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100多年前随手签的条约，如今中国赚麻了，这就叫国运？|中国|凡尔赛条约|北极|北洋政府|国运|外交|签字国

2004年7月，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寒风中缓缓升起。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海面浮冰不断移动，中国科考人员站在雪地里，把一块块仪器固定好，有人忍不住低声感慨：“谁能想到，这里竟然和北洋政府有关系？”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并不夸张。

时间往回倒转，倒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甚至再早一些，中国还深陷军阀混战，普通人忙着糊口，几乎没人会想到遥远的北极。而正是在那样一个局势动荡、国力衰微的年代，一份看似毫不起眼的文件被签了字，放进档案柜，落满灰尘。几十年后，当世界开始重新打量北极，这份当年的“废纸”，竟悄悄变成了含金量极高的通行证。

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

一、巴黎的一纸邀请

故事真正的起点，是1920年的巴黎。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当时的中国，以战胜国身份被邀请参会，心里想的是收回山东主权，东西不多，起码有个交代。然而，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文本摆在桌上，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了日本。消息传回国内，愤怒在校园和街头迅速蔓延，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掀起了震动全国的新文化与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在外交史上算得上一笔硬气之举，但也让法国等列强在中国民众心中更是大大失分。

巴黎和会结束后不久，1920年2月9日，又在巴黎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便是《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英、法、美、意大利、日本等列强纷纷在上面落笔。条约的核心内容并不复杂：承认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即如今常说的斯瓦尔巴群岛）拥有主权，同时规定各缔约国在群岛上享有平等的居住、开采、渔猎和开展科学研究等权利。

对当时的欧洲列强来说，这不过是战后重新划分利益的一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片远在北极圈内的群岛，说实话，几乎没有存在感。民国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斯匹次卑尔根”几个字，在大多数读者眼中，只是拗口的外文音译，遥远得毫无现实意义。

有意思的是，中国一开始甚至不在这个条约的签字国之列。直到1925年，法国才突然想起，要不要把中国也拉进来。

二、法国“热情”的背后

1925年4月，法国驻华公使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递交了一份文件，内容是邀请中国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友好”动作：给中国一个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看上去体面又周到。

问题在于，法国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起中国？

如果简单理解成“法国良心发现”，显然说不过去。稍微梳理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会发现，利益计算才是关键所在。

一是声誉问题。巴黎和会期间，法国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引起了中国社会极大不满。知识界和学生群体的抗议文章铺满报刊，“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急于维持自身“文明国”形象的法国来说，这种舆论压力并不好受。邀请中国加入一个看上去较为“平等”的国际条约，是修补形象、缓和对华关系的一种手段。

二是具体经济纠纷。彼时中法之间存在所谓“金佛郎案”等债务与赔款问题。法国方面希望藉由一系列外交安排，让中国在偿付方面作出让步，6500万两白银的数字，绝不是一个小数目。邀请中国加入条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作谈判筹码的一部分，既给对方面子，又方便在其他议题上施压。

三是条约本身的需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虽已生效，但参与国越多，条约的“国际代表性”越强。把人口众多、地位特殊的中国拉进来，对法国和其他列强而言，等于在条约上又多了一层“合法性包装”。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跑到北极去开发资源，老实讲，当时的法国政客并不在意，在他们的判断里，中国在北极基本难以产生现实影响。

正因为这样，法国公使的邀请，表面光鲜，实则别有用心。

北洋政府收到邀请后，外交部先安排翻译条约文本，接着呈送给当时掌权的执政者段祺瑞等人讨论。几十年来，一纸签名换来的是关税主权丧失、租界林立、铁路矿山被轻易拿走的惨痛回忆还历历在目，哪怕军阀之间内斗不断，谈到“条约”两个字，也不得不多几分谨慎。

为了弄清楚其他国家的态度，北洋政府专门电询驻法公使，询问除英、法、美等原始缔约国外，是否有其他国家申请加入。驻法公使很快回电，说明西班牙等国已经表示支持并迅速加入。这个信息，让北洋方面的顾虑小了一些。

外交官员内部的讨论很有代表性。一方面，签过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现实摆在那儿，任何一份文件都得防着“坑”。另一方面，《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从条款上看，并不存在割地赔款之类的内容，反而明确写着“各缔约国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颇为少见。对于焦虑于民意和舆论的北洋政府来说，能够拿出一份“平等条约”给国人看，多少也算一个安抚手段。

4月30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后，同意加入条约。1925年7月1日，中国正式成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签字国之一。

这次加入，有人认为是北洋政府在法国压力下做出的被动选择，也有人评价，这是在夹缝中争取到的一点象征性“海外权益”。不管哪种判断，都有几分道理。可以确认的是，北洋政府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多么重大的外交胜利，官方宣传寥寥，报纸上几乎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更谈不上鼓吹“进军北极”。

在当年的北京，段祺瑞更操心的，是如何平衡直系、奉系、皖系势力，是内阁怎么组、军费从哪里出，而不是远方冰天雪地里的一串陌生地名。这份条约，签完就被放进行政程序的深处，静静躺着。

三、被忽略了半个世纪的“废纸”

从1925年算起，往后几十年，中国内外局势风云翻涌。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接手；全面抗战爆发，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在血战；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紧接着抗美援朝、恢复经济、体制重建，一波接一波。

在这样密集而残酷的历史进程中，没人有精力去琢磨一份北极条约的潜在价值。更现实的，是粮食、钢铁、铁路、电力，是边疆防御、外交承认和联合国席位。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

条约本身在国内的公开报道也极少。据后来的整理，几十年间，媒体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提及屈指可数。在普通百姓眼里，这东西等于不存在。即便是部分从事外交、地理或国际法研究的学者，也未必系统注意过其中“平等开发权”的具体条款。

与此同时，世界对北极的认识却在悄然变化。20世纪下半叶，地球资源消耗速度不断加快，石油危机接连出现，能源安全开始成为各国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内容。科学界对极地气候的关注，也日益升温。冰盖变化、海平面上升、洋流调整，这些听起来离日常生活很远的概念，逐渐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对于拥有海上优势的西方国家和北极沿岸国家而言，北极不再只是地图上空白的一角，而是可能蕴藏大量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潜力地带”。相关勘探悄然展开，国际法上的争议也一点点露出头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仍然没有直接介入。

真正的转折，要等到1991年。

这一年，来自中国的一位科学家走进了北极，带回来的不只是温度、风向和冰层数据，还有一份被尘封多年的法律钥匙。

四、一位科学家的发现

1991年，我国气象和地理学界的专家高登义，应挪威一位教授的邀请，赴北极进行气象科学考察。那时，全球变暖的议题已经进入国际学术讨论，极地数据对气候模型的意义变得尤其重要。对中国科研来说，有机会在北极开展实地观测，本身就是难得机会。

到达当地后，高登义在与挪威同行交流时，接触到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法律地位的一些资料。在挪威的档案和资料馆中，他看到了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有关的文件。逐条翻看条约文本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是一个只针对少数沿岸国家的安排，而是允许所有签字国在群岛范围内平等开展合法的生产和科学活动。

更关键的是，在相关文件的签字国列表中，他看到了醒目的“CHINA”字样。这一下子，把早已模糊的历史线索拽了回来。

站在挪威的档案馆里，很难不产生一点时空错位的感觉：1925年的北洋政府，和1990年代的中国科研人员，通过一份条约产生了意外的联系。有朋友半开玩笑问高登义：“这不会是写错了吧？”他只是笑，说道：“看来得回去好好查一查。”

回国后，高登义开始在国内呼吁，要求有关部门重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以及中国作为缔约国的法律地位。他的判断很明确：如果条约仍然有效，那么中国在北极理应拥有与其他签约国相同的权益，可以持合法身份进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进行科学考察乃至资源开发，而不是以旁观者身份遥望极地。

这种呼吁在当时显得有些超前，但不得不说非常及时。因为就在1990年代，世界对北极的兴趣正在快速升温。关于极地资源归属、航道使用权的讨论愈发激烈，谁能拿出有力的法律依据，谁就能在博弈中多一分底气。

面对这一线索，我国相关部门很快组织力量展开查证工作。国内档案由于多次战火与政权更迭，查找并不轻松。为确保严谨，我国又向挪威方面寻求帮助，在挪威的资料系统中寻找中方签字的确切记录。

经过多方检索，在挪威一家博物馆的档案中，终于找到了条约原件或相关正式文本，其中清晰记录着中国作为条约缔约国之一的身份，“CHINA”的英文字样清楚无误。这不只是一个象征，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依据。

有了这一确认，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立刻从“外部观察者”转变为“有条约基础的利益相关方”。条约赋予的权利，包括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合理开发与利用等，为之后的种种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我国政府相继组织多批次的科考队伍赴北极，研究领域涵盖大气、海洋、冰川、生态等多个方向。在科学考察的同时，也开始系统评估北极地区的资源潜力及航道价值，着手规划在相关区域设立长期科考站的可能性。

2002年，中国在北极地区设立首个科学考察站。这是一个标志性动作，意味着中国在极地科学领域，从短期考察阶段迈向了常态化、长期化研究的新阶段。两年之后，即2004年7月，第一座正式的北极科考站投入使用，综合观测和研究能力大幅提升。

从1925年签字，到2004年科考站正式运转，中间隔了近80年。条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像被遗忘的旧账本，等待着某个节点再次被翻开。等到中国需要走向极地时，才发现自己并非从零起步，而是早早就在北极留下了一枚印章。

五、北极资源与新航道的意义

说到这里，难免有人会问：一份百年前的条约，再怎么说，也只是纸面文字，中国到底“赚”到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看看北极到底有多重要。

按照多方勘测和研究数据估算，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非常可观。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仅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就可能达到900亿桶左右，相当于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的数倍；天然气储量同样不容小觑。此外，稀有金属、矿产资源、渔业资源，在北极海域周边也有相当潜力。有学者直言，从资源密度和战略价值来看，北极可被视为未来的“第二个中东”。

再看地理位置。随着气候变暖趋势，北极部分航道在每年一定时段出现了可通行的窗口期。对全球贸易而言，一旦北极航道实现更大规模的商业化利用，亚洲到欧洲、北美的航程可以明显缩短，燃油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将下降。对依赖海运的贸易大国而言，这种缩短并非小数目，长远看意味着新一轮海上运输格局调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极沿岸国家——俄罗斯、挪威、加拿大、美国（阿拉斯加）等，自然不希望失去主导权。其他有远洋能力的国家，也不愿轻易被排除在外。围绕资源勘探权、渔场划分、航道管理、环保责任等问题的博弈，逐步展开。各种主张此起彼伏：有人强调“沿岸国优先”，有人强调“人类共同财产”或“多边治理”，各有一套说辞。

在这一复杂局面中，《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显得格外特殊。因为它在很早的时候，就为签字国规定了在特定群岛及其一定范围内的平等权利。这意味着，在条约认可的框架内，签约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合法开发与科学活动，而不必依赖后来再去“谈机会”“求准入”。

对中国来说，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赚”的关键。一方面，中国并不是北极沿岸国家，本来在地缘上相对处于不利位置；另一方面，条约却为中国打开了一道原本极难开启的门——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区域内，中国拥有和其他缔约国等同的法律地位，可以设立科考站，可以长期开展科学观测，在日后资源开发和航道使用的多边磋商中，理直气壮地提出自身的合理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