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秀，1969年的夏天，我才十六岁，穿着碎花裙挤上了去陕北的绿皮火车。车窗外面，妈妈哭成泪人的脸，被我牢牢刻在心里。那时候我以为，不过是去农村待几年，很快就能回家。
到了李家坳知青点，我才知道什么叫苦。土坯房漏风漏雨，炕上铺着干草，每天天不亮就得跟着老乡下地割麦。麦芒扎进脖子里，痒得钻心，汗水一浸，疼得直掉泪。顿顿是窝窝头就咸菜，偶尔能喝上一碗玉米粥，就是最大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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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念的，是城里的书桌，是妈妈做的红烧肉，是能安安稳稳睡个整觉的家。可这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同知青点的还有个叫陈念的男生，比我大两岁，话不多，却总在我被麦秆扎到手时，默默递过布条；在我啃不动窝窝头时，偷偷塞给我半块干饼。他说，他奶奶在老家等他，他一定要回去。
我们一起在煤油灯下写信，给家人，给朋友，也给彼此写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写“这里的麦子长得很高”，他写“明天要去修水渠”。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想家、委屈，从来不敢明说。
冬天来得特别早，雪下得没膝，我们的手冻得通红，握笔都抖。那天我写信给妈妈，说我想回家，写着写着，眼泪就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陈念路过，看见我哭，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暖手袋塞给我。
1975年，政策松动，知青可以返城。消息传来，知青点炸开了锅。大家忙着收拾行李，忙着托关系找回城的路。我也一样，连夜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却发现那封写了一半的信，还躺在抽屉里。
陈念找到我，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攒了几年的粮票。“秀儿，我帮你找了回城的路子，你先回去。”他声音有点哑，“我奶奶……身体不太好，我得等消息。”
我看着他，鼻子一酸：“那你呢？”
“我很快就回去找你。”他笑了笑，眼里却藏着不安。
我走的那天，他来送我。火车站人潮涌动，他塞给我一个信封：“等我回去，再打开。”
火车开动，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等我，一起吃妈妈做的红烧肉。”
这一等，就是五年。
1980年，我终于在城里接到了陈念。他黑了、瘦了，却还是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他说，奶奶等不及了，他最后还是没能赶上她最后一面。
我们把那封没寄出去的信，和那张纸条，一起收进了铁盒子里。
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回一趟李家坳。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当年的麦田变成了果园，可总有些东西，没变。
去年整理旧物，翻出那个铁盒子。我打开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可那句“妈，我想你”，依旧刺得我眼睛发酸。
陈念握着我的手，轻声说：“那时候苦，可有你在，就觉得能熬过去。”
是啊，那一代知青，把青春埋在了黄土里，把思念藏在了书信里。他们没被苦难打败，却在岁月里，把彼此的情分，熬成了一辈子的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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