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建国初期文化人物命运研究》及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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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6日，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打开。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出来。
这个人叫周作人，鲁迅的亲弟弟。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与哥哥鲁迅并称"周氏兄弟"，在中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
可这些光环在1941年之后就彻底失去了光泽——那一年，他接受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任命，成为教育总署的负责人。
这个选择让他从文化名人变成了"文化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立即被国民政府逮捕。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
老虎桥监狱里的三年多时间，周作人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下下令释放政治犯。四天后，周作人获释。
走出监狱那一刻，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南京和上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
战火纷飞，交通阻断，周作人一时无法回家。他的学生尤炳圻父子把他从车站的窗户硬拉进拥挤的火车，带往上海暂住。
这个曾经养尊处优的北大教授，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逃难的滋味。
火车上人挤人，空气混浊，周作人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座位，尤氏父子只能站着。
列车在兵荒马乱中缓慢前行，1月27日傍晚才抵达上海，正好是农历戊子年除夕。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周作人望着窗外的烟火，心中却满是茫然。
从这一天起，他成了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一】从文坛双璧到兄弟反目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原名櫆寿，后改名作人。他比哥哥鲁迅小四岁。
1901年，十六岁的周作人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在管轮班读了六年，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在校期间，他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把名字改成了"作人"，号朴士。
1906年，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习希腊文和英文。
他对古典文学特别感兴趣，研读《远征记》等文学经典，课余还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在日本期间，他与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
虽然初版只卖出二十多本，销量惨淡，可这部译作的文学价值极高。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还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与许寿裳、钱玄同等人相互结下深厚友谊。
周作人还短暂学习了俄文、梵文等多种语言，为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1年，周作人回国。1912年，他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当教员，教了四年英文。
1917年，他应邀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讲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
他还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人。
那个年代的北京文化圈有一句话："北大有三宝，胡适、鲁迅、周作人。"
周氏兄弟是新文化运动的双璧，哥哥鲁迅锋芒毕露，战斗性强；弟弟周作人温和儒雅，文笔细腻。
两人一起办《新青年》杂志，一起推动新文化运动，在文坛上各擅胜场。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之后，他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还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人创办《语丝》周刊，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理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在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他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等五位北大教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他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1922年7月，周氏兄弟突然决裂。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家。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关于这次决裂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从中挑拨，有人说是经济纠纷，还有人说涉及更深层的家庭矛盾。
真相已经模糊，我们只知道从那之后，鲁迅搬出了八道湾的周家大宅，兄弟俩再没说过话。
1936年鲁迅去世，周作人也没有参加葬礼。这场兄弟失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战火中的抉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很快沦陷，北京大学南迁。
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中提到，曾示意周作人留下看守校产。
蒋梦麟回忆道："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周作人确实留下了。他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三位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起初半年多时间里，周作人拒绝了日伪控制下的伪满洲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安静地在家读书。
可随着生活日益拮据，他开始动摇了。当时母亲尚在，弟弟的妻子四人，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他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人要吃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1939年，他开始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继续教书，担任文学院院长。这一步迈出去，后面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1940年11月8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
汤尔和死后，教育总署督办的位置空缺。日本方面看中了周作人的名望和影响力，开始劝诱他接任这个职位。
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议："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1941年1月1日，周作人收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转送的南京汪伪政府特任状，上面写着："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此令。"
1月4日，他正式就任此职。从这一天起，他每月领取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薪俸一千二百元，另有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公费三千元，合计每月收入四千二百元。
这个任命让周作人成了汪伪政权的要员。
档案记载显示，他在任职期间积极重建华北沦陷区文教系统，筹建大专学校，设立审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审会。
1941年10月起，他还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3月29日起任《艺文杂志》总编辑，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访问日本参加会议。
4月15日，《庸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
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
在4月14日追悼前会长汤尔和的会议上，周作人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身份发表致辞，大加吹捧汤尔和。
他说自己对汤尔和"时时敬慕"，称道汤尔和"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德者"，说"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中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第一人不可"。
1942年5月，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汪精卫前往长春参加庆典。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密函周作人，令他以教育总署督办身份陪同前往。
档案显示，周作人4月30日领取五千元旅杂费，带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前往大连迎接汪精卫，随后陪同赴长春，5月7日到达新京长春，5月8日给王揖唐发电报汇报行踪，又转赴南京，5月4日再领取三千元旅杂费。
这些行动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涉及行踪、金钱的往来均为密函、密呈。
在文书传递的"事由"一项中，特别注明"密不录由"。周作人的行动处在日军保护之下，他在赴大连途中还有日本官员同行。
1941年12月16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
他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说对日本的"协力就等于自助一样"。
1942年元旦，他又发表了《新年致辞》，宣称在沦陷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周作人在《教育时报》发表《东亚解放之证明》一文，扬言新加坡陷落是"对东亚之解放"。
【三】战后的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作人的命运瞬间逆转。
12月，他在北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
周作人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7月，周作人接受审判。当时在《中央日报》任记者的龚选舞这样描述他的样子："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镜，有几分书卷气，他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凸起的巨鼻，怎么说也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
公诉书罗列的罪状包括：任伪职期间遵照日本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协助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为日本侵略涂脂抹粉服务；发行有利敌伪宣传的报纸等。
面对这些指控，周作人进行了辩护。他说自己留在北平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家人，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
他说："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
他说自己担任伪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为了让教育少受一点反动影响。
他甚至提出一个观点：自己是想通过推广儒家思想来"同化日本人"。
他在申请复判的辩白中说："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政治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则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倒过。"
这些辩解没能说服法庭。档案记载的事实太过清晰：周作人确实担任了汪伪政权的要职，确实参拜了靖国神社，确实慰问过侵华日军，确实参与了伪政权的各种活动。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4年。
12月，周作人不服，申请复判。可这次申请被驳回。他只能在老虎桥监狱里继续服刑。
监狱里的条件很差。臭虫横行，食物发霉，牢房拥挤。周作人这个养尊处优的教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可更难受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同监狱的其他战犯大多是军人，他们瞧不起周作人这种"文化汉奸"。
周作人在监狱里继续读书、写作、翻译。他翻译希腊文学，写散文随笔，试图在精神世界里找到慰藉。
他在老虎桥监狱时就已译出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交给正中书局准备印行，可译稿在一场大火中毁了。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政府大势已去。监狱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对犯人的管理也松懈了。
周作人不知道新政权会如何对待他这个汉奸。他听说过新政权对汉奸的态度是严惩不贷，那些在抗战时期给日本人当翻译、当线人、当走狗的，要么被枪毙，要么被判无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中，他下令释放政治犯。
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关押他三年多的老虎桥监狱。
出狱后，周作人在学生尤炳圻家中寄居了半年多。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台湾。
洪炎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去台湾的路断了。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题花鸟画写了四首诗，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诗中流露出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情绪。从4月起，他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基本的生活状态。
为了挣点钱糊口，他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此时的周作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不知道新政权会不会允许他回北平，不知道自己的房产是否还在，不知道能否继续从事文化工作。他的汉奸身份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
1949年7月，上海解放。周作人看到了回北平的希望，可他又不确定，新政权会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人。
经过深思熟虑，周作人做了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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