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郑州东郊的一处军校操场上，晨雾刚散，一队学员正在队列中口令整齐，帽檐下全是年轻却略显老成的面孔。队伍里，有人悄声说了一句：“听说新来的那个，是从指挥排长直接考上来的，才二十出头。”旁边的学员笑着接话：“八成又是一个在部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他们不知道，这个被议论的年轻人，八年前进部队时，裤腿还得高高挽起，脚上都是裂口。
时间往前推回去，故事要从1969年末说起。那时，全国还在特殊时期的尾声，很多十五六岁的青年离开家乡、码头、工厂、学校，踏进军营。在那批人当中，有一位刚满十五岁、个头单薄的少年，因为年龄偏小、身量又瘦，在当地人武部领发军装时闹出过不大不小的一出笑话：最小号的棉军装穿在身上，像挂了个布袋，只能不断卷裤腿、叠袖口。
那一年，他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在夜里听见军号，第一次意识到，昨天还在树上掏鸟窝的孩子，一夜之间就被放在了队列里，肩上压着军人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上去“半大孩子”的新兵，在连队很快就成了别人眼里“外形单薄、骨头却硬”的那类人。
一、少年入伍：疼痛里练出来的“狠劲儿”
刚入伍的那一年，部队的条件很一般。冬天冷，水井里打上来的水像刀子，喝下去直往肚里钻。营房里没有热水龙头，也没有取暖器，连脚都泡不上一次热水。对于习惯了跟着空军父亲到处转的孩子来说，环境并不陌生，但轮到自己真刀真枪地适应，还是另一回事。
他的脚是典型的“干脚”，不容易出汗，可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始裂口子。开始只是一点干，一丝疼，接下来就变成一道一道的裂缝。走路时，鞋后跟与地面一磕，痛得他直咬牙。营里没有润肤油，也没有专门的药膏，战士们大多就是硬扛，最多用温一点的水洗洗。
有天晚上，他看见老班长在床边借着昏黄的灯光缝补军衣，一针一线密密扎着，忽然就冒出一个主意。回到自己的床铺，他干脆把鞋袜一脱，拿出针线包，把裂开的脚后跟放到另一条腿上，心一横，像缝布一样，从裂口两边的老皮一点点往里“赶”。
左一针，右一针，针尖扎进去的时候，脚脖子一麻，钻心的痛直接往上涌，裂口里渗出一圈细细的血丝。他皱了皱眉，还是咬着牙把两只脚后跟都“缝”完。穿上袜子，在地上小心走了几个来回，居然真有点稳当了。他忍不住对身边的战友打趣，说：“这手，要是让卫生员看见，非说是当外科医生的料。”
没想到，这件事被老班长看在眼里，又被当成“敢吃苦、想办法”的典型，在一次新兵连的小会上被连长点名夸奖了一番。不得不说，在那个讲究能扛事、少叫苦的年代，这样的“土办法”，很容易被视作一种可塑的品质。
也是从那以后，老班长开始格外留意这个十五岁的新兵，主动给营里推荐，让他进入营部标图班。标图班隶属营部，营长本人就是出身于指挥排，既要懂战术，又要勤快细致。对于这个新来的小兵，他看了看档案，又问了几句训练情况，就简单说了一句：“人小点不要紧，只要能吃苦。”
入夏以后，营里训练强度一上来，问题就慢慢冒出来。那年夏天，他在山沟里行军、拉练、涉水，有一次在河里来回折腾，回来只觉得脚底奇痒，起初没有在意，还一边挠一边笑话别人“娇气”。几天后，脚趾缝全部破皮，红肿流脓，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火上，连被窝里不小心蹭到一点都痛得直吸冷气。
脚气拖成这样，又引发了甲沟炎，只能抬到床上，交给卫生员处理。每天换药的时候，药棉一按上去，他嘴唇发白，手指扣紧被单，却愣是没叫出声。这段时间，是老班长天天过来盯着换药、消毒，有时还亲自动手帮忙。他嘴上念叨：“小小年纪，受这罪，以后记着，能防就早点防。”
脚上的问题刚刚好转，另一件事不期而至。有人因为水土不服，得了所谓的“烂裆”。他一开始也在旁边偷笑，觉得不过是皮肤病，注意卫生就过去了。谁想到没几天，轮到自己出问题，而且还更严重。
行军时，两腿根本并不拢，只能细细往前挪，那种疼法，说出来都让人发怵。卫生员给药不够，药棉也有限，只能自己想办法。有战士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女同志的那种带子就好了，敷上就不磨了。”大家哈哈一笑，谁也没当真，因为根本弄不到。
他只能自己动手。买几块干净的小手绢，用鞋带系住四角，搭在腰间，让手绢垂在两腿之间，减少皮肤摩擦。说粗糙点，这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在身体和痛苦之间隔了一层布。白天训练时，这一小块布让他缓口气，走路没有那么难捱。只是每到解手的时候，取挂、系带特别麻烦，他也只能苦笑着习惯。
即便如此，每天清晨号音一响，他照样跟着战士们排队出早操，从不在队伍里落后一步。身体的疼痛反而成了他对自己的一个隐秘要求：既然来了，就得挺过去。
十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考核结果揭晓，他在报务员收报、发报两项基本功上都拿到了第一，在同批新兵中，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亮点。一个年纪最小、来时连军装都不合身的人，就这样，在伤口和训练里，慢慢站稳了脚跟。
二、打山洞的岁月：危险和责任一起压上来
时间来到1977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那年，部队抽调兵力前往吉林安图县，参加国防施工，在大山深处开挖山洞，建设防御工程。工程地点偏远，山高林密，昼夜温差大，条件艰苦，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类国防工程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新兵，而是一个带兵的指挥排长。接到任务后，他比战士更早出发，先到施工地点参加专门的施工队长集训。组织这次集训的干部开门见山就强调：“掘进可以慢，安全必须在前头。炸药打得再快，只要伤了人，就是零分。”
课表排得很密。白天是理论，晚上还要复习和讨论。内容集中在雷管、导火索、TNT炸药的规格、性能和使用方法上。对于一个从通信、标图岗位转到国防施工的基层干部来说，这些东西既新鲜，又不能有一点麻痹。
第一次拿到金属雷管时，他盯着手里七号电池大小的东西，心里其实并不轻松。讲解员强调过很多遍：雷管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爆炸装置，单个爆炸就能毁掉一只手。如果导火索与雷管连接不当，轻则不爆，重则当场炸裂，后果不堪设想。
训练中，每个人都要反复练习插接、压紧、裁剪导火索。手一抖，多压一点，雷管可能瞬间爆炸；少压一点，火焰无法传递进去，炸药就成了哑弹。也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操作中，他慢慢摸到要领：手要稳，心要静，动作不能快，也不能拖泥带水。
集训结束后，各施工队正式进场开工。施工安排得极为紧凑，一个工作队连续作业八小时，就要撤出休整十六小时；夜班之后，再多休八小时，昼夜轮班，山洞里的灯火几乎不灭。
作为施工队长，他的压力不小。安全员负责日常检查，但真正担责的，是带队的干部。从选点打眼、装填炸药，到测量导火索长度、安排起爆顺序，每个环节都有一套程序，看似重复，实则容不得一点滑头。
开工不久，就有人悄悄问他：“这么危险的活儿，要不要把具体操作往下面压一压？”他只是摇头，说了一句：“有些事，不能只让战士冒头。”于是，每当需要连接雷管、装填炸药、计算点火时间，他都会和安全员一起进洞，亲手过一遍。这既是对技术细节的把关，更是对战士们的一种交代：危险面前，带头的必须站在前面。
炸完一次药，洞口烟尘还没散尽，他就带着人第二次进洞，先检查顶板、两侧岩石，寻找可能掉落的险石，再用铁钩排查有没有哑炮或者未爆炸药。确认无误后，才命令后面的清渣班推车进洞，把碎石一车车往外运。
不得不说，在那样的环境里，战士们的形象确实谈不上体面。工作棉衣裤长时间在洞里磨擦，蹭得东一块西一块发白，膝盖处破了再缝，缝了再破，只好用绳子在腰间一勒，整个人看上去像一群要饭的小叫花子。可到了作业面，每个人又都神情专注，动作麻利。
长达数月的施工，难度一点点加大。山体结构复杂，有些地方岩质松散，打眼时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挖出一片空洞，增加塌方风险。安全员不止一次提醒：“队长，进度可不可以稍微放一放？”他心里也清楚风险，只能一边调整节奏，一边坚持程序不能乱。
1978年5月底，整个工程阶段性结束。师里召开施工总结表彰大会，几支队伍的数据摆在台上：掘进长度、施工进度、安全事故情况，各项指标一目了然。他带的施工队，在全师所有队伍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也是掘进进度位列前列的一支。会上，施工队被授予“标兵施工队”称号，他个人则荣立三等功。
从山洞撤出那天，他站在洞口，看着战士们背着行李排队离开。有人一边走一边回头喊：“队长，以后再干这种活儿，记得还叫上我们。”他挥了挥手，没有多说，只是心里清楚，这队人在生死边上磨过一圈，彼此之间的那点信任，已经跟刚当兵时完全不同。
三、走进军校：从指挥排长到“全优学员”
1978年下半年，对整个部队来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时间节点。那年，军队院校全面恢复招生，百余所军校同时复课，面向全军选拔学员。对于很多基层干部来说，这是一条难得的上升通道，也是补上系统学习的一次机会。
消息传到师里，不少排长、连队骨干都动了心思。报名条件定得很明确：文化程度要过关，年龄要偏年轻些，还要在原部队立过功。这三条看上去苛刻，实际上就是筛选标准。他因早年就读过初中，加上在通信、施工岗位上都有实践，文化基础不算差；年龄又只有二十三岁，加上刚刚立下三等功，自然进入了推荐名单。
师部组织统一考试和政审，最后确定了一批学员。离开原来的连队那天，有战士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排长，上了军校，可别忘了咱这些在山洞里挖过石头的人。”他笑着回答：“你们要是来考，我在学校给你们带路。”简短几句，既是玩笑，也是实心话。
他被分配到解放军郑州高炮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先后更名为“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解放军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在防空兵系统里名头不小，培养了大量基层和中级指挥人才。这个学校的特点，很明显：不是从零开始教人打仗，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拉高一大截。
进入校门就能看出来气氛不一样。穿着学员军装的人，大都在原部队表现优异，很多人以前就是骨干。有的当过侦察排长，有的干过炮长，还有不少人已经在营、团里担任过重要岗位。这样一群人坐在一间教室里，课堂上的问题自然不会太简单。
他的专业是高炮指挥。乍一听这个名字，很多新学员觉得神秘，涉及火力配置、空情判断、射击诸元计算等一整套体系，需要兼顾技术、战术和组织指挥。对他来说，指挥排长的经历让许多概念不再陌生，真正让他犯难的，是背后的数学和物理基础——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弹道计算、风速修正，远不是初中文化就能轻松吃透的。
课堂上，教员讲射击计算，黑板刷刷写满三角函数、弹道曲线。有人看一圈就头大，他也不例外。一度他只能在笔记本上用最朴素的方法，把教员写的每一道公式抄下来，再用自己的话拆开，分成几步，标上“先算这个，再算那个”，像拆零件一样一点点捋顺。
为了把这些算式啃下来，他几乎养成一个固定习惯：晚自习一结束，别人收拾书本回宿舍，他还留在教室，再推演几道例题。灯光暗一点，他就把本子搬到窗边。时间长了，连队管学习的干部走夜查，几乎每次都会在自习室里看见他。久而久之，“挑灯夜战”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变成别人提到他时脱口而出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高炮学校不仅要求学员掌握技术指挥，还把基层带兵管理单列出来，专设课程和实践环节。每到野外综合演练，学校就会搭建模拟阵地，划分连、排架构，让学员轮流担任连长、营长、参谋等角色。
轮到他上阵的时候，任务通常并不简单。有一次演练，设定为夜间防空作战，他临时担任一个连的指挥员。空情通报不断更新，教员故意频繁变换“敌机”方向和高度，压缩他的反应时间。他在图板上快速标图，分配火力，对接通信口令，嘴里几乎没有停过。演练结束，评估小组逐项打分，给出一个评价：“动作简洁，指挥思路清晰。”
几轮实践下来，教员开始发现，这个学员有一个明显特点：在临场情况下，不容易乱。有教研室主任专门找他谈话，说：“你在部队待过十八年，将来教书，比那些‘一条道考上来的’学员更有说服力。”
除了教学与指挥相关的课程，学校还特别重视文化体育活动。他在连队时就爱运动，曾当过武装泅渡训练的骨干教练。到了军校，每逢上体育课，尤其是需要示范难度动作的时候，教员常让他站到队伍前面，给大家做分解动作。不管是障碍跑、匍匐前进，还是持枪越野，他都能做出比较标准的示范，这在无形中又加重了他在同学中的号召力。
几年系统学习下来，他在军事素养、指挥能力、理论水平上的差距被迅速拉平甚至反超，毕业考核时，各科成绩整齐划一，全优通过，学院授予他“优秀学员”的荣誉。
也正是这一阶段，几个教研室向校领导递交了同样的意见：建议将其留校任教。从一名基层指挥排长，到军校教员，这本身就是一段不算普通的路径。
四、留校任教与转业：军旅十八年沉淀下来的东西
留校任教以后，他的身份悄然发生变化。从学员到教员，最大的不同在于：讲台这一边，需要把过去那些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成可复制、可传授的知识体系。课前备课，不再只是记住内容，而要琢磨“别人听不听得懂、能不能用得上”。
在教案上，他常常会写下一句简单的提醒：“讲这个例子时，记得说明风险点。”这句话背后，往往对应着他在山洞施工、夜间行军、寒冬拉练中遇到过的真实场景。对年轻学员而言，这些例子不只是故事，而是未来某一天在前线、在阵地、在施工现场里避免错误的参照。
教学之余，他也没有远离基层。每次部队组织大演习、高炮实弹射击训练，军校都会派出教员带队参与。他站在实弹射击阵地，听着一门门高炮开火，心里清楚，那些课本上的计算公式、标图符号，一旦少算一个数字，可能就会在空中多一次偏差。在这种场景里，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两条分开的线，而是紧紧绞在一起。
随着年龄渐长，部队的节奏、岗位的要求也在变化。后来，他按组织安排办理了转业，去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安庆分公司。在完全不同的系统里重新适应，对很多退役军人来说都不算轻松。好在多年军旅磨出来的习惯——守纪律、讲程序、遇事先稳住再想办法——在企业里同样派得上用场。
从十五岁穿上那套肥大的军装，到在讲台上给一茬又一茬年轻学员讲解高炮指挥，再到地方企业的岗位上退居幕后，这一整段历程横跨了十八年军旅生涯和漫长的工作岁月。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经历——冬天裂开的脚后跟、自制的“手绢带”、山洞里的炸药、简陋的工作棉衣、晚自习里反复推演的公式——像一串串节点，把他的路连在了一起。
如果把这段经历抽丝剥茧，会发现并不神秘。一名少年在十五岁时被选入部队，在班长的看护和严格的训练中学会吃苦；又在危险的施工任务中接触到爆破、施工组织和安全责任；再在军校系统学习，打磨成为一名既懂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政人才，最后留校任教，把自己走过的路讲给后来者听。
这样的轨迹，也许并不耀眼，但在那个年代，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同龄人，都是从青涩的新兵一路走到成熟的干部，有人留在了战位，有人转业到地方，各自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对他们来说，军装穿在身上时是职责，脱下来的那一刻，留下的则是一种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轻易丢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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