎的她,是如何一点一点将自己拼回来?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篇文章呢?

因为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问“女人该不该为家庭牺牲自己”,在这个依然有人觉得“女人太强不幸福”的时代,董竹君用她97年的人生,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

自己坚持要走的路,不需要别人看懂,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没人鼓掌的戏,我们就自己演完,因为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就永远年轻,永远可以干想干的事。

可以满怀赤诚的爱一个人,但不要抵押自己的底线。

容许自己犯错,容许自己破碎,关键是能将破碎的自己重新拼起来,才是真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