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民政局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工作人员递过离婚证时,陈景川的手指甚至没有颤抖一下。他塞进西装内袋的动作行云流水,那只口袋,曾经装过我们的结婚证。

一周后,朋友圈弹出他的婚礼请柬,新娘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我订了去云南的机票,把三十二万存款塞进行李箱,像逃离一座快要坍塌的房子。

洱海的风还没吹够,前婆婆的电话就追来了。“景川出车祸了,你得来照顾他!”她的声音尖锐而急促,带着我无比熟悉的颐指气使。

我正想拒绝,巷子口却停下一辆警车。两个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过来:“交通肇事逃逸,肇事车辆登记在你名下。”

手机从指间滑落,屏幕碎成蛛网状。七月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冷得发抖——原来那通电话不是求救,是让我回来顶罪。

01

民政局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我穿着那件米白色的连衣裙,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工作人员把深红色的离婚证递过来时,我注意到陈景川的手指甚至没有颤抖一下,他接过去随手塞进西装内袋,动作行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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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内袋,曾经装过我们的结婚证,也装过他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

走出民政局大门,七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我下意识地抬手遮挡,无名指上那圈浅白色的勒痕还在,像是某种荒谬的印记。

陈景川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他看了一眼屏幕,嘴角微微上扬,那种笑容我太熟悉了,是他在重要客户面前才会展露的、恰到好处的温和。

“下周二的婚礼,场地已经订好了,你有空的话可以把剩下的东西搬走。”他的语气像是在安排一次普通的商务会议,“新娘子不喜欢家里有别人的东西。”

别人。

结婚五年,我辞掉了国企的工作,陪他从租住地下室熬到买了自己的房子,从他创业失败负债累累熬到公司走上正轨,到头来在他嘴里,我不过是个“别人”。

我看着他走向停车场,那辆银灰色的车是我们的婚后财产,首付是我爸妈出的,现在归了他。

他拉开车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车子便驶出了我的视线。

我没有哭。

回到那个曾经被我称为“家”的地方,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的婚纱照,照片里的我笑得眉眼弯弯,穿着那件挑了一个月才选定的拖尾婚纱,挽着他的手臂,像是挽住了全世界。

我走进卧室,打开衣柜,他的衣服已经搬走了大半,剩下的是他不要的那些,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条领口松垮的领带,还有一双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双深棕色的皮鞋,他只穿过一次,说颜色不够正式。

我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收进行李箱,化妆品、衣服、几本还没看完的书,还有那本存折。

存折上有三十二万,是我的全部积蓄,一部分是结婚前工作攒下的,一部分是这些年我省吃俭用存起来的。

陈景川的公司做起来之后,家里的开销都是他出,但我的账户里从来没有过他的钱,他说过很多次“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可每次我提出要管账,他总有各种理由推脱。

现在想来,那些理由不过是一个个精致的谎言。

我打开手机,订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第二天一早的航班。

朋友圈里突然弹出一条更新,是陈景川发的,一张婚礼请柬的照片,上面写着他和一个叫苏婉清的女人的名字,日期就在一周后。

配文是:“新的开始,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

共同好友们纷纷点赞祝福,有人评论“天作之合”,有人说“郎才女貌”,好像我们那五年从来不存在过。

我取消了对他朋友圈的权限设置,不是拉黑,只是不再看。

那晚我睡得很早,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昏黄的光影,像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路。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把那面婚纱照从墙上取下来,画框很沉,我抱着它站在楼道里发了很久的呆,最终还是搬到了楼下垃圾桶旁边。

第二天清晨,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天刚蒙蒙亮,空气里有股潮湿的味道。

出租车司机帮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问我去哪儿,我说机场。

他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时间点去机场的女人,不是出差就是逃跑。

我想了想,也许两者都是。

02

抵达大理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阳光好得不像话,从机场到古城的路上一路都是蓝天白云,那些云低得好像伸手就能摘下来一片。

我在网上订了一家洱海边的民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皮肤晒成了小麦色,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她帮我拎着箱子上楼,指着三楼最里面的房间说:“这间看海最好,你运气好,前一个客人刚退房。”

房间不大,但有个落地窗,推开就是洱海,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和青草的气息。

我放下行李,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有些憔悴,眼底有淡淡的青黑色,嘴角微微向下,像是一个习惯了隐忍的人。

换了身衣服,我背着相机出了门。

那台相机是我工作第一年用年终奖买的,陪了我六年,快门按钮上磨损出一小块亮痕。

陈景川曾经嫌它旧,说要给我换一台新的,我说不用,这台用得顺手,他便不再提了。

现在想想,他对我的好,大概都停留在“提一句”的程度,从不会真的去做。

沿着洱海边的小路走,路边种满了格桑花,粉的白的紫的开成一片,有几个女孩子穿着白裙子在花丛里拍照,笑得很大声。

我举起相机,透过取景框看过去,画面里的一切都变得温柔起来,阳光、花朵、女孩们的笑脸,好像生活本该如此简单。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拐进大理古城,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边的店铺卖着各种手工艺品和当地小吃,有个白族老奶奶坐在门槛上编花环,她的手指很粗糙,但动作极快,不一会儿就编好了一个。

我买了一个戴在头上,老奶奶笑着说好看,我拍了张自拍,想了想,没有发朋友圈。

走到一家卖烤乳扇的小摊前,我要了一份,老板娘往上面浇了厚厚一层玫瑰酱,甜得有些腻,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吃完了。

继续往前走,我的相机镜头突然卡住了,对焦环拧不动,快门也按不下去。

这台老家伙终于还是出了问题。

我在路边蹲下来检查镜头,试着轻轻转动,但卡得死死的,大概是里面的齿轮坏了。

正发愁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需要帮忙吗?”

我抬起头,逆光里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件浅灰色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

他的五官很端正,不是那种精致的好看,而是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沉稳,眼睛很亮,像是洱海上反射的日光。

“我的镜头卡住了。”我站起来,把相机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看,手指在镜头上轻轻按了几个位置,然后试着转动对焦环,镜头发出轻微的咔嗒声,竟然松动了。

“里面的齿轮有点老化,需要上点油,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去我店里,我有工具。”他把相机递还给我,指了指前面不远处,“就在前面,拐个弯就到。”

我犹豫了一下,一个独身女人在陌生的地方,跟着陌生男人去他的店里,怎么想都有些冒险。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笑了笑说:“我开客栈的,就在古城里面,门口挂着‘浮生’的牌子,你可以先去看看,觉得不对劲就走。”

浮生。

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一句诗,偷得浮生半日闲。

“好。”我说。

03

他的客栈开在古城一条幽静的巷子里,门口种着一棵三角梅,紫色的花开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门头遮住。

木牌上刻着“浮生”两个字,笔迹苍劲有力,下面还挂着一串风铃,风吹过来叮叮当当响。

院子里摆着几张藤椅和一张茶桌,有个客人在角落里看书,阳光透过天井洒下来,在地砖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他带我走进旁边的一间小工作室,里面摆着各种工具和几台旧相机,墙上挂着几张黑白照片,构图极好,光影运用得老练。

“你拍的?”我问。

“以前闲着没事拍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瓶润滑油和一套螺丝刀,示意我把相机放在桌上。

我在旁边看着他拆开镜头,动作很轻很稳,手指修长有力,一看就是做惯了精细活的人。

“你以前修相机的?”我问。

“以前做过别的,后来不想干了,就来这里开了个客栈。”他头也没抬,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我没有追问,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想说的部分,就不该问。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把镜头重新装好,试着转了几下,又按下快门试了试,然后递给我:“好了,应该没问题了。”

我接过相机试拍了几张,对焦顺滑,快门清脆,比之前还好用。

“多少钱?”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

他摆摆手:“不用,举手之劳。”

“那怎么好意思。”

“真要谢的话,帮我拍几张客栈的照片吧,我网站上那些太旧了。”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台单反递给我,“用你的相机也行,帮我拍几张就行。”

我没有再推辞,拿着相机在院子里拍了几张,天井、藤椅、三角梅、风铃,还有那只懒洋洋趴在台阶上的橘猫。

拍完之后把相机递给他看,他翻了翻,点点头说:“拍得不错,构图很好,学过?”

“自学的,就是喜欢。”我说,“以前上班的时候没时间,现在……时间多了。”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时间多了,只是说:“喜欢就好,能有个喜欢的东西,是好事。”

这句话让我心里微微一动。

我加了店里的微信,把照片传给了他,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说:“有空可以常来坐坐,这里经常有人喝茶聊天,都是些闲人。”

我笑了笑,走出巷子,阳光正好,风铃在身后叮叮当当地响。

那几天我去了苍山,坐了索道,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看了洱海的全貌,湖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美得让人想哭。

我又去了喜洲古镇,看了白族的民居,吃了破酥粑粑,在稻田边坐了一个下午,看风吹起一层层的稻浪。

我还去了双廊,沿着湖边的小路走到尽头,有一棵歪脖子树,树干伸向水面,像是一个在照镜子的人。

每天晚上回到民宿,我都会在阳台上坐一会儿,看看星星,听听湖水拍岸的声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那种感觉很好,好像整个人都被清空了,那些压在心里的委屈和不甘,都随着风飘走了。

第五天的时候,我又去了“浮生”客栈,想喝杯茶。

院子里坐了三四个人,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看书,那只橘猫还趴在原来的位置,好像从来没有挪动过。

他在茶桌前泡茶,看到我进来,朝我招招手:“来得正好,刚泡了一壶普洱。”

我坐下来,接过他递来的茶杯,茶汤红浓透亮,入口醇厚绵长,是好的老茶。

“你一个人来的?”他问。

“嗯。”

“来散心?”

“算是吧。”我顿了顿,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不想说谎,“刚离婚。”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露出那种同情的表情,只是点点头说:“那确实是需要散散心。”

“你不问为什么?”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他给我续了杯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坎要过,别人问太多,反而是在揭伤疤。”

我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汤,水面上倒映着自己的脸,模糊得看不清表情。

那天下午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很久,聊了聊摄影,聊了聊大理的风土人情,聊了聊那只橘猫的来历。

他叫陆之言,三年前来大理,开了这家客栈,之前做什么的他没说,我也没问。

天色渐暗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他说路上小心,我点点头往外走。

刚走出巷子,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尖锐而急促:“林晚棠,你可算接电话了!景川出事了,你得赶紧回来!”

是陈景川的妈妈,我的前婆婆。

04

前婆婆赵玉芬的声音从听筒里刺出来,带着一种我无比熟悉的颐指气使,好像我仍然是那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儿媳妇。

“妈——”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随即改口,“赵阿姨,有什么事您说。”

“还叫什么阿姨,多生分!”她的语气突然变得亲热起来,像是抹了一层蜜,“棠棠啊,景川出事了,车祸,现在人在医院躺着呢,伤得不轻,你得赶紧过来照顾他。”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车祸?伤得不轻?

“他怎么样了?”我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腿骨折了,肋骨也断了两根,医生说要做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怎么行!”赵玉芬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知道你们离婚了,但毕竟夫妻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夫妻一场。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莫名地讽刺。

五年的婚姻里,她从来没有把我当过自家人,嫌我出身普通,嫌我工资低,嫌我不会来事儿,逢年过节在亲戚面前说起我,总是那句“还行吧,凑合”。

现在出了事,倒想起我来了。

“赵阿姨,他有老婆的,苏婉清不是在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他出事应该让她去照顾,我这边不方便。”

“婉清?她走了!”赵玉芬的声音陡然拔高,“出了事她就跑了,电话也打不通,什么东西!”

我愣住了。

婚礼才过去不到一周,新娘子就跑了?

“棠棠啊,”赵玉芬的声音又软下来,“妈知道以前对不住你,可景川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你就当帮帮忙,来照顾他几天,等他好点了你就走,行不行?”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陈景川的脸,冷漠的、敷衍的、不耐烦的,那些表情像走马灯一样闪过。

“对不起,我真的不方便。”我说,“我在外地,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您找别人吧。”

“你在哪儿?”

“云南。”

“云南?!”她的声音尖锐得几乎要刺破耳膜,“你跑那么远干什么?有钱没处花了是吧?赶紧回来!景川是你前夫,你不能不管!”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重复了一遍,声音开始发冷,“法律上我们没有关系了,他的事跟我无关。”

“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赵玉芬彻底撕破了脸,“当年你嫁进我们家,吃我们的住我们的,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告诉你林晚棠,你要是不回来照顾他,我就——”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因为我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

巷子口停着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两个穿制服的人正朝我走过来。

“请问是林晚棠女士吗?”走在前面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警察,国字脸,表情严肃。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是。”

“我们是龙国大理市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一桩案件。”

“什么案件?”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交通肇事逃逸。”警察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肇事车辆登记在你的名下。”

电话那头,赵玉芬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叫骂,但我已经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

手机从指间滑落,摔在青石板路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屏幕碎成了蛛网状,赵玉芬的声音从碎裂的屏幕里传出来,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噪音。

我抬起头,看着面前的警察,脑子里一片空白。

肇事逃逸?我的车?

那辆车确实还在我名下,离婚协议上写了归陈景川使用,但过户手续还没来得及办。

我突然想起赵玉芬刚才说的话——陈景川出车祸了。

不是他出了车祸,是他开车撞了人?

而他们打这个电话来,不是真的要我照顾他,是要我回来给他顶罪?

一阵寒意从脊背爬上来,七月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觉得冷得发抖。

“林女士,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警察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木然地点点头,跟着他们往巷子外走,路过“浮生”客栈门口时,我下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

陆之言正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茶杯,目光平静地看着我,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05

在派出所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三天前的深夜,一辆登记在我名下的银灰色家用车,在龙国滨江市城东的一条主干道上,撞倒了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随后驾车逃逸。

伤者被路人发现后送医,经诊断,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

交警调取沿途监控,锁定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通过车辆登记信息,找到了我的名字。

“林女士,请你解释一下,这辆车目前在谁手里?”负责询问的警察姓方,四十来岁,说话不紧不慢,但每一句都问在要害上。

“在我前夫陈景川手里。”我说,“我们一个月前离婚了,协议上写明这辆车归他使用,相关的债务和责任也由他承担。”

“离婚协议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在我手机里。”我掏出手机,翻到存了扫描件的文件夹,递了过去。

方警官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点点头:“这个可以作为证据,但车辆目前还没有过户,从法律上讲,你仍然是车主。”

“我知道。”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开车出了事,我五天前就来云南了,机票、酒店记录都有。”

“这个我们会核实。”方警官把手机还给我,“另外,我们联系过你前夫陈景川,他的电话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你能提供他的其他联系方式吗?”

我摇了摇头:“他离婚后换了号码,我不知道新的。”

这话半真半假,我知道他新号码的后四位,但没有存,因为不想再有任何联系。

方警官又问了一些问题,做了笔录,让我签字按手印。

“林女士,目前的情况是,你需要留在本地配合调查,暂时不能离开大理。”他合上文件夹,“如果查实你是知情的,或者有包庇行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我点点头,手心全是冷汗。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古城的灯笼亮起来,石板路上人影绰绰,到处是游客的笑闹声。

我却觉得自己像是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周围的热闹都与我无关。

手机屏幕碎了,但勉强还能用,我翻了翻通讯录,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却发现不知道该打给谁。

爸妈年纪大了,不能让他们担心。

朋友们呢?这几年我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陈景川不喜欢我跟朋友走得太近,说浪费时间,我便渐渐疏远了所有人。

现在出了事,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古城里,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条巷子口。

“浮生”客栈的灯还亮着,风铃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只有陆之言一个人,坐在茶桌前看书,听到门响抬起头,看到是我,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

“还没吃饭吧?”他问,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一个常来的老客人。

“嗯。”

他起身走进厨房,端出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几片青菜,还有几块红烧肉。

“吃吧,今天多做了些。”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第一口面入口的时候,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这一碗面,是我这一个月来吃到的第一顿有人情味的东西。

陆之言没有说什么,只是给我倒了杯热水,然后坐回原位,继续看他的书。

等我吃完面,他才开口:“说吧,出什么事了。”

我擦了擦嘴,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从陈景川再婚,到我来大理散心,从前婆婆打电话来让我回去照顾他,到警察找上门来。

说完之后,我看着他:“我是不是很蠢?连车都没过户就签了离婚协议。”

“不是蠢,是太信任一个人。”他放下书,“离婚协议上写了车辆归他使用、责任由他承担,这个对你有利,但需要尽快办理过户,把车主身份转到他名下。”

“他现在人都不知在哪儿,怎么过户?”

“先找到他。”陆之言想了想,“你前婆婆不是打电话让你回去吗?说明她联系得上他,或者至少知道他在哪儿。”

我愣了一下,确实,赵玉芬既然能打电话来找我,肯定知道陈景川的下落。

“但我不能回去。”我说,“警察让我留在这里配合调查。”

“不用你回去,我来帮你处理。”陆之言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忘了自我介绍,我以前是律师,专门做刑事案件的。”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一个已经停用的电话号码,背面是一行小字:“龙国正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你以前是律师?”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做了八年,后来不想做了。”他的语气很淡,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你的案子不复杂,关键是把责任厘清,证明你不知情、没有参与,剩下的就是让真正肇事的人承担后果。”

“可是……”我犹豫了一下,“我请不起律师,我的存款不多了。”

“不谈钱。”他摆摆手,“就当是还你帮我拍照的人情。”

那天晚上,我在“浮生”客栈的客房里住下了,陆之言说民宿那边不太安全,万一有人找麻烦,住在他这里至少有个照应。

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乱成一团。

陈景川,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毁了我的婚姻还不够,还要把我的自由也毁掉吗?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只有四个字:“别多管闲事。”

06

我看着那四个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不知道该回复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复。

“别多管闲事”——这句话是威胁,还是警告?

如果是陈景川发的,他是怎么知道我新换的微信号的?

如果是别人,又是谁?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但怎么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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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画面,民政局里陈景川冷漠的背影,婚纱照上自己傻傻的笑容,还有警察严肃的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梦里陈景川开着那辆车朝我撞过来,我想要躲开,脚却像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

尖叫着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光线。

我坐起来,浑身是汗,心跳得像要炸开。

缓了好一会儿,我才穿上拖鞋走出房间。

院子里,陆之言正在浇花,看到我出来,指了指茶桌上的早餐:“豆浆油条,趁热吃。”

“谢谢。”我坐下来,咬了一口油条,脆生生的,是现炸的。

“昨晚睡得好吗?”他问。

“不太好。”我没有隐瞒,“做了噩梦。”

“正常。”他把水壶放下,在我对面坐下来,“遇到这种事,睡得好才奇怪。”

我喝了口豆浆,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条微信消息告诉了他。

他听完之后皱了皱眉,伸手拿过我的手机,看了看那个陌生号码。

“我找人查一下这个号码。”他说,“你暂时不要回复,也不要删掉。”

“你觉得是谁发的?”

“不确定。”他把手机还给我,“但能拿到你新微信号的人,一定跟你或者你前夫有直接联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一个人:“会不会是他妈妈?赵玉芬?”

“有可能。”陆之言点点头,“但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人。”

“谁?”

“苏婉清。”

我愣了一下,陈景川的新妻子,那个在他出事后就跑掉的女人。

“她为什么要给我发这种消息?”

“如果她跟这件事有关,她就有理由。”陆之言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你想想,如果你前夫是酒后驾驶撞了人,又联系不上,保险公司不会理赔,伤者的医药费、赔偿金都要他自己出,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

“所以如果有人能证明你知情,或者跟这件事有关,你就可以成为共同责任人,他的债务就变成你们两个人的。”陆之言一字一顿地说,“甚至,如果你被判了刑,他就可以彻底脱身。”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当然,这只是猜测。”他站起来,“你先别想太多,今天跟我去见一个人。”

“见谁?”

“我在大理认识一个朋友,在交警队工作,可以帮忙查一下事故的详细情况。”他顿了顿,“知己知彼,才能想办法。”

上午十点,我们到了大理市交警大队,陆之言的朋友姓何,是个年轻的女警,看起来很干练。

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小会议室,拿出一份材料:“事故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过了,肇事车辆是滨江牌照,三天前在滨江城东发生事故,伤者姓刘,四十五岁,外卖员,目前还在ICU。”

“肇事司机确认了吗?”陆之言问。

“监控拍到了驾驶员,但因为夜间光线不好,画面不够清晰,只能看出是个男性,体型跟陈景川比较吻合。”何警官翻了翻材料,“另外有一点很奇怪,事故发生后大约二十分钟,这辆车又出现在另一个路口的监控里,但驾驶员换了一身衣服。”

“换衣服?”陆之言皱眉。

“对,之前的监控里穿的是深色外套,后面变成了浅色衬衫。”何警官说,“所以不排除有人在事故发生后替换了驾驶员的可能性。”

我的心沉了一下。

替换驾驶员——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肇事逃逸,而是一场有预谋的计划。

“还有,”何警官翻到最后一页,“肇事车辆的车主是你,这点很麻烦,虽然你有离婚协议,但在法律上,作为车主,你确实有管理车辆的责任,如果查实你把车交给了一个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或者明知对方可能酒后驾驶而没有制止,你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她没有。”陆之言替我回答,“离婚后她一直在云南,对陈景川的行踪不知情,也没有能力监管车辆的使用。”

“这个需要证据。”何警官说,“比如她离开滨江之前,陈景川有没有表现出酒后驾车的倾向?有没有人证?”

我仔细想了想,突然想起一件事。

“离婚那天,”我说,“他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放心,都搞定了,今晚可以好好喝一杯’。”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陆之言问。

“上午十一点左右,民政局门口。”

“这个信息很重要。”陆之言看向何警官,“如果能查到他在事故发生前大量饮酒的证据,再加上离婚当天的通话记录,至少能证明他有饮酒的意图和习惯。”

何警官点点头:“我让人去查一下。”

从交警队出来,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至少现在有人在帮我,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

回到客栈,陆之言让我先休息,他要去打几个电话。

我坐在院子里,橘猫跳上来趴在我腿上,暖烘烘的,我摸了摸它的毛,它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手机又震动了,又是一条微信消息,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这次只有六个字:“你会后悔的。”

07

我看着屏幕上的六个字,手指微微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