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学界“真人”钟振振教授
作者丨史双元
日前承蒙杂志相邀，作文介绍师兄钟振振教授。昨日惊闻先生遽然仙逝，悲从中来，久不能释。先生一生专治词学，尤精考据之学，钩沉索隐，辨章学术、厘清源流，往往一字不苟，其治学之严谨，可谓“以寸心对千古”。然先生之学，又不止于案头之功，更能挥毫作词，自成一家，可谓“考据与性灵并举，学问与文章相生”。
文章初稿既成，尚未面世受教，当此风雨仓皇之际，已无暇、亦无心修改润饰，谨以此初稿纪念振振兄。文字余温尚在，调侃尚在，望振振兄毋怪。学兄可循日常聊天惯例，长吸纸烟一口，徐徐喷出，再于精要处点评一二，如此，则人物虽逝，精魂尚在，学业尚在。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钟振振先生是我敬重的 “朴学系（乾嘉学派）”古籍研究与整理领域的大家之一，但因为师出同门，且相识甚早，本文也并非学术考究性文章，以下的文字间以学兄称之，读者或认为我有“蹭”流量之嫌，我也无可辩驳，且敲诗键向天笑，偶作蜗居自乐人。
我和钟振振先生相识很早，他当年就下放在我的家乡：江苏省高淳县。高淳当时属于镇江地区，后来归属南京，近年来成为南京市的一个区。
高淳比较偏僻，饮食语言自成一体，虽然贫穷，但青山绿水，宛然在目，山水和食物都有滋养人文的功能。
振振兄当时非常年轻，或许是兼得高淳水土滋养，年轻的诗人下放高淳时才华已经绽放，当时，他已经能写出双调长词，依稀记得，语言豪迈，颇有辛弃疾+苏东坡的混合风，反正当年的我是惊呆了，佩服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钟先生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外祖父施肖丞先生是章（章太炎）黄（黄季刚）门人，博学多才，藏书丰富，喜爱诗词、绘画、书法。振振兄自幼寄养膝下，耳濡目染，年少即能背诵古典诗词，并尝试自作，诗才灵穴由此开启。
一九七八年，高考重启，振振兄当年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以初中学历直接报考了南京师院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一举高中。
我于同年参加高考，入读南师大中文系，现在想来，振振兄当年的才华可能照耀了我，也指引了我。
当年，佩戴一个大学生的白底校徽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了，振振兄的装配属于更上一层楼，佩戴的是黄色校徽。（黄色是研究生校徽底色，老师的校徽底色则是红色。）他有没有趾高气扬，我没有见过，但意气风发之态是一定有的。当时中文系充满了文艺复兴的氛围。当时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拥有众多全国著名教授、学者，这是拜中文系老主任孙望先生所赐，他久久为功，把唐圭璋先生、徐复先生等大师从全国各地请到了南京师院中文系，其他一线明星学者还包括钱仲联、杨白桦、金启华、吴调公（文艺理论）、许汝祉（外国文学专家）、朱彤、吴奔星等。若读者对这些名字尚觉陌生，或说明年岁尚轻，未识“旧人”。总之，当时文科、理科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古典文学专业的学子们也时刻准备着，以复兴古典文学之研究来建设祖国，提升四个现代化的速度。
振振兄入读南师中文系，适得其时，也适得其地，离他心仪的那些南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就更近了。
钟兄嗜书，几近于“书癖”。当年大部分人家都很穷，振振兄常省下衣食开销来买书，其实，衣服开销几乎不值一提，当年，衣可蔽体即是正装，如果过分重视衣着，或可被人视为“油头粉面”，断语就是“此人坐不了冷板凳”。
记得有一次，振振兄在南京杨公井古旧书店淘得一批旧书，其中有一套《梦溪笔谈》，这是他一直寻觅的古籍，但他手头实在拮据，他问我能不能先买下，等他有钱再过来“赎”书。我虽然比他穷得更彻底，但乐得先睹为快，再说，振振兄就是我们的大哥，岂敢不遵命。
振振兄研究生毕业后有一段时间被分配到镇江师专做老师，主编学报，还曾向我多次约稿。他有时回南京，我们也会抽暇相聚。但和他在一起，再好的朋友他也视若无物，他自顾自做两件事，谈学问，抽香烟，深深吸一口烟再谈学问，在他深吸一口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打断他的，因为一般在“烟丝披里纯”（inspiration）的鼓励下，他的下一段文辞往往更加精彩。
我本科毕业以后又报考了南京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前夕，专门向振振兄寻求心证，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指点，他知道我的导师是孙望先生，大为赞叹，立马断定我不可能是“水硕”（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孙望先生是诗人，也是学者，他和唐圭璋先生等学者一样， 治学态度皆秉承朴学精神。所谓“朴学”，即乾嘉学派，其学术方式重在古籍之整理、校勘、注疏与辑佚。梁启超曾云，其治学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更深的涵义，则是以学问为做人之基，务求踏实笃定。
振振兄就是典型的朴学传人，他身上兼具乾嘉学派的精审功夫与现代学术的系统方法，堪称当代登顶学界的传奇式人物，可以说，有这样的学者在，我们无惧AI的挑战，就像当年唐圭璋先生被誉为词学活词典，大凡书上找不到的知识你可以去问他，今日振振兄也有类似的功力。
振振兄后来回到唐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因为接触较多，收益也就更多了。
钟先生的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唐圭璋先生的治学传统，借鉴清代乾嘉学派严谨求实的精神，凭借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于诗词文献学领域创获尤其丰厚。
在宋词研究的整体学术谱系中，振振兄的《贺铸词集校注》可谓承前启后。
唐圭璋先生以宏大视野编撰《全宋词》，把宋词研究提到了与唐诗研究并重的地位，而且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备的资料，其意义不仅在于资料收集之“全”，更在于真正落实了常州词派的理念，把宋词研究的眼光从“婉约”“杳渺”转向“拙重大”的方阵模型。他以现代文献整理的眼光，汇辑历代别集、总集中的宋词作品，并结合大量刻本、钞本加以校勘，从而为宋词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同时也最为可靠的文本基础。可以说，《全宋词》不仅是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更是使宋词从传统文人雅赏走向现代学术研究的分水岭。
夏承焘先生则以深厚的艺术感悟和宏阔的历史眼光，为宋词研究注入了强烈的美学意识与家国情怀。唐、夏两位学者，一重在“集成”与“富养词史”，一重在“诗心”与“阐释文本”，为后来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台基。
钟振振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他并未止步于宏观性的“全”，而是以贺铸为切入点，集中体现“个案精研”的学术取向。他以考据学的细致入微为路径，几乎穷尽性地追索贺铸词用典、化用的渊源，这在前人的研究中虽偶有涉及，却从未达到如此系统与彻底的程度。与唐圭璋先生的“汇辑”，夏承焘先生的“阐发”相比，钟先生的贡献在于“考辨”与“落实”。这种转向不仅纠正、补充了前人关于贺词若干关键细节的理解，更使贺铸词这一原本边缘化的“冷僻个案”，在宋词研究版图中获得了应有的位置。
由此观之，钟振振的《贺铸词集校注》，既承续了前辈“整理文献—阐释词学”的学术传统，又在方法论上凸显出一种以细密考据推动文本深读的新格局。他的成果标志着宋词研究从“全景式的宏观视野”逐步走向“微观个案的精深探索”，也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可资效法的研究范式。
我硕士毕业前夕，孙望先生特地为我组织了一支极具学术分量的论文答辩导师团。根据孙先生1985年6月6日的日记记载：因为我的论文研究主题是王维诗歌的特色，除了诗学，还涉及佛教与绘画两个领域，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担任主席，南大王气钟教授、南艺刘汝醴教授、西北大学安旗教授共同主持答辩。
我在答辩前一天十分紧张，将打印的论文稿发给了振振学长阅读，第二天早上，振振兄赶早见了我，告诉我放心，他昨天看到大半夜，他认为文章质量颇高，不用担心。学兄的话是定盘星，我安心了很多。
有一次，振振兄拿出一首李商隐诗歌白文，也就是没有注释的诗歌，命我即席指出其中所蕴含的典故以及沿袭前人语汇而成的熟词。可能当时记忆力和反应还不错，大致即席指出了典故来历与此语出处，振振兄对我的回复颇为称许，从此就“带上了我”。
我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接着又跟随唐圭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从唐诗研究进入宋词领域，振振兄也给予了很多辅导。
八十年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唐诗鉴赏词典》，卖得非常火，掀起了一轮诗词阅读、学习、鉴赏的热潮。火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上海的新婚夫妇必须要凭结婚证书才可以到新华书店购买一本。后来，唐圭璋教授受邀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由钟振振教授负责全面审定每一篇文稿。因为撰写者来自全国各地，振振兄认为此书稿件良莠不齐，常识错误太多，需要大动干戈，振振兄就邀请了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和我，到上海住下，协同工作，由钟振振对每一篇鉴赏文章推敲“挑剔”，精益求精，并写下批语，然后，由海明兄和我现场修改，直到振振兄满意为止。因为工作量很大，后来又邀请了邓小军先生和邱鸣皋教授一起到上海修改文本。
这件事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刺激，后来他忍不住多次吐槽：“一大批诗词笺注本、选注本和鉴赏集中的知识性错误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知识性错误条数近于、多于甚至倍于总页码的古诗词读物，比比皆是。”他认为，看到了，就要指出来，不能等闲视之，漠然置之。
通过这次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对振振兄的“较真”有了很具体的认知，对自己写作文章的“敲打”也更多了，有时候，明明是普及性知识，但还是忍不住要再核对一遍，寻找源头，费时颇多，但也因此屡有所得。
钟先生曾主编“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包含《唐五代词纪事会评》《宋词纪事会评》《金元词纪事会评》《明词纪事会评》《清词纪事会评》《近现代词纪事会评》六种，是继清人张宗橚《词林纪事》和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纪事》之后又一部规模浩大的词学史料丛书。有幸得到钟先生推荐，我承担了《唐五代词纪事会评》的编撰工作，我认为此书确实有益于学林：“规模大，收录全；校勘精，编次严。纪事则以唐证唐，以宋证宋；会评则荟萃百家，通贯千年，保留《宋词纪事》之一切优点，避免《词林纪事》之一切弊端。”此编收录全备，可以说是集词人小传、词选、词评于一体的“新型词史”。
钟先生不仅是丛书主编，还独立完成了《宋词纪事会评》。对于此书，学兄王兆鹏先生评点云：“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历代词纪事会评”的问世，极大方便了词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开启了“会评”体诗词学文献整理的新模式。
上世纪末，受汉语推广领导机构派遣，我到海外长期从事海外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工作。
在海外工作期间，我几乎中断了自己原有的古典文学的专业研究，但和振振兄一直保持着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我得以工作之余继续做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2019年6月，悉尼举举办了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振振学兄专程前来主持会议，并为本地诗词爱好者举办讲座。我和振振兄有机会在悉尼相聚。
2020年完成海外汉语推广工作以后，我再次回归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我长期跟踪振振兄的学术研究，注意到振振兄的一个观点：古典文学除了古籍整理，也需要发掘诗词的审美意义，古为今用，这才能实际赋能当代精神建设，也是活色生香的古典研究。
他在《古代文学的审美本位》一文中这样说道：“真、善、美，是所有学科共同的、最高标准的追求。文学艺术虽然也追求真和善，但是追求真和善却不是文学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具体特质性的区别。”他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审美贫弱”现象深深叹息：“至今我们在古代文学‘审美’研究领域‘积贫积弱’的状况，较之二三十年前，虽不无寸尺之进，却没有根本的改观。美学修养与审美能力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乃是长期困扰我们古代文学学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因此，当我近年重回诗词研究领域的时候，我就集中于古典诗词的审美体验发掘，我回归以后的第一本著作是《趣说人间好诗词》，2022年由凤凰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这本书开始，我改变了以前的写作模式，重在以新观念解读古典诗词的美学趣味。
振振兄和兆鹏兄为这本书题写了推荐语。
得到同门学长指点和支持，我一鼓作气，于2023年出版了《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更为侧重宋词名篇的美学鉴赏和创意理解，出版后反响不错，一年半之内加印六次。
2025年九月份，《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正式面世，这本书的写作也得到了振振学兄的启发。因为近人陈匪石所著《宋词举》精选两宋十二名家词于一本，举词详析，开后人词作鉴赏的先河。钟先生曾对《宋词举》进行点校整理，为词人名作的鉴赏提供方便。受此启发，我也在尝试着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以蒋捷的一首《虞美人·听雨》为核心，运用网络式链接模式，串联起全宋词中的大多数名作，又选择最著名的词人词作进行创意赏析，为宋词鉴赏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钟振振教授治学四十余年，他不仅执着于古典诗词之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笺注等学术研究，而且钟情于诗词创作，热心于诗词普及，成绩斐然。已经有许多诗人，学者给与极高评价，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祝钟振振教授学术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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