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天，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很安静。医生刚刚把检查结果递到床前，压低声音提醒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位从湘乡走出来、经历过长征和西路军浴血西征的老干部，心脏病和高血压已经十分严重，“能撑个五年，就算是奇迹了。”一旁的亲属没敢把这句话原样转告，只问他要不要多休息一阵。李卓然却摆摆手，说了句很平静的话：“身体不好，可以少干，但脑子不能停。”
多年以后，1989年11月，他已经走到生命终点。亲人把写着“湖南湘乡、北京八宝山”的纸条举到他眼前，他只是轻轻摇头。等到工作人员把墙上的中国地图揭开，他那只瘦削、颤抖的手，慢慢摸索到西北角，在“安西”一带停住，指尖在那里一下一下点着，眼圈湿润。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个选择并不意外。要理解这最后的指向，就绕不开他这一生绕着“西北”和“宣传”打转的道路。
一、湘乡少年走出村塾
1899年11月10日，湖南湘乡洪塘乡的冬天已经有点凉了。那时的李家，还算读书人家，他的父亲在当地办私塾，指望着这个儿子能“安安稳稳念书，将来考个学堂先生”。小小的长塘村，看起来离风云变幻的世界很远。
童年时期的李卓然，跟许多乡村孩子一样，白天在塾里念“四书五经”，晚上回家帮着干些杂活。稍微不同的是，他接触新式学堂比同龄人早。1915年前后，他走出私塾，到离家十几里的都立小学念书。路远，家里不富裕，学费和路费都得细细盘算。
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的扩张，农村税赋加重，许多农户日子一年比一年紧。李家的光景也在一点点滑落。读完初小，他想继续上学，父亲却愁眉不展，直言“家里撑不住了”。这个时候，一位赏识他的乡里老师曾恺臣伸出援手，不但资助生活费用，还写信推荐他去湘乡驻省中学。
进了这所中学，李卓然接触到的东西就丰富多了。新式教材、时事议论，再加上国文老师时常在课堂上提到民族危机，让这个从村里出来的少年开始意识到：书本之外，还有一个正在被强权挤压的中国。听说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甚至有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生抗议，在当时的长沙学生中算是比较活跃的一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好从湘乡中学毕业。来到长沙后，集会、游行、演讲，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他几乎场场不落。那时候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到底靠什么才能救国？有人相信科学教育，有人相信实业，有人想着“枪杆子里出路”。李卓然起初更偏向“实业救国”，想读武昌高等师范，好好念书，将来做事。
凭借亲友的帮助，他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却还得回乡筹学费。就这一路上，他遇到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二、十年远行：从巴黎到莫斯科
回乡途中，他碰上了几个同乡同学。几个人一聊，才知道有人已经决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准备远赴欧洲。“边打工边读书，将来学了洋人的技术再回来”，这个说法听上去既新鲜又实在。陈楚、谢瑞琪等同乡欢天喜地筹划行程，李卓然听了，心里也不平静。
经过再三盘算，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改道出国。1920年春天，他向刚成婚不久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道别，登上驶向法国的轮船。那时候的中国青年，踏上异国土地时多少有些憧憬，觉得西方世界就是强盛和文明的代名词。可当他真正进入法国工厂，当工人、干粗活、过着拮据的生活时，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教科书里写得那样体面。
白天出苦力，晚上趴在昏黄的灯下啃书本，这是很多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共同经历。也正是这种边干边学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资本家的嘴脸。加班、压价、歧视，现实一点点把“单纯仰慕西方”的想法打碎。李卓然慢慢发现，这种制度的繁荣，是建筑在工人长期被压榨之上的。
1922年夏天，一个新的组织在巴黎悄悄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赵世炎等人是主要发起者。那一年，李卓然加入了这个组织。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凭直觉愤怒的青年，而是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读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等人通信往来，讨论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他陆续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同志。可以说，正是在巴黎那些并不宽敞的住所、咖啡馆和小会议室里，他的思想一步步从“实业救国”转向“革命救国”。
1923年冬，中共旅欧组织在巴黎一间门牌号“23”的咖啡馆里举行了一次小会议，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都在场。会上，大家正式同意接收李卓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委托，他承担起旅欧党支部的训练干事工作，负责政治培训和组织生活，算是开始了自己的“宣传和组织”生涯。
1925年冬，他和邓小平等人结束法国的生活，取道前往苏联。到了莫斯科，他们进入东方大学参观学习，还亲耳听过斯大林的讲话。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苏联是“十月革命成功”的象征，许多人把这里看作今后中国革命的某种“预演场”。
和有些同志选择很快回国参战不同，李卓然决定先在苏联多学一些。1927年，他听到国内传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上海工人起义被血腥镇压，形势急速恶化。他强烈要求回国参战，但又想到武装斗争需要大量政治和军事干部，便报考了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系统地接受军事、政工方面的训练。两年时间，让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打下扎实基础。
1930年，他终于结束了这段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来车站接他的，是老朋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欧阳钦。此后，他在周恩来和聂荣臻领导下，从事兵运和政治训练工作，还主持编译了苏联红军政治条例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算是他日后长期从事理论与宣传工作的一个开端。
三、苏区岁月与遵义抉择
1931年1月，中央安排他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那时，中央苏区已经初具规模，红军在赣南、闽西连续作战，亟需有理论和经验的干部去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李卓然先是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总支书记，第一次近距离与朱德、毛泽东朝夕相处。
有一次，他看到毛泽东从乡下调查回来，肩上还背着一把红油布伞，裤腿一高一低地卷着。刚刚进驻地，还没喝上一口热水，毛泽东就立即组织开会，总结情况。等会后闲谈时，毛泽东主动招呼他：“你是从上海来的？好啊，上海的同志来帮我们工作，很好呀。”接着又问起他在法国、苏联学习的情况，听他讲完工作打算后，特意叮嘱：“你到下面去，大家也许请你作报告，作报告可以，但最好开座谈会，多听听下面的意见。”
在直属队，他也经常同朱德交流。朱德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关键是同老百姓心连心，亲如一家。像这样朴素却深刻的认识，对当时还处在适应苏区环境阶段的李卓然影响很大。后来回忆那段时光，他曾说：“毛主席很有能力，很有水平，党内很少有人能赶上他。”
不久，他调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又被派往赣县工作。当地在县委领导下，土地革命和扩红工作开展得颇有声势。等到中央下令调他回瑞金时，赣县的干部群众自发送行，有人拿出腊肉、茶叶、鸡蛋，点着鞭炮相送十几里。李富春还笑着打趣：“你要是再不回来，中央调你你还不来，人家就要说你在那边搞恋爱，和妇联主任结婚啦。”
回到瑞金后，他先后担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到了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张际春等人一起深入部队，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他主张用战士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做思想工作：路上行军，宣传队给战士烧水、煮稀饭，边干活边唱歌、说快板、猜谜语，把上级指示和战斗要求讲清楚，比大会议、大文件更有效。
1934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他作《战时政治工作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梳理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同年，他当选为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已经进入中共早期重要领导机关的行列。
形势急转直下是在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策略失当，中央苏区日益被动。危局之中，他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董振堂在兴国一线抵抗敌人进攻。敌我力量悬殊，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长征。
红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这意味着：主力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还得顶着敌人打阻击。敌人尾追而来，最先撞上的往往就是他们。有一次，他正在指挥作战，同彭德怀通过步话机联络时，敌机突然低空扫射，身边几位同志当场牺牲，步话机也被打坏，他本人却侥幸生还。这种近距离的生死考验，在西路军之前就已经经历过多次。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伤亡极其惨重的一场恶战。红五军团作为后卫，硬是顶着敌人的猛攻，掩护中央机关和前方部队过江。等主体部队过河后，五军团却迟迟没有等到撤退命令。如果继续死守，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敌人吞没。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一个冒风险的决定：先行下达撤退命令，命警卫员返回湘江桥，催促尚未过江的部队立刻撤离，能救多少救多少。
结局依旧惨烈。红五军团34师被阻隔在湘江以东，被敌军多倍兵力包围，全师约五千人全部战死。对李卓然来说，这种牺牲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这笔“血账”，他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1月15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在城内一栋两层小楼里召开，地点是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会前，他与刘少奇同住一屋。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应邀去毛泽东住处，专门汇报部队对当前中央领导的意见。那会儿毛泽东正感冒，头上包着毛巾，但听他讲情况时一直很专注。
等他说到“下面对现在的指挥有很大意见”，毛泽东笑着问：“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他点头说“是的”。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反映，鼓励他第二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真实情况讲出来。于是，在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他严肃批评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明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这一立场，对会议形成新的领导格局起到不小作用。
后来，他在回忆文章《难忘的遵义会议》中提到，当时的发言本质上是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也是支持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发挥主导作用的实际行动。从这一点看，他既是遵义会议二十名与会者之一，又是推动“路线转折”的重要见证者。
四、西路军的血与雪
遵义会议之后，局势并没有立刻变得轻松。红五军团仍然担任后卫，既要打硬仗，又要保证随时能撤得开。后卫部队走到哪里，往往粮食已经被消耗殆尽，当地老百姓也被战火惊散，只能吃些粗糙食物，环境极为艰苦。看着部队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他常常焦急又心疼。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总兵力一度达到十万人，士气明显提升。中央提出继续北上抗日的方针，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地区南撤。就在这个错综复杂的阶段，徐向前考虑到一方面军老干部多、消耗大，提议抽调叶剑英、李卓然等人到四方面军工作。
在尚不清楚双方方向争议的情况下，他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西北局委员等职。张国焘虽然并未重用他，但西北部队许多将士都尊敬这位从中央苏区过来的政工干部。局面迅速恶化是在1936年底到1937年初。西路军奉命西征，渡过黄河后，与马步芳等军阀部队作战。前期西路军一度打出声势，拔除多个敌据点，但由于后方补给困难、地形生疏、敌军顽强反扑，部队伤亡极大。
到1937年3月，西路军已经损失惨重，所剩不足三千人。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脚下康龙寺附近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又将现存力量编为三个支队，分散坚持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等则奉命离开部队，赶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明确表示：作为主要干部，不能离开部队，要和战士们共存亡。送别徐向前等人之后，他同工委成员一道，跟随李先念所率左支队继续向西，试图在绝境中寻找生路。
3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工作委员会和分三路开展游击战，要求他们依靠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争取生存和发展。面对马家军的层层围堵，李先念提出“西越祁连山”的设想，希望通过进入人烟稀少地区摆脱追兵，再伺机突围。这一主张，在当时并非人人有把握，但李卓然给予了坚定支持。他知道，部队如果继续在原地周旋，很可能被一点点消耗殆尽。
随后，残余的西路军部队在祁连山一带艰难转移，忍受严寒、饥饿和连续追击。能活下来的一千多名指战员，无一不是从血泊和雪地里挺过来的。1937年4月底，他率左支队的干部和战士抵达甘新边界，基本完成了党中央“尽力保存有生力量”的要求。这支部队后来成为西北抗日力量的重要骨干之一。
不得不说，西路军的历史给许多参与者留下极重心理压力。由于当时决策复杂、后果惨烈，涉及的干部在很长时间内都背负沉重包袱。李卓然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多次强调客观分析，不推诿，也不夸大个人作用。这一点，后来在他撰写党史回忆文章时体现得尤其明显。
五、从战争前线转向宣传前线
西路军突围后不久，全国局势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发生变化。1938年初，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同年冬天，又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并担任中央职运委员会和出版发行部委员。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一连干了多年宣传工作。
1940年9月，中央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他担任宣传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1941年5月，边区中央局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他出任西北局宣传部长，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里，他一边参与组织干部学习，一边在党报党刊上发表不少理论文章，帮助许多基层干部理解党的路线方针，也为后来的宣传思想体系打下基础。
1949年4月，全国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他被调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和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这里仍然是他熟悉的领域——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东北地区在教育、出版、文艺方面的布局，都有他参与谋划的身影。
1954年11月，他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马列学院承担的是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的任务，地位重要。12月30日，他带着全家从沈阳赶到北京，住进马列学院院部新建的三层大楼。看到整洁的教室、成排的书架以及系统化的课程安排，这位长期奔走于前线和边区的老干部由衷地高兴，甚至跟身边人说，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
上任后，他花大量精力研究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翻阅学院以往的讲义和教学提纲，逐一了解各教研室情况，并讨论学校管理方式和教学制度。可惜多年积劳成疾，身体早已透支。1955年春，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他仍然坚持参加。会后不久，血压飞速上升，心脏痉挛频繁发作，住进北京医院，医生给出的判断相当严峻。
经过认真考虑，他向中央提出辞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希望为学校选一位身体更好、精力更充沛的负责人。同年4月，中央批准他的申请，由杨献珍接任。自此，他虽然仍是中宣部副部长，但基本不再担任具体职务，更多以老同志身份参与讨论与咨询。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配了一辆小汽车作为交通便利。他对用车要求很严，不但不给子女搞特殊，也常常叮嘱司机“能不动就不动”。
1956年9月，他从青岛休养地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大预备会和正式会议。空下来的时间，他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保持高度关注。这种“到了晚年还要紧盯理论”的习惯，贯穿了他后半生。
1979年1月，他被任命为中宣部顾问。1982年9月，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虽然年近八十，但他仍然坚持出席有关会议，认真完成中央交付的各项调研和回忆撰写任务。许多党刊军刊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遵义会议、西路军、西北宣传工作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冷静回顾。这些第一手资料，对后来研究中共党史、军事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青年一向十分关注。1981年6月，上海《党的生活》期刊记者专程采访他，围绕“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和“青年如何成才”展开对话。他结合自己的经历，提醒青年既要有理想，又不能脱离实际，要耐得住寂寞、学得进真本事。1984年7月，他应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一书的邀请，写下《难忘的遵义会议》一文，再次用平实笔触记录那段关键历史。
1985年9月，他和一批老同志联名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主动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希望把更多位置留给年轻干部，以实际行动支持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封信后来被不少人提起，认为很能体现那代老干部的风格。
六、西北情结与最后的归宿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每况愈下，但对工作和家乡的关心并没有减弱。1984年5月，湘乡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海根代表家乡前来北京医院探望。他明知自己病情不轻，却坚持让医护人员“通融一下”，多留些时间听听家乡情况。谈话中，他对湘乡的经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以及计划生育工作讲了不少看法和建议，态度一如既往地严谨。
对于自己参与过的西路军，他也始终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西路军的失败给许多干部留下沉重阴影，有的人选择沉默，有的人选择回避，而他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实事求是，对当年决策和执行中的得失都尽量说清楚。有人问起那段经历时，他曾感慨：“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教训不能丢。”
1989年11月9日，年满九十的他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亲属和工作人员出于现实考虑，在纸上写下“湖南湘乡”和“北京八宝山”两个地点，询问他更倾向哪里。他看了一眼，轻轻摇头。目光转向墙上的地图时，神情忽然专注起来。工作人员会意，把地图取下，放在他可以触及的位置。
那只曾握过枪、翻过雪山、在祁连山穿行的手，慢慢在地图上移动，越过中原、跨过黄河，一点一点向西北伸去，最终停在中国西北的一角——安西一带。他的手指在那里来回点着，嘴里似乎在重复某些名字，眼角已经泛红。家人虽然没有听清每一个字，却大致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地方，是当年西路军和后来的部队战斗、牺牲过的地方，也是许多战友长眠之地。
在生命的尾声，他没有选择熟悉的家乡，也没有选择首都的名人公墓，而是用这种近乎本能的方式，把自己的归宿与西北、与安西、与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同志连在一起。对经历过长征、亲历西路军覆灭与突围的人来说，这样的选择，也许是一种最朴素的“交代”。
他的追悼会上，中央有关领导到场，一些老战友也专程赶来。听到噩耗后，曾在战火中与他共事的孙毅将军题写了八个字：“淡泊名利、襟怀坦白。”这八个字概括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资历老，却不以此自居；背着历史重担，却不怨天尤人；做了不少事，却很少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
依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安西地区。他一生足迹遍布湘乡、巴黎、莫斯科、瑞金、祁连山和陕甘宁边区，最后却静静留在西北的黄土之中。试想一下，当年在西路军石窝山会议上并肩商量突围的那些人，有的早已牺牲在大漠，有的病逝他乡，而他最终回到这片土地，也算是在无声之中与那些同袍重新“会师”。
从少年走出湘乡，到赴法十年，再到长征路上支持遵义会议的转折，继而在西路军浴血奋战，又长期耕耘在宣传思想战线，直至晚年仍关心青年成长和干部队伍建设，这样一条时间线连接起的是整整一个时代。安葬地点的选择，只是这条长线的最后一个节点，却把他内心最深处的牵挂，毫不张扬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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