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刚刚创作完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以及主题曲歌词的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关入监狱之中。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田汉了解到，与他关在同一监牢的是中共地下党，红队队员赵轩。赵轩大概是听说过田汉，于是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就聊起来。
图|赵轩
田汉自己就是共产党员，只是当时可能碍于组织纪律，不便表明身份，但他很早时候，就听说过红队，并上看到过红队队员独闯仁济医院，单枪匹马击毙叛徒。
赵轩也没隐瞒，当场就承认这起案子就是他和队员们一起做的。
当时，田汉还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练就了这么准的枪法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赵轩很坦诚的说道：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你充分认识到叛徒危害党的组织，不打死他，当还要受损失，你的心就准了，心准了手就准了。”
1
田汉口中所说的“仁济医院案”，是1934年9月发生在上海仁济医院的熊国华案。
熊国华此人是中共叛徒。
因为各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有关熊国华的生平经历并不多，只知道此人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当过队长，后来进了苏区，也许是因为革命条件太艰苦，熊国华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1934年，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周先成被捕并叛变，虽然有地下党通过消息渠道，及时送出了信息，可因为熊国华那时贪图享乐，没有把消息送出去，结果造成了中共上海局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批领导干部相继被捕。
事后，党组织宣布对熊国华隔离审查，熊国华因担心自己违反纪律、贪图享乐的事儿被发现，索性叛变投敌，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报告国民党当局。
中共上海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红队除掉熊国华。
红队队员、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陈同生在1959年写了篇回忆昔日在上海时的革命经历的《不倒的红旗》，提到了这件往事，根据他回忆，红队是1934年9月16日夜接到的命令，要求除掉叛徒熊国华。
之前我们对红队已经聊过很多次了，这支队伍是隶属于中央特科亦称特三科、行动科，其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慑敌人。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中共上海局联合红队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
首先，中共上海局以组织的名义派一名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干部去联系熊国华，并谎称有任务要交代他，并安排熊国华住进了上海的谦吉旅馆，叮嘱他有人会和他接头。
1934年9月15日晚，熊国华一个人住进了谦吉旅馆，因为他的衣着打扮很像是一个有钱的生意人，所以老板也没有收他的房费，直接就把他引上了二楼的34号房间。
熊国华自己也是老地下出身，本身也很谨慎，他住进旅馆后只在当晚出了趟门，至深夜返回，第二天一整天，他都没有出门，直至夜里11点，才要老板给他送一碗面上来。
19月16日晚10点，邝惠安带孟华亭、赵轩、祝金明、张麻子等5人前往。
邝惠安带着孟华亭、赵轩负责巡视把风，张麻子、祝金明上楼负责行动，张麻子敲开了熊国华的门……
“啪啪啪”
熊国华猝不及防，被三枪潦倒，倒在血泊中。
图|1934年9月27日，《时报》关于红队镇压熊国华的报道
任务执行完毕后，邝惠安带着队友撤离。
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熊国华本人虽然连中三枪，其中一枪还打在脖颈上，人却没有死。
旅馆的老板报了警后，巡捕很快来到了现场，把奄奄一息的熊国华送到了仁济医院。经过医生抢救，熊国华醒了过来，只是眼神里藏不住的惊恐。
熊国华在医院居住期间，公共租界巡捕房派出了警探、巡捕专门保护。
2
邝惠安在得知熊国华没死后，决定进行二次刺杀。
不过，第二次刺杀熊国华，就不是那么容易。
第一次刺杀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在于熊国华完全没有准备，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熊国华身边以及周围多了巡捕房的警探，不允许人接近他，想要贴身进行刺杀，并不是那么容易。
考虑到这一情况，红队找来了董健吾商量，决定让董健吾以牧师的身份进入医院。
董健吾虽然无法靠近熊国华，却通过关系使红队搭上了医院的关系，有医院的护士表示愿意配合红队锄奸，后来红队制定计划，决定由牧师和护士配合红队队员进入熊国华的病房进行刺杀。
1934年9月26日下午3时40分，邝惠安带着六名队员来到仁济医院。
为了保证行动顺利，邝惠安、孟华亭两人先一步控制了医院门口账房和电话间里的工作人员，防止他们打电话报警，同时在医院门口望风戒备。
赵轩则是带着四个人直奔医院的接待室，并留了两个人专门把风，赵轩两人则是直接冲进了熊国华的病房。
当时，熊国华正躺在床上看书，一见有人闯进来，顿时吃了一惊，还不等他有所反应，赵轩抬手就是一枪，正中熊国华头部，另外一名队员也顺势开枪，击中了熊国华的胸口。
这一次，熊国华死的不能再死了。
病房里的枪声立刻惊动了在外巡逻的警探，巡捕，各路人马一起往病房冲。
赵轩两人这时也从病房出来，看见走廊里有人猛扑过来，连开了几枪，击毙了一名警探，并和随后冲来的巡捕展开了枪战，后来一名法租界的巡捕在混战中中弹殒命。
至于参与行动的红队则是全身而退。
仁济医院的命案一出，登时震动了上海滩。
1934年9月27日，《申报》刊登了题为“仁济医院大凶案”的新闻：
“本月十六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四马路昼锦里第37号慎记谦吉旅馆第三十四号房内曾发生一暗杀案，被害者名熊国华，据称系台州人，年三十四岁，当时系伤势尚无大碍，故经送山东路仁济医院医治后渐见痊愈，各情已详本报。讵昨日下午，竟在医院内仍被枪杀，并害及探捕各一人。”
图|徐恩曾
这次红队的行动也令负责配合的国民党中统大失颜面，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后来回忆起这件往事，也满脸沮丧：
“对于这个特别病人加以严密保护，从进门起，到通达病房的走廊和病室内，每天24小时都有特别警探把手，这样的布置……殊不知仍然救不了熊国华的生命。”
也因为红队神出鬼没，许多叛徒以及国民党大小特务对其恨之入骨，却又始终无可奈何。
然而可惜的是，刺杀熊国华就是红队出的最后一次任务。
3
上世纪三十年代，红队的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中统，因为红队多次出手，不仅铲除叛徒，还对中统特务头目下手。
当时，号称国民党中统三大“反共高手”的、上海区长史济美，上海公安局督查、国民党中央驻沪调查专员黄永华，国民党密探雷大甫先后都被红队击毙，令一干中统特务惴惴不安。
中统特务也几次出手，逮捕了不少红队队员，并破坏了不少联络点。
尽管也有不少同志因为斗争经验不足，被迫承认身份，但在当时尚威胁不到红队的领导层面。
直至一个人被捕的出现。
1934年8月，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的盛忠亮在顾顺章引诱下叛变（女友秦曼云叛变自首，八十年代中期还曾回国）。盛忠亮当时是中共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叛变直接造成了我党在上海的组织被完全破坏
图|邝惠安
邝惠安那时奉令执行刺杀熊国华的计划，可他那时已经十分危险，毕竟由于盛忠亮出卖，他已经在敌人面前露了相。
1934年9月22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在九亩地抓捕了红队队员张阿四，张阿四被捕后即叛变。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张阿四归队以后，与中统断了联系，还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实，之后被选入红队中接受培训。
当时，徐恩曾严令中统上海区区长韩达，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捉拿“红队”队员一体归案。
就在韩达极为为难时，其部下、时任“中统”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向他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
“我在街上又碰上了张阿四。”
1934年11月，张阿四再次被中统控制，为了保住性命，他答应中统在他家布置暗哨。
这个月月底，赵轩骑着自行车到张阿四家里联络，张阿四借着买水果的机会，悄悄告诉了布置在他家周围的中统特务。
赵轩对此毫不知情，后来他骑着自行车离开张阿四家时，已经被中统秘密跟踪。
中统特务顺藤摸瓜，不仅摸到了赵轩的住处，还借此机会摸到了红队主要的秘密联络点、位于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位于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
同年12月5日晚，韩达下令突袭红队的秘密联络点，次日凌晨，“中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
就在当天早上，下着绵绵细雨，毫不知情的邝惠安打着雨伞出门，被事先埋伏的中统特务抓捕。
几乎与邝惠安被捕同时，赵轩、陈玉明、陈杰明、孟华亭等30余名红队队员也都被捕。
徐恩曾在获悉抓住了邝惠安等红队骨干后欣喜若狂，他知道这帮人都是身经百战、极富经验的战士，如果能收归己用，对他极有好处。
可面对徐恩曾的拉拢，邝惠安等一大批红队队员都选择坚贞不屈。
邝惠安等人在狱中都受到了酷刑，自始至终也都没有选择屈服。除了承认了几起由红队所做、无从辩驳的案件外，其他一个字也没有多说。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江苏高等第二法院审判邝惠安，法官问邝惠安几人还有什么话要说。
即便是这样，几人在法庭上仍然大义凛然：
“法院问他们有何话说，邝惠安凛然说，我们并不是为私仇，是为中国国家民族斗争。赵轩说，我们为国家不是私仇，不是想到利益。孟华亭说，我不是共产党，自战事后我加入特务队为中国民族奋斗，并不是为什么人谋利益，并不是为个人私仇，亦不是要享福的。祝金明说，我去年加入抗日义勇军特务组，不是想个人好处，也不是为私仇。”
1934年12月6日，国民党江苏高等第二法院以危害民国组织团体、谋杀等罪判决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死刑。
邝惠安几人被关在狱中的时候，恰好田汉也被关在狱中，他对几位红队队员最后英勇无畏的形象记忆深刻。
图|1935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有关邝惠安等人被执行绞刑的报道
1935年4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派检察官将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祝金明4人提赴江苏第一监狱执行了绞刑。
经此一难后，红队在上海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此后中央特科以及红队的活动都逐渐趋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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