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皮定均刚到兰州机场，就与当地驻军产生矛盾！|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兰州机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驻军

1969年11月下旬，兰州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兰州机场的跑道边，一排黑色小轿车整齐停着，军区机关、驻军代表站成两行，红旗、横幅、掌声，气氛热闹得有点过了头。谁也没想到，这场精心准备的迎接仪式，会在几分钟之内变成一场“冷场”，甚至埋下了一段时间的误解。

要说这场“矛盾”到底从哪来，还得从皮定均这个人，从他几十年一路打出来的脾气与作风说起。

一、从农家少年到“皮旅”旅长

1914年，皮定均出生在河南确山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地少人多，少年时常年给地主扛活，吃了不少苦。1927年，他才十三岁，就因为敢说敢干，被乡里的农会主任注意到。

那时候农会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很多成年人都被挡在门外。皮定均连笔都握不稳，却能一口气说清楚谁是土豪劣绅，谁压迫穷人，说得在场人直点头。农会主任看了他半天，最后拍板：“这娃，能用！”就这样，他终于被批准参加农会，算是跨进了革命的大门。

1929年，他正式参加红军。从那一年算起，他在枪林弹雨里，整整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别看他出身贫苦、文化不高，但在队伍里，干起事来一点也不含糊。带队行军抢险，他总是抢在前头；打仗冲锋，他习惯走在最前面，结果就被战士们记住了这张黑瘦硬朗的脸。

1932年，随着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军被迫西进，离开熟悉的根据地，向川陕一带转移。这一路上，战斗频繁，损失不小。皮定均当时已经是基层骨干，在几次关键战斗中带着连队死咬阵地，多次打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上级把这些都记在了小本子上。

很快，他被提拔为连指导员。再打下去，战功越积越多，又升为营指导员。那会儿，“官”不算大，却是实打实真在前线带兵的角色。熬过一个又一个反“围攻”，他的名声在部队里慢慢传开，大家提到他，往往就一句话：“这人打仗不要命。”

1935年春，他跟着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长征中，他带着部队和国民党追兵打了好几次遭遇战，有的时候一天几次转移，一边撤一边打，一路上损失不轻，却硬是咬住了队伍的主力不被冲散。

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皮定均被调到红军大学教导师，担任一个团的团长。职位不算低了，可偏偏这个阶段，又遇上了红军内部路线斗争的风浪。

当时张国焘坚持南下路线，另立“中央”，各种宣传搞得天花乱坠，教导师里不少干部受到影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存在疑虑。皮定均一开始也被蒙蔽，一度跟着张国焘那边的说法走，这点他后来自己也不讳言。

有一次，朱德、刘伯承找教导师的干部谈话，把形势、路线、敌情一点点摊开来说，讲党中央的方针，讲全国抗日的需要。谈了不止一次，反复做工作。有战士回忆，当时朱老总说了一句：“革命，不是为了哪一个人，也不是为了哪一块地盘，是为了老百姓。”这话对不少人触动很大。

皮定均反复琢磨，终于想明白了：跟着张国焘那条路走，迟早要把队伍带沟里去。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态度相当干脆，没有拖泥带水，当即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此后，他在教导团和教导师内部，主动做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教导师的态度转变，对红四方面军中不少部队起到不小的示范作用，张国焘那边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取消“另立中央”的闹剧，答应北上会合中央红军。这件事，后来在党史资料里都有提到。

可以说，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长征到会师，这些经历，把皮定均这个穷小子，磨成了一个有战斗经验也懂路线问题的基层指挥员。

二、太行山、豫西，硬仗一场接一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皮定均被编入八路军129师，在129师特务团担任团长，跟着部队开赴太行山地区打游击。

129师在太行山的战斗，后来被写进了不少回忆录。山高路险，敌人扫荡频繁，情况极为复杂。1939年前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日军、伪军、顽军纠缠在一起，地形复杂、敌情多变，对指挥员的要求特别高。

皮定均带着特务团，时而在潞城，时而在涉县、武安一带出现，打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敌人兵力多，火力强，他就抓空隙、挑软肋下手，让对方摸不着头脑。有突击袭扰，也有伏击围歼，敌人据点被拔掉一个又一个，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越来越坚定。

1941年以后，敌人“蚕食政策”加紧，晋冀鲁豫边区压力更大。根据上级部署，皮定均率部南下，进入豫北开辟新根据地。这一带，日军控制公路、城镇，国民党军基本退缩，群众长期受欺压，对八路军既陌生又有些怀疑。

为了打开局面，他带部队连续打了几场小规模漂亮仗，专挑日伪的一些小股部队下手。战斗一结束，就把缴获的粮食、布匹拿出来，分给遭难的百姓。有老乡直白地问：“你们真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收‘苛捐杂税’的？”战士们笑着回答：“你看我们收了谁家的？”

打仗带宣传，宣传里夹着分田、减租、减息的政策。时间一长，群众开始信任这支队伍，不少青壮年主动报名参军。有意思的是，许多地方的老人还用“确山口音”念叨：“那个皮团长，真不一样。”

1943年8月的林南战役，是他在豫北作战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场战役中，他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经过激烈拼杀，共歼灭日伪军七千余人，摧毁大小据点八十多处，豫北大片农村得以解放。战役过后，新的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豫北游击力量大大加强。

1944年春，日军发动所谓“一号作战”，向河南等地大举进攻。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面对日军十几万兵力，边打边退，很快溃不成军，豫西大片地区落入日军之手。这种局面，对中原抗战极为不利。

三、临危受命，中原突围中的“皮旅”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决定派出一支力量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人选很关键，任务十分危险。最后，这个担子又落到了皮定均身上，他带领“豫西抗日先遣队”跨过黄河，进入险象环生的豫西。

这里的交通线和重镇，几乎都掌控在日军手里。长期受到国民党宣传影响，当地很多老百姓对共产党、对八路军心存疑虑，有的甚至躲着走。为了站稳脚跟，他照旧用老办法：一手打仗，一手做群众工作。

打赢几仗，先把日军、伪军的嚣张气焰压下去；紧接着，部队组织宣传队，挨家挨户讲政策，讲减租减息，讲抗日救国。看到八路军不抢老百姓一粒粮、不拿群众一根针，还帮助群众秋收，修渠、修路、救护伤员，很多人慢慢放下心来。

半年左右，豫西多县陆续出现抗日武装，嵩山、箕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和地主豪绅霸占多年的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许多贫农第一次在自己地里抬头挺胸干活。这种变化，在当年的农村，意义非常大。中原抗战的格局，也因为这些集中的努力发生了明显变化。

抗战胜利后，豫西、豫北一带的武装力量纳入中原军区，皮定均所在部队成为中原军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集中三十多万兵力，企图迅速解决中原解放区，将那里的部队“一网打尽”。中原军区部队只有六万多人，却被敌人四面包围，态势极其危险。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奉命，准备于7月1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总攻，两天内“解决战斗”。蒋介石在电报里说得很直接，要“速战速决”。根据敌情判断，如果中原军区主力迟迟不动，很可能被压缩在狭小地区内，被敌人分割包围。

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中原军区在敌人总攻之前，主动突围，绝不能坐等挨打。中原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南北两路突围计划。突围要成功，就必须有人留下来掩护，拖住敌人主力，迷惑敌人视线。

这时候，皮定均接到了极其关键的任务：率第一纵队第一旅担任掩护力量，负责牵制敌军，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十分清楚这次行动的凶险，在临行前再三叮嘱：“你们这一旅，必须让敌人在三天之内搞不清我们的动向，不惜一切代价拖住他们。主力越过平汉路以后，你们再找机会突围。”

皮定均的回答很简单：“首长放心，任务一定完成。”这话不长，但对一名老红军来说，分量很重。要知道，他手里只有七千多号人，要挡住十倍兵力的敌军，还要迷惑对方，让对方以为中原军区主力还在原地“负隅顽抗”。这种任务，稍有差池，就是全军覆没。

他采取的办法，略带一点“反常”：白天，大部队故意在阵地上大张旗鼓，旗帜、号声、队列都摆足，让敌人以为我军在准备硬扛。当夜幕降临，主力部队悄悄向西穿插转移。而第一旅则留下继续制造“声势”，不时与敌人接触，还故意留下大批痕迹、燃过的灶火、残余工事，让敌军误判。

敌人发动总攻的那几天，第一旅正面硬顶，打的是异常惨烈。三天三夜，反复争夺阵地，一些连队打到只剩下几十人，战壕前堆满尸体。后来回忆，有战士说：“那几天，睡觉都是站着打盹，一闭眼就是冲锋号。”

等到确认主力已经成功越过平汉铁路，第一旅才开始行动。他们先是一路向西，一边走一边与敌人保持接触，故意拖着敌人尾巴，让对方一直认定这是主力。等敌人被牵着走了一天一夜，等于“被耍”出了一个大圈，皮定均突然命令部队钻入一片山林，隐蔽下来，彻底从敌人的视线中消失。

敌人懵了。在追击部队的指挥部里，不少军官拿着地图比划，越看越糊涂。有的判断：“中共部队已被我们打散残破，大部主力可能向西逃窜去了。”于是他们调头向西猛追，把主要注意力从东侧撤开。

敌人一走，第一旅立刻改变方向，向东突围。一路上不断遭遇拦截，他带部队硬生生闯过一道道封锁线，穿过豫鄂交界一带的重围，杀入大别山地区，再从那里转战，突破重重封锁，最后与华中野战军在苏皖解放区会合。那一刻，中原突围战役的尾声才算真正落定。

中原突围，被视作解放战争初期极为关键的一战。第一旅在突围中的作用非常醒目。后来，大家几乎不再用番号称呼这支部队，而是直接叫它“皮旅”。这不是形式，而是一种认可：这是一支能打硬仗、能打恶仗的部队。

四、东南海疆到西北边防

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老红军、老八路被安排到各条战线。皮定均这种一路从农会、红军、八路军打到解放战争的将领，并没有就此“歇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奉命入朝作战，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参与组织和指挥多次战斗，积累了更多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指挥经验。1953年，根据中央安排，他从朝鲜战场回国，调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福建军区的位置大家都清楚，面对的是东南沿海防务，形势一直不轻松。1956年8月，他又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继续负责沿海防务工作。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但仍旧保持着当年红军时期的习惯：下部队勤，喜欢直接到连队、到前哨去看看具体情况，不太习惯只待在机关里看文件。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边境摩擦越来越频繁。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发生，苏军挑衅行为引发边境局势紧张。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西北方向的战略防御，兰州军区所处位置尤其关键，既要面对来自北方的压力，又要考虑西北、青藏方向的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开始考虑调整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人选的问题，涉及军区全局，也关系到边防官兵的信心。经过多次讨论，中央认为，既要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要有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扎实的老将。综合考虑下来，皮定均成为一个合适的人选。

1969年10月28日晚，他刚忙完一天工作准备回家，电话突然响起，接通后，是周恩来总理的声音。总理开门见山，说明了中央的决定：调他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让他尽快做好准备。对于这样的调动，他不是没吃惊——毕竟在东南干了这么多年，一下子调往西北，而且时间很紧。但很快，他意识到这背后的含义：边防形势不乐观，需要有人去顶上。

他放下电话，简单和身边人说了一句：“看来要往西北跑一趟了。”随后连夜着手交接工作，把手头任务尽量安排妥当，不给原单位留下尾巴。

1969年11月24日上午9点，他登上了飞往兰州的飞机。这一年，他55岁，从十三岁参加农会算起，已经在革命队伍里干了四十多年，辗转过无数战场。这次北上，是他人生中又一次重要调动。

五、兰州机场的“冷脸”和误解

同一时间，兰州军区也忙得不轻。新司令员要到任，是大事。机关里开会讨论欢迎规格，有人提议要隆重一点，“毕竟是中央派来的老将军”。于是，机场接机的方案越来越“充实”：不仅军区领导集体出动，还准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欢迎队伍，车队、横幅、掌声一样不少。

到了24日上午，兰州的风吹得人直缩脖子。欢迎队伍提前到机场等候，站在寒风里，很多人脚都冻麻了。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近两个小时后，皮定均乘坐的飞机才在跑道上降落。

舱门打开，他走出机舱，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停机坪外围那一排排小汽车。车不算豪华，但数量不小，再加上旁边整队列队的欢迎人员，气氛显得相当“隆重”。他眉头当场就皱了一下。

等走下舷梯，军区领导赶紧迎上去，逐一握手问候，语气热情，表情也很真诚。皮定均伸手回礼，简单寒暄几句，可当余光扫到那些车、那些横幅、那一大片从机关、部队抽调来的欢迎队伍时，心里火气已经压不住。

握手结束，他沉了一下脸，说了一句：“大可不必这么折腾。”声音不大，但周围人都听得很清楚。原本热闹的场面，瞬间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不少兰州军区的干部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这位新司令怎么这样？远道而来，大家在寒风里等了两个小时，好心好意迎接，他不道一句辛苦，反倒当面“泼冷水”。有的人面上还在陪笑，心里却已经很不舒服，暗地里互相使眼色。

有人小声嘀咕：“这司令员也太不近人情了吧？”话不敢当面说，但类似的意见，在私下里传得很快。越传，语气越冲，甚至有人用“太不会来事”来评价。

回到驻地后，皮定均的爱人也劝他：“这么多同志在冷风里等你，你一句话就给人全否了，人家心里能好受吗？”这话不刺耳，却有几分道理。

皮定均的回答很直接：“我就是看不惯这种搞排场、讲花架子的形式主义。车队一长串，人一大群，这得浪费多少油、耽误多少工作？把这点钱用到训练和边防上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