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的某个清晨，尼罗河三角洲的薄雾尚未散尽，一位年近不惑的牧人被召进孟斐斯宫殿。他低着头，双手微微发抖，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叫到法老面前。守卫简短地吩咐：“照顾好那两个孩子，但记住，你不能跟他们说一句话。”
对于这名默默无闻的牧人来说，这只是无法拒绝的命令；对于坐在王座上的普萨麦提库斯一世来说，这却是一次大胆而前所未有的“人类语言实验”。而在更远的后世，这段故事被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入《历史》第二卷，成了研究语言起源时绕不开的一则典故。
有意思的是，普萨麦提库斯想知道的，并不是孩子会不会开口说话，而是——在完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他们究竟会说出什么语言。对古埃及人而言，这几乎等于在追问：哪一种语言，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
一、从“谁更古老”的国族较劲，说到法老的极端实验
普萨麦提库斯一世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64年至公元前610年。这段时期的埃及，已经不再是金字塔时代的那种辉煌，但在地中海东岸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大国林立，各民族都在讲自己的历史有多悠久，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后来者。
在这种气氛下，“谁的民族更古老”“哪种语言最早出现”，就不仅是学问问题，背后还牵扯到尊严和地位。埃及人长久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甚至是最古老的那个，别的民族充其量是后来学他们的。
然而，当时已经有关于费里吉亚人（大致在今土耳其西部一带）的种种传言，说他们的历史很久远，语言也十分古怪。普萨麦提库斯不满足于耳听之言，他想找一种“看起来更客观”的方式，来比较各民族语言的“原始程度”。这套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确实有些天真，却很符合当时的思路。
于是，一个危险的念头成形了：如果有孩子从一出生就听不到任何语言，那么他将来自然说出的第一个有意义的词，会不会就是某种“天生”的、最古老的语言？
普萨麦提库斯的逻辑，大致可以还原为这样几步：
他认为，神创造人类时，可能赋予了人类某种“最初的语言”；
现实世界里各种语言的差异，可能是后来分化、演变的结果；
如果把婴儿和所有现实语言隔绝，只留下那份“与生俱来”的部分，也许就能听见那种“最原始的语言”的回响。
不得不说，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很粗陋，但在公元前七世纪，已经带着一点朴素的“实验”味道了。这位法老，不满足于祭司的解释，也不完全接受“众神赐语”的传统说法，他选择用人的方式去测试一个“神”的问题。
二、沉默的牧场，两个婴儿，以及那个“别科斯”
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优特尔佩》中的记载，普萨麦提库斯挑选了两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把他们交给一位牧人看管。地点远离宫殿与城邑，生活条件虽不奢华，却能保证孩子不至于饿着、冻着。
但有一条要求格外冷酷：看护者不得对他们说任何一句人类语言。
对于人类幼儿来说，除了吃饱、保暖、身体无大病之外，最重要的刺激，其实就是来自成人的声音、眼神和抚触。法老的命令，等于把孩子关进一个“无声的世界”。
牧人能做的，就是用手势、表情甚至简单的哼声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但尽量不发出带有语言特点的音节。希罗多德的记载不算细致，不过，从后来“孩子说话”的细节能看出，守卫命令执行得相当严格。
时间一点点过去。婴儿从哭声中逐渐长大，会爬、会走，会喊叫，也会模仿一些声音。但他们听不到成年人说话，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妈妈”“水”“吃”这类熟悉的词。
两年之后，宫中终于等来了那个消息。
据说，有一天牧人走进屋子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伸出手，嘴里吐出了一个清晰的词：“别科斯。”
牧人吓了一跳，后来将这个怪词按照自己听到的方式报告给上级。逐级传达之后，很快就到了普萨麦提库斯面前。法老当即召唤学者、书记官和会多种语言的臣属，一起讨论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词到底是啥意思。
经过对照与询问，有人提出：“费里吉亚语里，’面包’的说法就差不多是这个音。”
在那个时代，没有录音，也没国际语音学，更没有系统对比语言的工具，“差不多”就已经足够震动朝廷了。
普萨麦提库斯随即得出结论：既然这两个没接触过任何语言的孩子，自然说出的第一个词与费里吉亚语的“面包”高度接近，那就说明费里吉亚人的语言更接近人类的“原始语言”。于是，埃及人不得不承认——在文明的岁数上，费里吉亚人大概比自己更早。
这个结论，在现代语言学面前当然站不住脚，但它却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人的思路：把婴儿当作“空白试纸”，想从上面测出一种“本来就存在”的语言。
有意思的是，关于那两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希罗多德并未展开记述。可以合理推测的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即便活下来，语言能力也极有可能严重受损。那一个“别科斯”，在流传的故事里显得像“奇迹”，但就语言系统而言，只是一个孤零零的词音，和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从埃及到印度：离开人类语言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围绕“孩子离开语言环境会不会自己产生一种新语言”这个问题，历史上不止这一次诡异的尝试。几乎每隔几个世纪，就会有人打类似的主意。
中世纪的欧洲，曾有关于某些君主模仿普萨麦提库斯进行沉默实验的传说，不过普遍缺乏可靠史料支撑，因此只能当做传闻来对待。倒是二十世纪初发生在印度的一桩“狼孩事件”，留下了比较详尽的文字记录，可以侧面印证：婴儿如果在关键期严重缺乏人类语言环境，后果有多严重。
1920年前后，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部某片丛林里，当地人多次在夜间听到狼嗥，又隐约看到两个类似孩童的身影跟着狼群行动。消息很快传到了当时在那里传教的美国牧师辛格耳中，他带人反复追踪，最终发现并带回了两个与狼群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女孩。
一个估计约五岁，被命名为卡玛拉；另一个约三岁，被命名为阿玛拉。
她们被带回收容所之后，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孩子的动作、作息、饮食习惯，都与人类儿童有巨大差异，却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狼。她们习惯用四肢着地爬行，夜间异常警觉，白天反而松弛；碰到突然的声响，会立刻竖起身子、瞪大眼睛，像在观察猎物或天敌。
吃饭时，她们不懂餐具，一见熟食就退缩，更习惯直接用嘴去撕咬，甚至把食物扔到地上，用狼那种低姿态去取。晚上则习惯发出长长的嚎叫，嗅觉灵敏到微小气味变化都会让她们不安。
辛格夫妇用了极大的耐心，试着把她们一点点“拉回到”人类社会的轨道上。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清晨的孤儿院，卡玛拉趴在地上，辛格夫人弯下腰，小声对她说：“卡玛拉，站起来，试一试。”女孩先是本能地想用手支撑地面，犹豫良久才勉强直起身体，站了几秒，又迅速回到爬行姿势。
这样的训练，持续了几年。卡玛拉学会了短暂站立，又学会了使用勺子喝汤，随后在漫长的重复中慢慢拼出几个简单的词——一些表示吃、喝、简单情绪的单词。四年之后，她能够借助极少的词语表达基本需求，这在照顾她的人眼里，已经是巨大进步。
但语言发展从没真正“追上来”。直到卡玛拉大约十几岁（1929年左右去世），她的智力和语言水平依旧停留在幼童阶段，远远无法与同龄正常儿童相比。她所接受的人类语言刺激，来得太晚，错过了关键期。
阿玛拉的情况则更为凄凉，她被带回人类社会不久就夭折，几乎没有太多康复的记录留下。
这两个“狼孩”的经历，一度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有人以夸张笔调讲述，甚至添油加醋，然而在剥离传奇色彩之后，仍有一个冷静的结论摆在那里：孩子在早年长期脱离人类语言与社会互动，会严重影响大脑有关语言与社会认知的发育，即便后天补救，也很难完全恢复。
由此再回头看普萨麦提库斯的实验，就能更清楚地意识到，那种“指望婴儿靠本能自行冒出一门语言”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
四、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婴儿不是“空白纸”，但也离不开“人声”
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已经和古代完全不同。无论是心理学、神经科学，还是语言学本身，都在不断提供新证据。
语言学界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来自美国学者乔姆斯基。他提出“普遍语法”这一概念，大意是说，人类大脑里天生就带有一套抽象的、适用于任何自然语言的“基本规则”。正因为有这套先天结构，孩子才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从环境中“抓住”母语的语法规律。
换句话讲：人类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但这份能力更像是一台已经安装好系统的软件，需要外界输入才能运转，而不是自带完整内容的“古老语言”。
现实中的婴儿，一旦生活在正常家庭环境中，会在出生不久就对人声产生明显偏好，两三个月能分辨不同音节，半年左右开始模仿咿咿呀呀的音调，一岁左右冒出第一个真正的词，两三岁之间，在没有人系统教语法的情况下，自动掌握复杂句式。
这一切，在现代神经科学的扫描结果中，也能找到对应。大脑中负责语言理解与表达的区域，在幼儿时期异常敏感，受到足够而适宜的语言刺激时，神经连接会迅速增多、强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功能网络。
如果这一时期严重缺乏语言输入，比如极端 neglect、长期隔绝或像“狼孩”那样完全生活在非人类环境中，这些区域的发育就会受到严重抑制。后期再试图补课，哪怕投入巨大努力，也很难弥补早年的缺口。
从这个角度看，普萨麦提库斯实验中那句“别科斯”，就显得非常苍白。它可能只是孩子随机模仿环境中某个声音组合的偶然结果，也可能是成年看护者无意间暴露的某种语音被模糊复制，更不排除是古代记录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无论哪种情况，都无法支撑“这就是最古老语言”的宏大结论。
至于另一个问题——“把不会说话的婴儿聚在一起，不教他们说话，他们会不会创造出一门语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证据看，答案相当清楚：
人类有创造、变革语言的能力，这点毫无疑问。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新生语言”，比如某些殖民背景下的“克里奥尔语”，就是不同语言群体在接触过程中，通过简化、再建构形成的。但是，这些创造，都建立在使用者已经掌握一种或多种自然语言的基础上，是在已有语言之上做“重组”与“再造”。
完全没有语言输入的婴儿，即便在一起成长，也只会发展出一些情绪性叫声、肢体动作、简单模仿，并不足以构成严密的语法系统和稳定词汇的“语言”。缺少模仿对象，也没有已有的符号体系作为参照，他们的“创造力”远远无法支撑一门新语言的诞生。
从埃及的静默牧场，到印度的阴暗丛林，再到实验室里的脑成像仪器，这一长串线索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事实：语言既不是神秘的天外之物，也不是靠单个孩子“闭门造车”就能自然长成的东西。
更贴切的说法是——语言是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之间长时间博弈的产物，既离不开大脑的结构，也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
当年普萨麦提库斯只从一个词里看到民族的“谁更古老”，在他看来那是荣耀与优越的证据；而后世在类似故事里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一旦把孩子从正常的人类互动里剥离出去，损失的远不只是几句对话，而是整套思维和情感的成长通道。
关于“语言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旧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不过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把婴儿聚在一起，什么都不教，等他们自己“发明语言”的做法，无论在伦理还是在科学上，都再无可能重演。现实世界中，那些极端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已经以非常惨痛的方式，给出了足够明确的答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