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秋的北京，天已经有些冷了。人民大会堂里灯火通明，西南来的老朋友们陆续抵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头发花白、身形略显佝偻的贵州老人，走路不快，却十分稳当。他叫周素园，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已经七十开外。谁也想不到，这位晚年坐在新中国省级领导岗位上的老人，年轻时是辛亥革命的急先锋，中年时又在风雪中跟着红军翻越乌蒙山。
这一年的北京之行，对周素园十分特殊。因为在这次会议期间，他要去见一个十多年没见的故人，也要做出一个看似“退下来”的抉择。
有意思的是，事情如果只从1951年说起，就很难看清这位贵州老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位置。要把时间线往前拨，拨回到清朝末年的贵州，拨到武昌起义的炮声刚传来西南的时候，才能看得更清楚：他为什么能坐到新中国省政府副主席的位置，又为什么会在七十多岁时主动向中央提出“请辞”。
一、从“自治学社”到“大汉贵州军政府”
时间回到1907年，清朝的气数已经岌岌可危。贵州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省份，却悄悄涌动起一股新的力量。那一年，三十出头的周素园，作为发起人之一，加入了“自治学社”。这一群年轻人，读新书，谈新政，对于“改良”一类的温和主张迅速产生了疑虑，很快把目光投向更彻底的变革。
次年，自治学社集体加入东京同盟会。到了1910年前后，周素园已经对改良主义彻底失望，开始转向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只会动嘴的“书生”，而是把笔杆子、官场资源、报纸平台都用上，逐步积累起在贵州的声望。
不久，他参与创办《黔报》《西南日报》，一边宣传新思想，一边在省城贵阳为新政奔走。巡警道贺国昌欣赏他的才干，把他请到警务公所担任行政科长，又兼自治筹办处文牍科长。表面上看，这是仕途上升，实际上却给他后来策动贵州起义埋下了伏笔。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贵州，形势陡然紧张。贵阳官场人心浮动，军警力量的动向成了关键。周素园看准时机，鼓动一部分警察暗中支持起义，又以“维护贵阳治安、保证全省稳定”的理由，建议贺国昌紧急扩充警力。
“现在城里风声太紧，保个平安要紧。”贺国昌有些犹豫，最后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就有一百名新警察被招募，并配发了新式快枪。在周素园的安排下，自治学社的成员汪直中等人成为队长。这一支看似普通的“新警队”，在随后的贵州起义中实际上站在了革命一边。
不久，贵州宣布独立。贵阳的警察不但没有镇压起义者，反而听从周素园的指挥，在关键时刻选择默许甚至支持。起义成功后，新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组建，周素园出任行政总理。一个原本借助报纸和文字表达不满的知识分子，走进了省级政权中枢。
然而，贵州政局并不太平。很快，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刘显世勾结滇军将领唐继尧，对贵州军政府和黔军驻地进行武装进攻。局势急转直下，周素园不得不在枪声中翻墙逃走，离开贵阳。
滇军攻占贵阳后，成立了以唐继艺、刘显世为首的贵州都督府，对革命党人展开大规模捕杀。周素园绕小路逃出贵州，流亡四川，背井离乡。此后数年，他到处奔波，入仕、被排挤、再起又再落，靠借贷维持生活，在个人命运的起伏中，看清了旧式军阀政治的本质。
1920年前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上海与他见面。王文华开诚布公，说自己既是黔军总司令又是贵州省长，希望周素园回黔出任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务厅长，并承诺日后让他当省长。“你在贵州的名望很高，大家都记得你。你把当年出逃的那些人列个名单，路费我全包。”言辞热络。
不久，王文华遇刺身亡。这场本来有机会改变周素园仕途走向的“邀约”，戛然而止。短暂的希望破灭后，他只好暂时搁置回黔计划，继续在外漂泊。
1922年以后，贵州军政权力多次易手。周素园先后在新任省长王伯群和黔军参谋长何应钦邀请下回到贵阳，担任黔军总司令秘书长。没多久，何应钦被赶出贵州，他也跟着被迫离职。5月，袁祖铭掌权，再次邀请他恢复原职，三个月后又让他出任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
看似位高权重，实则夹杂着军阀政治的强权胁迫。他后来自我评价这一段经历时，用了非常尖锐的一句话：“生平只有被袁鼎卿屈服，是我一个污点。”贵阳、重庆的合作，掺杂了“武力劫持”和生活压力，让他愈发意识到，自己并不认同所服务的这套体制。
1923年夏天，他离开贵州到上海暂居。与其说是避祸，不如说是寻找精神出路。在那里，他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25年8月，他向袁祖铭坚决提出辞职。几乎是断然抽身。
9月回到家乡毕节后，周素园把时间埋进书堆。他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国富论》《民约论》，也读《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这个阶段，他从早年的反清革命者，逐步转变为站在新的思想体系上重新审视社会的人。这种变化，为他后来选择红军、走上长征之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红军“打土豪”，在他家里翻出一堆马列著作
1936年2月，红军第二、第六军团进占贵州毕节。消息传出，当地不少年久成名的乡绅、权贵纷纷外出“避风头”，唯恐被“打土豪”。有人好心劝周素园赶紧躲一躲，他却淡淡地说：“我没做过鱼肉乡里的事，怕什么？”语气平静，态度坚定。
对于“红军要来”的消息，其他人紧张得很，他倒像是在等一批可以谈话的客人。一些人不理解，直问：“他们打土豪，难道不会找上门来？”周素园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辩。
红六军团进城后，照政策打土豪、分粮食。部队的人来到周素园家，按程序检查财物，顺手也翻看书房。结果这一翻，把大家吓了一跳：书架上摆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还有不少介绍苏联、讨论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书。
战士们觉得新奇又困惑，于是赶紧向政委王震汇报。王震听完，立刻意识到这位老人的不寻常。调查结果显示，周素园在当地百姓中口碑极好，几十年来没有趁势欺压乡里，反而在困难时期时常接济贫苦人。王震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听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些年头了？”王震见面时，开门见山。周素园不客气，直接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讲的，就是这套东西，我为什么要躲？”这句“用不着走”，说得简单，却把他的政治选择讲得很清楚。
那段时间，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经常到他家，讲党的政策，解读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也请他谈对贵州社会、军阀势力的看法。可以看出，红军方面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需要审查”的旧官僚，而更像是一个可争取的老知识分子、一位有影响力的地方名流。
红六军团决定在毕节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需要一位在黔地有号召力的人出任司令员，便想到周素园。2月14日，城关小学操场上召开成立大会，这位已经57岁的老人，被推上了台前，正式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当时社会环境复杂，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任命。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与旧军阀政权切割的公开宣示。
3月10日，红六军团离开毕节，继续北上。救国军名义上留守，周素园本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随红军踏上艰苦的长征。
不得不说，以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这个决定并不轻松。57岁，身子骨早已不再硬朗，加之长期奔波使得旧疾缠身，他行军时需要坐滑杆在乌蒙山区辗转。风雪交加，山路泥泞，一般青年战士都颇感吃力，他却坚持随队前进。
在长征途中，他充分利用旧日的人脉，对云南军政要员龙云、滇军高级将领孙渡等人写信，解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图，劝他们不要盲目阻击。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后来回忆，这些信“打中了要害”，使孙渡部队在威宁、昭通一带按兵不动，客观上减轻了红军西面的压力，有利于红军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追击军。
随着行程拉长，他的身体愈发吃力。雨雪天行军，脚肿腿疼，连滑杆都坐得艰难。任弼时、贺龙、王震考虑到他的健康，多次商量让他先到香港休养。领导机关拿出本就不多的黄金，准备供他途中使用。
当黄金递到面前时，这位近六十岁的老人眼眶湿了：“前半辈子一直在找光明，这种光明，终于在红军里找到了。”他说自己死也不离开红军，要和队伍走到底。贺龙一听，当场表态：“既然他要跟着走，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到陕北。”
长征历时九个多月，风雪兼程。最终，队伍抵达陕北，走进延安。对于周素园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到达终点”，而是精神上的一次重新归队。他在延安看到的是另一种社会气象：物资缺乏，却纪律严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百姓脸上有笑。延安的平等氛围、互助风气，对他影响极大，让这位久经旧官场的老人下定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三、延安一别，重庆游说，贵州解放后“坐在那里带头就好”
到延安后，组织上很照顾他的生活。那时物资极为紧张，但仍尽力给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多些照顾。贺龙夫人、肖克夫人经常上门看望，帮他收拾屋子。虽然受到重视，他却心里发憷：脚肿得厉害，走路困难，医生多次诊治效果有限。他总觉得自己在这里成了“负担”。
“我在这儿不仅帮不上忙，还要组织照顾。”这样的念头越想越重，最后，他萌生了回贵州工作的想法，希望借自己在当地的名望和人脉，为抗日和党的统一战线多做些实事。
1937年，他把自己的打算写成信，送到毛泽东手中。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语气亲切坦诚，大意是：把周素园看作亲切可敬的朋友和革命同志，绝不认为他是“坐享优待”；考虑到他年纪大，行动和工作应当以健康为先，在哪儿工作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认为回贵州更为适宜，完全同意，并准备给予路费和生活上的帮助。这封信措辞周到，既是政治上的信任，也是对老人个人处境的理解。
在延安分别前，毛泽东、朱德等人专门为他设宴送行。席间，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虽未入党，也是红军一员。你的历史，在走之前能不能写一点给我？”周素园很快就写了一份自传送上，并写下几句颇有分量的赠言，大意是：政权一定属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吃苦耐劳，令出必行，而国民党贪污享乐、议而不决；但同时希望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不要变质。
这段赠言，既是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深刻厌恶，也是晚年知识分子对革命政党的一点殷切提醒。话语朴实，却透出一种不愿再看到历史重演的忧虑。
1937年10月23日，他带着毛泽东写给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11月8日抵达重庆后，他主动联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要求面见西南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希望根据毛泽东、朱德的委托，为释放政治犯、加强抗日力量做工作。
他连续三次致信，说明来意，强调这是出于抗日救国大局的考虑。然而，贺国光一方面不愿放人，另一方面也不想撕破脸，只在回信中写一些泛泛的应酬话，始终不愿正式接见。与此同时，贵州方面以“共产党嫌疑”为名逮捕了他的长女婿王崇索，以此向他施压，要他不要过于公开为共产党奔走。
在重庆碰壁后，他转赴成都。那里有老相识——四川省代理省主席邓汉祥。两人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交往，此番重逢，多少带着些“故人相见”的意味。邓汉祥请他担任四川省政府顾问，听他讲延安的办学情况、陕北公学的困难。邓汉祥表示同情，并答应汇款四万元支援陕北公学。这笔钱虽然在全国战火背景下并不算巨额，但在当时的延安，却实实在在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后，周素园又在成都给云南的龙云写信，并转去毛泽东致龙云的亲笔函，希望云南方面能根据国共合作的原则，释放政治犯，让更多有志者投入抗日。龙云收到信后，两次发电邀请他到昆明一叙。
1938年1月12日，他飞抵昆明，得到云南军政当局的礼遇。同年2月初，龙云任命他为云南省政府咨谋。在昆明期间，他抓住各种机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做宣传”：讲解延安的实际状况，介绍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情况，让更多地方人士了解共产党并非宣传中的“匪”，而是真正在前线流血的抗日力量。
遗憾的是，他在昆明的这些言行，引起当地当局的不满。云南方面对他的行动逐步加以限制，他只好离开昆明，返回贵阳。不久，贵州中统特务室主任陈惕庐以省党部名义警告他，要求他离开贵阳回到毕节。贵阳公安局长肖树经也出面“规劝”，叫他不要在省城“惹事”，尽快回原籍休养。表面客气，实为软性驱逐。
回到毕节之后，地方当局对他“礼敬有加”，但暗中监视毫不放松。日常生活看似平静，实际举步维艰。在这种状态下，他选择静心读书，研读《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把自己的思想再一次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947年2月，他开始撰写参加红军长征的回忆录，用文字记录那九个多月的艰苦行程和所见所感。到1948年5月，《西行追忆录》定稿，约四万余字。这部稿件后来不幸遗失，成了他晚年一直挂念的一件憾事。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解放后的第三天，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草拟电报给毛泽东：“别来十一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言辞简短，却能看出一种迟暮之年的满足。他在1950年元旦又在自己的《光明日记》扉页写下一句话：“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这并非一句空泛感想，而是对几十年寻求出路经历的概括。
解放后的毕节社会秩序亟需恢复。周素园被群众推举为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他组织筹措军粮和物资，为解放军进军四川出力；一方面团结当地进步人士，另一方面给边远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头面人物写信，劝他们起义或投降，减少兵戎相见。
1950年2月23日，应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邀请，他到贵阳参加人民政权工作，扮演社会人士与新政府之间的桥梁角色。同年6月，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次月赴重庆参加第一次会议。8月，他受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正式进入新中国省级领导层。
1951年10月，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总理、王震等老同志亲切接见，让他倍感亲切。那时，他已经七十出头，身体大不如前，却仍然挂念着贵州的工作。更让他心系的，是能否再见到久别的毛泽东。
他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不好贸然登门，便写信说明自己的想法，把见面与否交给毛泽东决定。消息很快传来，毛泽东同意会见。对于这位从长征岁月就结下交情的老人，这次会面显然有着特别的分量。
会谈中，毛泽东和他谈到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听得认真，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谈到贵州工作时，他坦率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精力跟不上，希望辞去贵州省政府副主席职务，让年轻有力的干部承担更多责任。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年纪大了，精力自然差些，可脑筋还很好，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就好。”这句“坐在那里带头就好”，既是安慰，也是对他政治作用和象征意义的肯定。毛泽东还叮嘱：“以后政协开会，你能来就来，不能来也不要勉强，一切以身体为要。”临别前，毛泽东特意准备了一盒燕窝送给他，握着他的手，反复嘱咐要好好保重。
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些老一辈民主人士、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通过党组织关系来体现价值，而是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历史声望、人脉资源，在统一战线格局中发挥“坐在那里”的带动作用。周素园显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个。
四、文史馆长、全国人大代表，与贵州人民的“互相成全”
1953年，贵州省成立文史馆，周素园兼任馆长。这一职务看似离“一线工作”稍远，却极符合他的经历和特长。他要求馆员注意研究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对于这些老知识分子，他一方面尊重、关心，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认清新中国的前途，拥护党的领导。
在他的带领下，文史馆逐步建立起一支有责任感的队伍，整理地方文史资料，保护文献，服务当时正在开展的新中国建设。虽然这些工作看上去没有枪炮轰鸣，也不那么“轰动”，却为后人理解贵州地方社会、民族文化留下基础材料。
1954年，贵州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他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意味着，这位从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的老人，身份已经不再局限于一省一地，而是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参与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
1955年2月，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此时他已年逾七旬，身体每况愈下。但在处理文件时，他仍然保持一贯严谨，不肯草率签发。每看一份文件，都要认真阅读、做笔记，然后按程序反馈意见。按他的说法，自己身上还有不少缺点，“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因此始终没有提出入党申请。这样的自我要求，折射的是他对“党员”这个身份的高标准理解。
在繁忙工作和疾病缠身的状态下，他仍坚持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努力提高理论水平。这种坚持，不能简单理解为“完成任务”，更像是他为自己几十年思想追寻画上的一种注脚。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八十。对于这样一位长期站在统一战线前沿、为新中国成立和地方建设做出贡献的老朋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以及周恩来总理等都发来唁电，表达哀悼。
中共贵州省委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短短两句，把他与红军同行的经历、对真理的执着和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概括得颇为精当。
他逝世后，安葬于贵州省革命工作人员公墓。对于这片他终身牵挂的土地，他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评价：贵州人出自“山国田间”，说话朴拙，行事拘谨，又常被自命“开明”的外省人讥笑；可当国家处在危难之际，黔人奋起捐躯、前仆后继，与那些自诩先进者相比毫不逊色。他认为，贵州人质朴诚实、果敢坚毅，这既源于中华文化的滋养，也来自艰苦生活环境所塑造的耐劳天性。
如果回看周素园的一生，不难发现一个清晰的轨迹：从清末的自治学社成员到辛亥革命的行政总理，从军阀混战时期的“被迫出仕”到对旧政权的决裂，再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欢迎红军、参加长征，最后在新中国担任省级领导、文史馆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个人命运，几乎贯穿了晚清、北洋、民国到新中国的整个历史阶段。
1951年那次在北京的见面，毛泽东说“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就好”，并不仅仅是对一位高龄干部的体贴，也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某种回应。一个人，能从辛亥革命走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从旧军阀政府的厅长走到新中国副省长，又还能心甘情愿地坐在统一战线的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带个头”，这样的历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周素园自己说过，黔人“执事敬，与人忠”，善于在艰难环境中磨炼性格。某种意义上，他这一生的起伏与选择，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印证这句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