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EN） | 杰弗里·萨克斯、武克·耶雷米奇、王辉耀展开全球对话
2026年3月20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合贝尔格莱德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旗下刊物《Horizons》举办“CCG全球对话”活动，聚焦“多极化”主题，并发布《Horizons》最新一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主席、塞尔维亚前外长、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武克·耶雷米奇（Vuk Jeremić），CCG理事长王辉耀出席并发言，CCG秘书长苗绿主持。来自多国的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参会。与会者围绕中东局势、世界秩序演变、多边机制挑战、联合国改革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
以下为对话全文：
开场致辞
CCG秘书长苗绿
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大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莅临全球化智库（CCG）。
感谢大家出席由全球化智库与贝尔格莱德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旗下《Horizons》杂志联合举办的“CCG全球对话”。作为CCG的旗舰国际交流系列活动，全球对话汇聚了全球政策制定者、学术领袖和商界精英，旨在促进跨文化理解，推动知识共享，共同应对从治理改革到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
过去五年，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约瑟夫·奈、汉克·保尔森、理查德·哈斯、瑞·达利欧、马丁·沃尔夫等杰出人士参与对话。今天，我们将聚焦“多极化”这一关键议题。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全球安全挑战背景下，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希望借此平台，探讨多极化如何助力构建一个更加互联、公平且具韧性的全球秩序。
与此同时，我们共同见证《Horizons》最新一期的正式发布。这份总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旗舰季刊，长期以来为全球事务提供深刻见解。本期主题为“多极和平？多体问题”，深入探讨了在一个权力、影响力与责任日益分散于多个行为体的世界中，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影响。
在活动开始前，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部分重要嘉宾：天邻智库（Global Neighbours）创始人兼主席乔万卡·保时捷（Jovanka Porsche）女士；来自15个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7位驻华大使：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Wolf Dietrich Heim）、爱沙尼亚驻华大使韩朔（Hannes Hanso）、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Robert Lee）、芬兰驻华大使明凯（Mikko Kinnunen）、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拉赫曼·哈什米（Khalil Ur Rahman Hashmi）、以及西班牙驻华大使玛尔塔·贝坦索斯·罗伊格（Marta Betanzos Roig）；
国际组织代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处长小野寺修、经合组织(OECD)驻华代表海博(Tamas Hajba)；前高级官员：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原司长、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司原司长柴小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商务公使朱洪；
知名智库与基金会代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驻华代表Johann Fuhrmann先生；以及来自《北京日报》、央视、CGTN、中国网、《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凤凰卫视、路透社、《南华早报》、NBC、瑞士电视台、新华社等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主讲嘉宾，他们已就座于台上：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世界领先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他曾为100多个国家提供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咨询，并深度参与塑造多极经济治理和气候融资等国际政策。武克·耶雷米奇（Vuk Jeremić）先生，曾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及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是全球外交领域的重要声音。他长期倡导多边治理改革以适应多极现实，并通过政策交流推动欧亚互联互通。王辉耀先生，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先行者和思想者，他将CCG打造为享誉全球的智库，推动了众多高层次的中外对话，不断深化全球化与发展政策领域的思考。他也是施普林格·自然“中国与全球化”丛书的总主编。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嘉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辉耀先生。
对 话
CCG理事长王辉耀
谢谢苗秘书长。感谢Jeff、Vuk，以及各位大使、政策界代表、智库同仁、工商界和媒体朋友们再次来到CCG。
今天是CCG全球对话与《Horizons》杂志联合举办的特别活动。《Horizons》是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外交事务期刊，其主编Vuk今天也亲临现场。我们在此共同庆祝《Horizons》第33卷的发布。
本次对话的主题契合当下世界局势，尤其是中东、伊朗以及近期瞬息万变的各类事态。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议题要讨论，当然最后也会留出一点时间进行问答。
去年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深有感触，当时的报告题为《多极化》，而Vuk也将本期杂志主题定为“多极化”。然而问题在于，多边体系并未真正跟上多极化的步伐。今年慕安会的报告题目变成了《走向毁灭》，仿佛一头大象冲进了瓷器店——这恰恰是当下的真实写照。
因此，今天我们有很多议题要讨论：多极世界的崛起、大国关系、地区冲突及全球安全等紧迫议题，同时也关注西方国家的政治挑战、全球南方的角色，并展望2026年的趋势。今天现场群贤毕至，我们将共同展开讨论。
首先，有请Vuk介绍《Horizons》杂志，并为今天与Jeff的对话奠定基调。Jeff是享誉全球的思想家，在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所以很高兴今天再次邀请你到这里。记得几个月前Jeff还在一次智库会议上作了发言，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欢迎你，格外令人高兴。
武克·耶雷米奇
感谢Henry的热情介绍，也感谢苗秘书长。刚才的介绍让我倍感荣幸。
能在北京与如此杰出的听众交流，并与我在哈佛时的导师同台，我深感荣幸。我很荣幸当年在哈佛得到Jeff的指导，后来在联合国以及此后从事的诸多事务中，也继续得到他的帮助。
Jeff也是《Horizons》编辑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这本季刊至今已出版至第33卷，本期主题正是“多极化”。我们邀请了米尔斯海默、马凯硕、理查德·哈斯、扎里夫、阿联酋的谢赫阿卜杜拉阁下以及Jeff等众多作者，从不同视角阐述这一全球现实。在当今世界，愿意在同一平台上呈现多元观点的出版物已不多见。
我们也很荣幸能与全球邻居组织合作。感谢Porsche女士在这样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时刻来到现场。
谈到多极化，我想，如今已越来越少有人否认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已经是多极的，但我认为，多极世界秩序本身尚未真正形成。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它最终会不会出现？
我们将这本刊物命名为“Pax Multipolaris”，也就是“多极和平”，并给它加上一个副标题——“多体问题”。当然，对于在座的中国听众来说，《三体》你们一定并不陌生。这本书出自一位著名中国作家，非常受欢迎。我们都知道，在《三体》中，一个文明被三颗太阳的无情扰动所困，某种意义上不断遭受由天体秩序，或者说失序，带来的反复毁灭。
我认为，当今这个多极化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多体问题”，而它完全可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向极大的毁灭。很显然，尤其是近几周海湾地区发生的一切，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事情是如何可能迅速失控的。
我认为，当前海湾局势带来的次级效应尚未显现。眼下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一阶影响已经足够令人担忧，而那些次级效应让我想起疫情暴发初期：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判断或预见，这一现象接下来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后果。
我相信，现在旧秩序正在迅速消退。我们当然可以争论旧秩序究竟是否美好、是否公正、是否公平，但它毕竟是一种秩序。如今它正在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尚不明朗。
我某种意义上“来自联合国”。我的职业背景在联合国。我始终坚定支持多边合作和多边机构。但不可否认，联合国体系长期以来运转得并不好，尤其是最近更是如此。联合国的规则或许已经不能反映多极世界当前的现实以及权力分布状况。
那么，当交通规则不再适应路况时，该怎么办？我认为，有三种办法。
一是改革现有组织，使其更好地反映今天的现实，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优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体系。
二是建立或参与新组织，无论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以推动对本国重要的事项。
三是走向单边主义，各行其是，不顾他人评价。
我认为这三种路径将同时展开。有人尝试改革，有人寻求区域合作，遗憾的是，我们恐怕还未看到最后一次单边行动。这三者及其互动关系，将决定我们未来是生活在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代。
我先说到这里，把话筒交给Jeff。
王辉耀
好的，谢谢两位。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讨论的主题。Jeff，你这些年一直在全球各地奔走，也始终密切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年是2026年，意味着我们已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然而世纪才刚刚开始不久，我们却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看到了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看到了一位总统遭到劫持，而后在中国新年前后，又看到伊朗爆发战争，而且直到现在仍未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知道这让很多人担心，因为这已经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被封锁，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整个中东的动荡，这势必会波及全世界。
问题表面上有很多症状。有人说是霍尔木兹，但那只是症状之一。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特别想听听你对这个重大而紧迫问题的看法。
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
辉耀、Vuk，谢谢你们。很高兴能与这么多杰出的来宾和朋友们共聚一堂，非常感谢。
我想，理解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我们当下每分每秒都面临的挑战。我会尽力给出我的判断。
我们正身处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因为几类性质不同的冲击，恰好在此时此刻以极高的幅度爆发了。
首先，一个已经逐渐走到前台的长期变化，当然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我们确实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过去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已经被中国追平，而且在很多方面被中国超越。这是对全球秩序的根本性冲击。
在很多方面，美国已经无法与中国竞争，尤其是在许多产业领域的制造业方面；在外交的诸多领域，它也难以与中国抗衡。这种变化极具颠覆性。即使单从权力更替和国际秩序演变的角度来看，它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内在冲击。我想，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真正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更深一层说，也是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
所以我会说，大约从1750年开始直到本世纪初，欧洲，或者说“西方”，一直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上升期。而这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亚洲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亚洲在经济、技术和人口等多个维度上，在全球所占权重的全面上升。
因此，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动荡，部分正是源于这一变化。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对此作出的一系列反应，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多年前就有远见地指出的那样。如今，这些反应正在上演。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相当深入地陷入了生态危机。通常只有在发生洪水、灾害或极端风暴时，生态危机才会上新闻头条。但这些事件如今已经非常频繁，对社会造成了巨大扰动。而且这些事情往往超出了政治家的控制能力，他们本来也几乎无力应对。类似事件正在频繁发生。
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真的出现一次强厄尔尼诺现象——目前来看，这已是大概率事件——那无疑会让我们的危机感雪上加霜。因为一旦强厄尔尼诺真的出现，我们将面临大规模的生态扰动。所以，这又是一场缓慢发展却极其严重的危机。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完全没做点什么——并非毫无作为——但所做的努力远远不足以匹配问题本身的严重性。而现在，这种危机正以非常严峻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三个冲击当然是技术变革。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反正我现在每过一个小时就搞不懂我的电子设备了。如果真的急了，我就得给孙女们打电话，让她们帮我把手机重新开机，或者把我的网站弄好之类的。但说正经的，这种技术颠覆的速度前所未有，影响极其深远，正在改变经济的每一个层面，扰动世界各地的劳动市场，也在极其剧烈地改变权力、影响力和财富的结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在美国，仅仅十位科技人物就拥有2.6万亿美元财富。埃隆·马斯克一人的净资产就达到7000亿美元。这是怪异的、具有颠覆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人：给五角大楼发射火箭、决定战场上的哪支军队能否获得实时互联网，还在某些现场部署了非常古怪的人工智能，制造各种社会扰动。而他本人又是一个性格非常奇特的人。把这一切加总起来，这本身就已经极其具有颠覆性。
我认为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大多数政府——以我的观察，中国是个例外——现在已经失去了治理能力。 美国很可能是所有主要国家中治理能力最瘫痪的政府。我们没有程序体系。比如我们谈到伊朗战争时，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根本没有任何程序。正常情况下，你会说，好吧，中情局在执行一项行动，或者这是国会批准的一场战争，你能理解其中的运转逻辑。但现在，这些事情居然都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展开。
说得直白一点，我们现在有一位疯子总统。我愿意直白地说，因为像这样进行成熟讨论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位基本上已经失控的总统，但我们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美国政府现在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是美国政府的长期观察者，已经观察了50年，但我目前不在体制内部，谢天谢地。所以我现在无法告诉你，决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五年前我还能说出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但现在我真不知道，到底是特朗普在做决定，还是拉特克利夫在做决定，还是赫格塞思在做决定。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看起来具备下令大规模舰队部署、发动战争、打仗或开展外交的基本能力。
所有我认识的、与特朗普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基本上只有几秒钟，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知者。而这偏偏发生在我们正处于战争中的时候。所以我根本不明白，现在到底是谁在做什么、又是如何在做。我会把这归为一个类别：我们的政府失灵了，彻底失灵了。
美国是一个极端案例，而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是某个小国成了极端案例，那还好些。但现在极端案例偏偏是美国。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应对美国，因为没有人知道美国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各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样。更让人不安的是，我们还得假装一切正常。不管局面变得多么怪异，所有人都还在说：“哦，是的，这很有意思。我们会继续推进外交。”可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疯人院，而且目前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
顺便说一句，政治退化的一个体现是，每天都会发生震荡，但下一场震荡很快就把上一场淹没了，于是你甚至都不记得上一场是什么。你可能还记得，去年我们打了一场贸易战，理由是“对等关税”。后来这些措施被判定违法。然后呢？那已经是上周的事了。本周轮到伊朗战争。下周可能就是推翻古巴。谁知道呢？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过程。也许正因为这已是个疯人院，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方作出的反应是我认为理性或有意义的。在我看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治理过程最稳定的国家，遥遥领先。你知道全国两会什么时候召开，你知道“十五五”规划会在哪一天出台，你知道它会被执行。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秩序。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几乎完全相反。欧洲也运转不起来。必须坦率地说，虽然现场有几位尊敬的欧洲大使在场，但欧盟委员会看起来也是手足无措。欧洲内部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真正共识，几乎只剩一片嘈杂。这或许也没什么，但它也几乎意味着政府过程与公众之间的脱节，因为大多数主要政府的支持率也都接近于零。
我们还面临一场相当普遍的治理危机。对于任何一个中小国家来说，不管治理得多出色，面对的都是一片混乱。你能怎么办？你该如何应对？第二天你又该怎么做？你该去和谁对话？
我们的国际机构也因此陷入瘫痪。联合国连灯都快开不起了。预算运转不起来，没人缴费。同样，美国是这些危机的许多具体诱因，但也没有任何其他力量真正取代美国，来确保这些国际机构能够继续运转。
所以，这还算不上什么诊断，更像是对一种极端混乱环境的描述。
如果我能用一分钟，稍微给出一点诊断和药方，我会说：美国治理的崩坏、实力的下滑，以及其在心态上的反应，正是当前世界混乱的主要驱动力。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核超级大国在“发脾气”。这种发脾气的表现是：美国坚持认为自己依然统治着世界，并试图证明这一点。它想按自己的意愿控制拉美，控制海湾和西亚，与中国摊牌，并让欧洲继续处于依附状态。这些事没一件会按它的想法成真，但这恰恰是美国现在正在试图做的。
这一切不会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只会导致危险蔓延、战火升级。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能力让局势降温，因为他们已经疯狂到不可预测的地步。这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这就是一群真疯子，以及他们发脾气带来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这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那答案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世界其他国家要像成年人一样行事，坚持让国际体系回归理性轨道。但现在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欧洲，除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没人在像成年人一样说话。欧洲说的只是如何安抚特朗普，或者怎样让他安静下来，或者是出于恐俄情绪作出同样混乱且错误的反应。所以我认为，欧洲现在也处于某种毫无道理的恐慌之中。我们没看到来自欧洲的有效反应。
举个简短的例子，我不想占用太多时间。大约三周前，我在联合国安理会经历了一场极其古怪的会议——当然，还不是最古怪的，因为下一周更离奇，但那次也已经够荒诞了。当时，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了伊朗，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好几个代表团邀请我作证，却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阻挠。对我而言，这简直是“日常操作”：绝不允许任何地方出现真正的讨论，必须确保叙事完全受控。毕竟，那天恰好轮到英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
会议开始时，巴林代表发言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伊朗发动了无端攻击。”他们只字未提伊朗是在遭到美以袭击后，才对第五舰队进行的还击，只说伊朗发动了袭击。这就是荒诞的开端：在美以攻击伊朗的当天开会，第一句话竟然是“伊朗发动了无端战争”。
我当时心想，这有点疯了。不过我也明白，巴林几乎算是美国的“完全附属国”，所以也就继续听下去。
接着是法国代表，照样不提伊朗遭袭；然后是拉脱维亚代表，也不提。基本上前八位发言者都如此。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每个国家的国土上都有美军基地，所以根本不可能进行诚实的讨论。
哪怕有一个人——比如我原本以为巴林可能会说——“我们确实遭到了无端攻击，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但这一切的起点，是伊朗遭到了攻击。”哪怕只是说出这样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你还活在真实世界，而不是荒诞世界里。可没有一个人说出来。
总之，那场会议让我极其沮丧。卡娅·卡拉斯在伊朗遭到美以攻击的当天发推说：“伊朗是个邪恶国家，必须被压制。”可就在那一天，就在原定下一轮谈判开始的前一天，就在阿曼调停方已公开表示伊朗对美方立场作出重大让步之后，世界上竟然没人敢公开说出真相：这是一场毫无缘由、不可思议的侵略战争。
现在没人说真话。所以，这是一场极深重的治理危机，叠加在所有其他危机之上。
我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重新像成年人一样行动，重新讨论真实的事情。这意味着有人要敢于说：“特朗普先生，这不对。”请大家练习一下这句话：“特朗普先生，你不能这么做。这会把全世界都置于危险之中。”我希望所有国家领导人都能练习这句话。真的能够直接说出来，也许就能拯救世界，使我们不至于走向当前完全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结局。
顺便说一句，内塔尼亚胡甚至比这更糟。他毫无疑问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他们完全失控了，而且一方还在给另一方撑腰。所以现在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合乎逻辑、立足现实、直截了当的方式发声，试图在局势彻底失控之前，把它压下来。
如果我们都以理性和责任感行事，就会发现：天哪，这个世界确实复杂，复杂到了根本层面。换句话说，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项是简单的。但我们永远不可能靠“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那种疯狂发文来解决问题——什么“巨大的胜利”、一连串感叹号、“把他们全部消灭”，以及以色列对南帕尔斯的轰炸、卡塔尔遭受的破坏，一切仿佛电子游戏般被正常化，而公众对这些问题又缺乏真正严肃的讨论。
我并不是要自以为是，也不是想惹人不快。但如果各位大使想转述“萨克斯先生说了什么”，那就只有一句：各国政府必须诚实地谈论当前局势，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真正应对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治理危机。
王辉耀
谢谢，谢谢Jeff。你刚才对正在重塑世界的四五大现象——地缘政治、气候、技术、政府治理等等——作了非常精彩的剖析。
我想顺着这个话题再追问一句，或者说是补充一点，稍后也许也可以请Vuk谈谈他的看法。
我也明白，这场战争确实极其严重。即便在美国国内，我也注意到许多国会议员，甚至不少共和党人都在质疑：伊朗根本不存在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毕竟美国去年6月才轰炸过伊朗，当时宣称一切设施都已被摧毁。所以在我看来，这次行动的理由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你刚才提到，缺乏真正站出来的领导人。但我确实看到西班牙首相发表了一些言论。当然，中国在第一次安理会会议上就谴责了这场入侵，并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原则的基石。
那么，你怎么看？诚然，每个国家都应该发声，事态已经危及全局。美国原本被视为中东最大的安全提供者，可如今那里已无安全可言；中国则是最大的经济参与者，因为中国与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有着规模最大的贸易往来，而这些贸易如今也受到了冲击。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意外。
正如你所说，中国的“五年规划”早已部署就绪。那么，中国还能做些什么？中国企业——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腾讯、DeepSeek等——如今在全球都非常活跃。我们是否还能继续真正推进经济全球化，而不是陷入“泛安全化”和对安全议题的过度炒作？我们该如何稳定局势？中国还能多做些什么？其他国家又该如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正如Vuk在新一期《Horizons》中所言，多极化时代已经到来。但多极化与多边体系的驱动力、稳定器究竟是什么？你在这些议题上确实堪称“全球胶水”，能否再分享一些你的见解？
杰弗里·萨克斯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没有和平，就没有经济。战争会摧毁一切。它会扰乱资源流动、打乱预算分配、分散注意力、耗尽政治资本，并瓦解全球信任。
战争必须停止。而我们眼下面对的这场战争，要么完全是鲁莽且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背后隐藏着深层原因——只有处理了这些根源，战争才能结束。这应当成为联合国的最高优先任务。联合国最核心的使命，首先就是终结战争祸患。其他一切——无论是发展还是可持续性——都只能排在此后。因为如果无法终结战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可能，我们需要坚守联合国的原则——事实上，这个原则本身是非常好的——即：任何国家都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威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 这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我们本该早就找到恰当的方式来落实这一原则。
在我看来，美国是目前全球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最严重的国家。因为我们总是在试图推翻世界各地的政府，有时是秘密行动，更多时候则是公开进行。过去20年里，美国入侵的国家最多，利用中情局推翻的政府最多，发动的“颜色革命”也最多。而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对此却保持沉默，几乎不加指责。
于是，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将暴力常态化的体系。
如果按人均计算，以色列在“无法无天”这方面甚至远超美国。它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政权。因为以色列相信——也许它把这视作国家的生存方式——自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对象发动战争，甚至实施种族灭绝。当然，我认为这完全令人发指，而且最终对以色列自身也是自杀性的。按照它现在的行为方式，这个国家终将无法存续。这一点极其恶劣。
但我可以告诉你，针对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诚实的反思。一切都被“正常化”了。叙利亚战争是从哪来的？它源于奥巴马的一项总统令，旨在推翻阿萨德。有人讨论过这点吗？几乎没有。人们知道吗？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亚努科维奇是怎么被推翻的？抱歉，那是我同事维多利亚·纽兰干的。对此不要有任何怀疑。虽然我当时不在现场，但我事后很快就去了那里。那就是一场美国行动。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本土因素，但其本质就是一场美国策划的行动。
有人站出来指出这一点吗？没有。大家只是予以否认，并且礼貌地避而不谈。我知道在座的欧洲大使们可能不愿意听这些，但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不喜欢讨论，不想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于是我们以为最终靠权力就能解决一切，国际法终究不起作用。接着，我们又用这种方式让预言自我实现了。
于是，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荒诞至极的状态，彻底荒诞。
这场伊朗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虚假叙事都编不出来，而且这假叙事还一天一个样。唯一说了真话的，其实是内塔尼亚胡。战争开始那天，他就说：“这是我40年来梦想成真的时刻。”这就说明，这绝不是过去一周谈判的结果。因为这场战争根本不可能是由过去一周的谈判引发的——美国为了这场战争调集所有舰队到位，至少花了两个月。这意味着，这场战争在数周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说实话，我也讲不清。我知道内塔尼亚胡一直都想这么干，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是一场灾难。它正在我们眼前炸毁全球能源系统。特朗普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攻击南帕尔斯。”紧接着，美国政府的另一部分以及以色列方面又说：“是的，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陷入一种荒诞之中。这不是国际象棋，不是跳棋，甚至连井字棋都不是。这就是荒诞。
我们需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真正成熟的讨论：我们到底该如何让局势重新回到可控范围？靠什么？靠规则、靠准则、靠客观性、靠原则、靠反应机制、靠问责机制——就像你控制一个复杂系统时所需要的那样。这个系统就是高度复杂的。
这也正是物理学中“多体问题”的含义：哪怕只有三个天体，也无法维持稳定轨道。一点点微小的扰动，就会让整个系统偏离。这意味着你必须具备对系统的可控性。但如果一个系统连诚实讨论都做不到，你根本不可能控制它。
顺便说一句，今天联邦调查局还在调查那个两天前刚刚辞职的人。显然，如果你说了真话，就必须受到报复。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诚实和讨论。除此之外的任何路径都会失败。战争路线会失败，“把伊朗炸得粉碎”这套做法会失败。所有这些都将带来灾难。
辉耀，我唯一还想补充的一点是：联合国原本的理念是，各个国家不需要独自承担说出真相的全部责任，我们可以集体发声。我最近一直主张，金砖国家应该说出真相，因为金砖代表着全球一半的人口。它们正深受当前局势的影响。它们并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除了伊朗是正在遭受打击的一方。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也不愿就此直言，因为它的军事装备和情报都来自以色列。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被困住了，很难以诚实的方式去面对这些挑战。
王辉耀
好的，我们必须像你所说的那样，打破这种僵局。我想今年中国将主办APEC会议，也会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还将有金砖峰会。我认为国际社会和公众会逐渐意识到什么对他们最重要，他们也必须发声。那么，Vuk，你怎么看？
武克·耶雷米奇
首先，能坐在这里聆听Jeff的发言，本身就是一种荣幸。我在求学期间听过Jeff数百场讲座，也与他有过数百次交谈，而几乎每一次，我都会觉得：这或许是我迄今听过最精彩的一次。 所以在Jeff之后发言，压力不小。
不过，辉耀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当前局势下，中国能做什么？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甚至或许是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技术强国。中国究竟能做什么？
坦白说，在今天、此时此刻，想要做出某种决定性的举动，其实非常困难。打个比方，如果身体的某个器官正处于高度发炎状态，你很难直接动手术。你首先必须想办法消炎，然后才能进行手术。
所以，中国现在没有采取特别激进的行动，我完全理解。中国正在非常谨慎地观察局势。中国在安理会已经说了该说的话。与安理会多数成员不同，中国确实说了真话。我全程观看了那场会议。
拿破仑有句名言：“当你的对手正在犯错时，不要打断他。”我认为，当前在海湾地区乃至全球正在发生的一切，将起到巨大的加速器作用。它会把世界推向这样一个临界点：越来越多的人将基于一种不同的、且更易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前提，开始讨论全球秩序确实必须重新平衡、必须发生变革。我希望这一进程能在有人发射核武器之前发生，因为那种危险当然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在全球关系上的长期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已通过《全球治理倡议》得以体现。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且极具说服力的文件。你必须反复研读几遍，才能真正领会其各个层面的深意。
我刚才提到，面对当前局面有三种路径，其中第一种就是试图改革国际组织。我想，关于这种改革应当如何构想、如何推进，很多答案其实都能在《全球治理倡议》中找到。
但在当前这种局势下，要真正发起改革，是异常困难的。
不过，眼下其实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的时间尺度是几周、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我认为这件事至关重要，那就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
也许有人会说：“谁在乎呢？联合国秘书长不过是个只会讲话的官僚，做不了别的。”其实未必如此。因为秘书长的选举过程是在安理会内部展开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可以在这一选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这一过程通常就像一盘美俄之间，或者美苏之间的棋局。理论上，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但实际上，直到今天，它基本上仍然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独角戏。其他三方虽然在场，也会起作用，但往往不起决定性作用。
2016年，我有幸以秘书长候选人的身份，从内部观察了这一过程。我记得在最后一轮投票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但我认为，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也认为，世界普遍期待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我们谈论的是现实问题，审视各位候选人将如何面对“向世界说真话”这一挑战，并确保他们不会在安理会里被其他同样手握“枪支”——也就是否决权——的成员在外交上围剿和击落。
这将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博弈。但这恰恰也是为什么《Horizons》之前有一期专题——辉耀也很友善地为那一期撰稿——题为“准备出发/围棋”（Ready to Go）。因为围棋正是中国最擅长的游戏。如果这次秘书长选举最终变成一盘需要耐心和定力的围棋，那么我完全相信，中国有能力下好这盘棋。
这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开端。我不认为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会在一夜之间坐到一起说：“好吧，我们大家同时都来对特朗普先生、或其他人说真话。”但如果能有一位新的秘书长，一个新的联合国管理层，这也许就能成为整个进程的起点。
至于长期愿景，我们可以去研读《全球治理倡议》和中国的其他文件，也可以参考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文件，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思考未来的全球治理应当是什么样子。但必须先有一个起点，而这也许就是那个起点。如果中国不发挥关键作用，我不认为还会有谁来承担这一角色。
王辉耀
非常好。Vuk，你是从亲身经验出发来讲这些的。正如你刚才说的，2016年，你几乎是仅次于古特雷斯、最接近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人。
武克·耶雷米奇
但我被否决了。至于是谁否决的，你们可以猜一猜。
王辉耀
对，当然。
所以，你的建议非常值得重视。这也引出了我在向现场开放一两个问题之前，想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
Jeff，你是联合国问题的顶级专家。我记得去年四月，正值贸易战期间，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曾共同发言，对吧？当时，你我是场上仅有的两位专家发言人。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的重要性。正如你所说，许多小国并不想单独表达立场，而是渴望通过联合国集体发声。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多极化格局已经到来，但多边体系却尚未形成。联合国作为仅存的全球性平台，我们却正眼睁睁看着它被破坏。
我们究竟该如何改革联合国？或者说，如何改善并扩展它——包括安理会？这其实也是我在Vuk的杂志中探讨的问题。我刚刚在上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1945：让联合国安理会为当今挑战做好准备》的文章。
所以，对于如何改善联合国，你有什么良方？
杰弗里·萨克斯
我很期待阅读那篇文章，相信读完后我能给出更完善的回答。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致力于拯救联合国，而不是仅仅在一旁描述它的死亡。
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走向终结，随后世界陷入了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联合国才应运而生。如今，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再次崩塌，然后再等到一场新战争爆发后才去重建什么了。因为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之后可能什么都不会剩下。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体系运转起来。
它现在之所以运转不灵，原因众多。但我认为首要问题是意愿：必须有人真正希望它运转，并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
在这方面，中国处于绝对关键的位置。未来20年，中国将是全球的领头国家。中国不会成为新的“全球霸权”——未来的世界不会再有全球霸权——但中国将是领先的经济体，也是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最主要提供者。相比之下，美国最多会不阻挠，但绝不会主动领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在此，我提出一个并不算难实现的建议：中国应该在北京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运作中心。我是非常严肃地提出这一倡议。
目前的联合国体系基本都集中在纽约总部，或是欧洲的几个城市，唯一的例外只是内罗毕的两个较小单位。整个亚洲，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运作中心。亚太经社会在曼谷，但那只是一个区域办公室；各国当然也有联合国驻地机构，但在整个亚洲，缺乏一个真正的联合国主要机构或流程平台。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是：中国应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大型联合国园区。中国的专长或许不在传统的“战争与和平”领域——虽然中国在这些议题上的建议极具价值，且中国本身也不愿扮演全球维和警察的角色。但中国将是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帮助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家，仅仅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有绿色技术的引领者都将是中国。
因此，我呼吁：应当在北京建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运作中心，吸引世界各地的代表参与，让各国政府围绕这个极其现实、极其关键的议题在此开展工作，而且必须是高度实操性的。因为如果由中国来主办某件事，它一定会是可执行的，而绝非空谈。我认为，这将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应当止步于此。我还希望在德里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运作中心，并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设立类似中心。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机构；也只有这样，它才不会随着美国当前这种“孩子气”的反应一起沉没。
说到非常现实的问题，我简单提一下，不占用太多时间。联合国的核心预算其实微不足道，少得可怜。每年只有35亿美元。这对埃隆·马斯克一个人来说，都只是零钱。现在美国还在削减这笔预算，而至今竟然没有哪个国家敢站出来说：“差额我们来补。”
下一任秘书长上任时，应该有国家挺身而出表示：如果美国拒绝缴费，没问题，那就剥夺其投票权。我们将承担这笔费用，甚至承担更多。
纽约市的财政预算是1180亿美元，而联合国的预算只有35亿美元。拜托，这算什么？
所以，应该有一批国家站出来说：这笔钱我们来出，大家别再为此争执不休了。
对于古特雷斯秘书长这次的应对方式，我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是：“好吧，我们机构太臃肿了，得精简，得提高效率，要在预算范围内生存。”这不是向世界该传递的信息。 正确的信息应该是：我们对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不可或缺。 现在，联合国的费用摊到全球80亿人身上，每人只有40美分。这是全世界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所以，不要总谈削减成本。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何在预算小幅增加的情况下做更多事，但这不应是向世界传递的主旋律。世界听到的是：“哦，这是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必须削减。”我们需要拯救这个组织，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结构性平台，能够做事、能够执行、能够承担那些必须承担的关键工作。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建议，这会非常有争议，但我坚信其正确性，所以还是要说出来：我认为，中国在经过一些讨论和谈判之后，应该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原因在于，印度拥有15亿人口，它是一个超级大国，经济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事实上将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排在第三。
中国真正的利益，不在于与印度竞争。中国真正的利益，在于确立真正稳定的多极化格局。
我最不喜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点，就是它参与了“四方机制”（Quad）这套东西，这完全是荒谬的。印度站在美国一边，配合美国对付中国。拜托，印度应该认识到，这是一场美国的游戏，而这场游戏对印度毫无益处，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帮助印度。
我希望印度能扮演世界稳定器的角色。作为一个占全球近20%人口的大国，印度应与中国一道——作为亚洲的两大巨人——稳定地对美国说：“你当然也可以参与，但不要因为自己不再掌控一切，就把整个舞台都毁掉；请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
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国和印度应该解决边界问题。那其实也是英国殖民帝国留下的又一个毫无意义的残余。它追溯到1914年麦克马洪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图上画下的一条线——顺便说一句，那个人根本没去过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一种武断的划线。怎么能让这样一件事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持续加剧中印之间的分歧？而这个世界明明还有那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希望亚洲这两个巨人能够了结英国留下的旧账，并认识到它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我们是整个世界体系的两个稳定器。我们不是彼此对立的。我们不会被美国玩弄。我们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也都应在安理会中发挥核心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
我能补充一句吗？既然Jeff已经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领域，而安理会改革无疑是其中最为棘手、甚至可以说是拖住整个联合国改革进程的问题。
显而易见，安理会构成中最刺眼的一点，莫过于印度竟然不是常任理事国。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45年旧金山会议召开时，印度尚未诞生。
因此，英国在这件事上确实负有某种历史责任。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印边界，当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乃至后来孟加拉国之间的边界划分，无不源于英国依据旧地图的划线。
那么，何不以此为契机，让英国在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以一种非常积极、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干脆主动邀请印度加入安理会。甚至在操作层面，或许可以将其设立为一个特殊的“英联邦席位”，这样可能更容易推动和落地。
类似地，法国也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法国而言，解决方案甚至更为简洁：主张由欧盟整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方。恐怕很少有人会反对欧盟以整体身份进入安理会。
法国完全可以率先表态：“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我认为，英国和法国作为最能凸显安理会构成已过时的两个国家，完全可以率先破局，进而与中国一道，共同推动全新的安理会构成方案。
王辉耀
对，今天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特别喜欢Jeff的想法，即可以在北京设立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心，甚至不止一个，因为中国现在承担联合国20%的预算。中国也许确实可以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或中心，这将非常好。
至于联合国改革，确实如此，我那篇文章也谈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我当时的建议是，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仍然保留常任身份，但其他G20成员可以成为某种“准常任理事国”。这样每个月都可以形成某种“G20版联合国”，而其他非轮值成员也可以通过联大获得更强角色，比如建立一种三分之二否决机制，让他们真正能够表达意见、发出声音。这也许也是一种有意思的选择。
总之，我想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时间可能已经超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还是想从现场听两位提问。
好的，先请奥地利大使。请。
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Wolf Dietrich Heim）
谢谢。我很欣赏你刚才阐述的大部分观点，也不愿在此过度展开所有议题。但是，对于你刚才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表述方式，我不敢完全苟同。
我曾有幸于2010年至2015年担任奥地利驻乌克兰大使，我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与你略有不同。当然，我并不指望在一个小时的对话中穷尽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我注意到，你刚才的论述中对俄罗斯的责任提及甚少。
如果我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在乌克兰目睹的局面，是俄罗斯四年的无端侵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访问所能解释的。
此外，过去四年我也有幸在伊朗工作——我是去年8月到任的，直到今年6月，在经历了第一次及随后的多次干预后，我们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撤离那里。关于伊朗，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层面，包括它与西方、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但是，在2021年和2022年于维也纳进行的谈判中，当美国政府真诚地推动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时，伊朗方面的做法却令我深感遗憾。我的印象是，到了2022年夏天，伊朗是故意地选择不重启协议，尽管当时谈判桌上的方案已经改进过了。也许这种行为背后有其可解释的原因，但事后看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因此，这其中有许多细节值得进一步深挖。但关于俄罗斯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听到你更多的阐述，因为我认为这十分重要。你刚才的那番言论，恐怕已让在座的一些同事愤而离场。
另外，我认为，一些欧洲政府之所以对美国总统及美国政府如此反应，乌克兰局势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
杰弗里·萨克斯
谢谢您，大使先生。
在我看来，欧洲和平的一个典范，恰恰源自奥地利的经验。1955年，奥地利宣布永久中立，这是贵国的一项壮举。它为此后几代人带来了繁荣、和平与稳定。据我所知，自那以后，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从未再打扰过奥地利。
当时的逻辑是：苏联早在1955年，甚至从1945年起所追求的核心就是安全感。在我看来，在经历了希特勒的入侵、俄国革命时期的干涉、一战时德国的进犯，乃至更早拿破仑的侵略之后，俄罗斯的根本诉求就是获得战略缓冲。它不希望北约进入乌克兰，不希望北约进入奥地利，也不希望北约在1949年后进驻联邦德国。
因此，1955年，当时仍处于占领状态的奥地利宣布中立，苏联随即撤军。结果不仅是奥地利从此享有和平安定，更使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常年位居全球幸福指数前列。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外交胜利。其初衷甚至是对美国发出邀请：在德国也照此办理，以此终结欧洲的分裂。当时我们最具智慧的外交家乔治·凯南曾称这是一个“应当抓住的交易”。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思维僵化的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欧洲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我之所以重提奥地利案例，是因为这本应成为乌克兰问题的模板。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简直是疯狂之举。任何人都应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后，许多欧洲领导人曾问我：“你们的总统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推动北约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我当时回答：“他是在扮演帕默斯顿勋爵。他想发动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他想包围俄罗斯。”去读读布热津斯基吧，他会告诉你他们真正的意图。布热津斯基曾说：我们要把乌克兰拉入我方阵营，从而让俄罗斯沦为一个三流国家。
所以，大使先生，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2021年12月，当普京总统将其安全诉求摆上桌面后，我曾与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进行过一番长谈。我致电他说：“杰克，接受这个方案吧，这样就能避免战争。你只需宣布北约不会东扩至乌克兰即可。”他回答我：“Jeff，北约根本不会进入乌克兰，那不可能发生。”我反问：“杰克，难道你们要为一件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去打一场仗吗？”他说：“不，我们会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不会有战争。”
五年过去了，我该如何解读这件事？我的结论是：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误判。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理解自己正在挑动什么。我不认为拜登是故意要逼普京发动攻击，但我相信，从2008年开始，美国在外交上就彻底失败了——他们完全未能理解，美军出现在俄罗斯边界上，对俄罗斯而言意味着多么致命的敏感。
试想，如果俄罗斯也这么做，我们恐怕早已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上，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时，我们的确曾一度濒临核灾难的边缘。
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失败的美国外交。美国将这一切处理得如此糟糕，令我感到深恶痛绝。两个超级大国绝不应彼此挑衅，这是我最基本的判断。它们必须承认彼此的红线。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也理解波罗的海国家等地的反应。我曾获爱沙尼亚政府颁发的最高平民奖章，因为我在1992年协助该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我绝非中欧的敌人。我也曾担任波兰的顾问，以及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顾问。我只是认为，一个超级大国绝不应通过这种“贴脸”的方式去挑衅另一个超级大国。
而这正是乌克兰局势的本质。它是布热津斯基及其追随者在20世纪90年代构想的一场美国地缘游戏，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俄罗斯太弱、太依赖别国、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他们企图吞下棋盘上的所有空间。
就连基辛格自己也说过：“这是中立主义。”1994年，有人问他：“北约该不该东扩？”他说：“应该。”问：“为什么？俄罗斯是威胁吗？”答：“不，俄罗斯不是威胁。”又问：“那这不会惹恼俄罗斯吗？”答：“会，这会惹恼俄罗斯。”追问：“既然如此，基辛格先生，为何还要这么做？”他回答：“如果他们虚弱的时候你都不去刺激他们，那等他们强大了，你还怎么做？”
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那种会将全人类带向毁灭的所谓“现实主义”逻辑。
所以，这就是我对此的反应：这场战争本根本不该发生。只要美国总统在任何时候明确表态“乌克兰将保持中立”，这场战争随时都可以避免。欧洲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很遗憾地说，甚至连《明斯克协议》本身也成了一个转折点。我知道默克尔总理是真心希望《明斯克协议》发挥作用的，因为它的灵感源自博尔扎诺（Bozen），源自南蒂罗尔（South Tyrol），源自她对中立和自治模式的理解。实际上，它在奥意历史中就有现实的和平模板。
但是，美国说：“你们不必落实《明斯克二号协议》”；乌克兰也说：“我们不想落实《明斯克二号协议》”；美国则回应：“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落实。”于是，德国和法国也就默许了这一点。
所以，大使先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不要玩弄超级大国，不要挑衅它们，不要贴到它们脸上去。
只要我们彼此保持一点距离——我不称之为“势力范围”，我称之为“安全范围”——只要在每一个核超级大国周边留出一点缓冲空间，我们实际上就能避免相互毁灭。但如果你靠得太近，必然会有剧烈反应。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当下所目睹的现实。
至于战争与经济的问题：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全世界都将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现在发生的事，比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糟糕。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他们可能会炸毁所有的油气田。这件事不要怪伊朗，要怪美国和以色列。
顺便说一句，就连特朗普自己也无法为袭击伊朗油田的行为辩护，因为那实在太疯狂了。我告诉你们：以色列已经失控。我确信美国知情，但以色列已经失控了，因为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停下来！回到你们自己的边界内去！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才是现在真正应该被说出来的话。
此外，美国也不会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免疫，而且这将是一场严重危机。一旦全球失去相当一部分石油供应，就会引发多重复合冲击。我46年前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我就不展开详细模型了，只想说：这一切根本毫无意义。
结 语
王辉耀
那么，我想我们也该在这里结束今天的活动了。
今天与杰弗里·萨克斯和武克·耶雷米奇的这场对话非常精彩。CCG全球对话与《Horizons》的这次合作，也确实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今天来了这么多大使、这么多国际机构代表，还有天邻智库（Global Neighbours）创始人兼主席乔万卡·保时捷女士，以及CCG的许多老朋友。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也希望今后我们能继续举办CCG全球对话，真正搭建桥梁、增进理解、推动和平与繁荣。
再次感谢大家。感谢萨克斯教授，也感谢Vuk。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塞尔维亚前外长武克·耶雷米奇”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全球名家对话-
王辉耀对话FT总编马丁·沃尔夫｜谈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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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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