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赵春兰死在一个回南天里,墙壁都在流眼泪。

她咽气前,那只枯树皮一样的手死死攥着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带走。

她从枕头那个充满了头油味和霉味的缝隙里,掏出一个被汗水浸得发黑的红布包。

她告诉我,三十年前她在贵州凯里扔了个女婴,那是她这辈子造的孽。

她不求原谅,只求我去找找,看一眼那孩子是死是活...

医院肿瘤科走廊的尽头,永远飘着一股子烂苹果味。

那是从三号病房传出来的,混合着84消毒水、陈旧的尿骚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肉慢慢腐烂的甜腥气。

赵春兰就躺在那张掉了漆的铁架床上。

窗外在下雨,灰蒙蒙的雨丝像是一道道脏兮兮的门帘,把这个世界隔绝在外。

我坐在旁边那个瘸了一条腿的方凳上,手里拿着一把卷了刃的水果刀,在削一个已经有些发软的梨。

梨皮一圈圈落下来,断了,掉在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

赵春兰不吃。

她的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破棉絮,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拉风箱一样的呼噜声。

那是肺癌晚期的动静。

“东子。”

她叫我。

声音很轻,像是一张砂纸在水泥地上蹭。

我没抬头,继续削那个已经快只剩下核的梨,“妈,我在。”

“把窗户……关上。”

我去关窗。窗框早变形了,推起来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是指甲刮过黑板。

关上窗,屋里的那种死气更重了。

赵春兰费力地转过头,眼窝深陷,两颧高高突起,皮肤黄得像一张放久了的草纸。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散。

“我不行了。”

“别瞎说,大夫说还能撑。”我随口敷衍着,这几天这种话我说得自己都麻木了。

“你不懂。”

她哆嗦着,那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那只手干枯、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带着洗不干净的黑泥——那是捡了二十年破烂留下的印记。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

那里藏着她的宝贝。

以前是存折,后来是医保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她摸索了很久,像是那个枕头底下通着另一个世界。

终于,她掏出了一个红布包。

那是一块很旧的棉布,红得不正,透着股黑,边角都磨毛了,甚至带着点霉斑。

一股樟脑丸混合着陈年汗渍的味道扑面而来。

“拿着。”

她把布包往我手里塞。

那布包有些沉,硌手。

“这是啥?”

“债。”

赵春兰吐出这个字,像是吐出了一口浓痰。

她闭上眼,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那动静让人担心她的肋骨会不会突然折断。

“三十年前……我在贵州凯里插队。”

我知道这段历史。她说过,那里穷,那里苦,那里蚊子比人凶。

“我生过个闺女。”

我手里的刀子猛地一滑,在拇指上拉了个口子。

血珠子一下子冒了出来,红得刺眼。

我顾不上疼,死死盯着她那张蜡黄的脸。

赵春兰没睁眼,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下来,流进花白的头发里。

“未婚先孕……那时候,那是作风问题,要挂破鞋游街的。”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随时会断气的风筝线。

“我没法子……我把她送人了。送给了当地一个苗族老乡……就在凯里下面的三棵树镇。”

我把那个红布包打开。

一层,两层,三层。

最里面,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

照片受了潮,有些发黄发粘。上面是个皱巴巴的婴儿,眼睛闭着,像个还没睁眼的小猫崽子。

还有一只银手镯。

很细,做工粗糙得像是个铁圈,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长命百岁”,银子已经氧化发黑了。

最底下,是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用炭笔写着一个模糊的地址。

“妈,你是让我……”

“去找她。”

赵春兰猛地睁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爆发出一种让人害怕的光。

“我不图她认我,我没脸。我就想让你去看看……看看她是死是活,过得是不是像个人样。”

她喘得更厉害了,喉咙里的痰音像是在烧开水。

“那张卡里……有两万块钱。那是我的棺材本。要是她过得苦,你就给她。要是……要是她死了,你就给她烧点纸。”

我握着那个红布包,感觉手里沉甸甸的,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炭。

两万块。

那是她从一个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是一个个塑料瓶子、一张张废纸箱堆出来的。

为了这点钱,她跟看门的老头吵过架,被保安推搡过,大冬天手冻得全是冻疮。

现在,她要把这笔钱,给一个三十年没见过的弃婴。

“行。”

我把布包揣进兜里,贴着肉,凉得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我去。”

赵春兰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梁骨,一下子瘫软在床上。

“去吧……去吧……”

她喃喃自语,眼神开始涣散。

当天晚上,赵春兰就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窗外的雨停了,月亮没出来,只有医院对面大楼的霓虹灯,红红绿绿地照在她的脸上,像是在给她上妆。

我没哭。

大概是这几天眼泪都流干了,或者是生活的重担早就把我压得没力气哭了。

我只是默默地给她擦了身子,换上寿衣。

处理完后事,已经是三天后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出租屋,墙角还堆着赵春兰没来得及卖的半蛇皮袋塑料瓶。

屋里还残留着老人身上特有的那股味道。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

像是一声尖叫,划破了死寂。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顾总。

我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

“林向东,你是死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冰冷,尖锐,不带一丝温度。

那是顾清。

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广告圈里出了名的“女魔头”。

“顾总,我……”

“我不管你家里死了谁,哪怕是你自己死了,周五之前,如果我看不到‘云尚’项目的终稿,你就不用来了。”

“可是顾总,我刚办完丧事,我……”

“那是你的事。”

顾清的声音像是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我的神经,“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我也不是你妈。要么交稿,要么滚蛋。”

电话挂断了。

忙音嘟嘟嘟地响着。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我想把手机摔了。

我想冲到公司,把辞职信甩在她那张虽然漂亮但冷得像冰块的脸上。

但我不能。

我还有房贷,我还有这个月的信用卡要还。

我看着桌上赵春兰的遗像。

那是她身份证上的照片,笑得很拘谨。

“妈,你可真会给我找事。”

我对着照片苦笑了一声。

然后,我买了去贵州凯里的机票。

哪怕天塌下来,这最后的一件事,我也得给她办了。

贵阳的空气里都能拧出水来。

一下飞机,那种湿漉漉的闷热感就扑面而来,像是给人裹上了一层保鲜膜。

我没停留,直接转大巴去了凯里。

大巴车里混杂着汗味、脚臭味,还有当地人手里提着的腊肉味。

车窗外的山连绵起伏,全是那种墨绿色的,看得人心里压抑。

山路十八弯,甩得我胃里翻江倒海。

到了凯里,已经是下午了。

这座城市建在山里,路面起伏不平。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汤的味道,那是当地特有的饮食习惯,闻着让人牙根发软。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了三棵树镇。

三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

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原来的吊脚楼变成了水泥房。

我拿着那个写着地址的香烟壳纸片,像个傻子一样在镇上转悠。

“大爷,打听个事儿。”

我拦住一个蹲在路边抽旱烟的老头。

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满脸沟壑。

“找谁?”

“这儿以前是不是有个叫杨老三的?我想问问他家的情况。”

“杨老三?”

老头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吐出一团青灰色的雾气,“早死喽。”

“死了?”我心里一紧,“那他家里人呢?他是不是收养过一个女娃娃?”

老头眯起眼睛,似乎在那个早已生锈的记忆库里翻找。

“是有那么回事……那个女娃娃,命苦哦。”

“怎么个苦法?”

“杨老三两口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拿那女娃当牲口使唤。后来杨老三死了,他婆娘带着那女娃搬走了,好像是去了县城那边那个烂尾楼那一带。”

老头指了指远处。

“你去那边打听打听吧,不过我看悬。那女娃要是没死,估计也早就嫁到哪个山沟沟里去了。”

我谢过老头,心情沉重得像这阴沉的天气。

赵春兰啊赵春兰,你当年到底是把她送进了什么样的火坑?

我又辗转去了县城。

所谓的县城,其实也就那样。

破旧的楼房,狭窄的街道,到处都是乱停乱放的摩托车。

我在那个所谓的烂尾楼附近找了两天。

那是一片城中村,环境脏乱差到了极点。

臭水沟里漂着死老鼠,苍蝇嗡嗡乱飞。

我拿着赵春兰给的那张婴儿照片,见人就问。

虽然我知道这很蠢,拿着一张婴儿照片找一个三十岁的人,无异于刻舟求剑。

但我只能靠嘴问。

“大姐,见过这家人吗?”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个大概三十岁的女人,是被领养的?”

大部分人都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摆摆手让我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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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三天傍晚。

我在一家卖羊肉粉的小店里吃晚饭。

店面很小,油腻腻的桌子上趴着两只苍蝇。

我正埋头嗦粉,旁边一个正在喝酒的中年男人突然凑了过来。

他喝得脸红脖子粗,嘴里喷着酒气。

“兄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我点点头,“外地来寻亲的。”

“寻亲?”男人打了个酒嗝,“刚才听你跟老板娘打听老杨家那闺女?”

我筷子一停,猛地转过头,“你知道?”

“嘿,这一片谁不知道啊。”

男人嘿嘿一笑,露出满嘴黄牙,“那是咱们这片飞出的金凤凰!”

“金凤凰?”

我愣住了。

这跟我想象的剧本不一样啊。

不应该是苦菜花吗?不应该是童养媳吗?

“那闺女,从小就狠。”

男人点了根烟,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敬畏,“老杨两口子对她不好,非打即骂。她也不哭,就咬着牙忍着。后来那两口子死了,她一个人,硬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考上了名牌大学!”

“考出去了?”

“那可不!听说去了大城市,进了大公司,现在是大老板了!”

男人咂咂嘴,一脸羡慕,“前几年回来过一次,那是开着大奔回来的!给老杨两口子修了坟,还给这一片的孤寡老人发了钱。啧啧,那气派,咱们这辈子是赶不上了。”

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搬开了一半,但又悬在了半空中。

大老板?

我摸了摸兜里的那张银行卡。

两万块。

突然觉得有点烫手,还有点可笑。

人家开大奔,我拿两万块去扶贫?

这不成了笑话吗?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我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男人摇摇头,“不过嘛……”

他故意卖了个关子,看着我碗里的粉。

我心领神会,叫老板给他加了一份肉,又拿了一瓶酒。

男人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不过,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啥日子?”

“明天清明节啊!虽然还没到正日子,但咱们这边的习俗,那是新坟旧坟都要扫的。那闺女虽然恨老杨两口子,但那是讲究人,每年这个时候,不管多忙,都会回来上坟。”

“真的?”

“骗你是小狗!她每年都去南山公墓。你要想找她,明天一大早去那蹲着,准没错。”

南山公墓。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吃完饭,我回到那个充满霉味的小旅馆。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

我想象着那个“姐姐”的样子。

女强人?大老板?

那应该是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吧?

或许穿着一身名牌,画着精致的妆,眼神里透着商人的精明。

这样也好。

既然她过得好,我就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我只需要把赵春兰的遗物交给她,把话带到,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甚至,我连面都不用露。

把东西放在墓碑前,留封信,转身就走。

这样最体面。

谁也不欠谁的。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梦里,我看见赵春兰站在雨里,浑身湿透,手里拿着那个红布包,哭着喊我的名字。

我又看见顾清坐在那张巨大的老板椅上,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剪碎我的离职报告。

“林向东,你逃不掉的。”

我猛地惊醒,一身冷汗。

天已经亮了。

凯里的清晨,雾大得吓人。

整个城市都被裹在一层乳白色的浓雾里,五米之外人畜不分。

我起了个大早,随便洗了把脸,就出了门。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扫地。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南山公墓。”

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这么早去公墓?那边路不好走啊,全是泥。”

“没事,我加钱。”

车子在雾气里穿行,像是一艘在云海里航行的破船。

路边的树影影绰绰,像是无数个站立的鬼魂。

到了山脚下,雾气更重了,几乎连路都看不清。

“兄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师傅停下车,“上面那是土路,昨晚刚下了雨,我这车底盘低,上不去。你自己爬吧,也就两三里地。”

我付了钱,下了车。

一股冷风钻进领子里,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这里的冷,是那种湿冷,往骨头缝里钻。

我裹紧了那件并不厚的外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

脚下的黄泥粘性很大,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

四周静得可怕。

只有偶尔几声不知名的鸟叫,凄厉得很。

路两边全是松树林,黑压压的,松针上挂满了水珠,时不时滴落在我的脖子上,冰凉刺骨。

我按照昨天那个男人说的方位,在公墓里寻找着。

这里的墓碑密密麻麻,有的修得很气派,大理石的,有的就是一个土包,插了个木牌子。

生死在这里,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找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终于在一个稍微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墓碑。

墓碑是新的,黑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慈父杨公、慈母刘氏之墓”。

立碑人那一栏,只写了一个字:女。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女”字。

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漠和疏离。

墓碑前很干净,没有杂草,显然是有人定期打理。

看来那个男人没骗我,她确实会回来。

我看了一下时间,早上七点半。

还早。

我找了一棵大松树,躲在树后面。

这棵树很大,枝叶繁茂,正好能挡住我的身形,又能看到墓碑那边的情况。

我不想直接冲上去。

那样太唐突,也太尴尬。

我想先看看。

看看这个传说中的“金凤凰”,到底长什么样。

看看她面对养父母的墓碑时,是什么表情。

等待是漫长的。

我蹲在树根上,两条腿都麻了。

雾气在林子里流动,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想抽烟,但又怕烟味暴露了位置,只能忍着。

我摸着兜里的那个红布包。

赵春兰啊赵春兰,你这辈子造的孽,最后却要我在这个鬼地方替你还债。

大概过了四十分钟。

山下的盘山土路上,传来了一阵引擎的轰鸣声。

那是大排量发动机特有的低沉咆哮,在这寂静的山谷里回荡,显得格格不入。

来了。

我精神一振,悄悄探出头去。

两道刺眼的车灯光柱破开浓雾,像两把利剑插进了松林。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慢慢爬了上来。

那是路虎揽胜。

这种百万级的豪车,出现在这种满是黄泥的土路上,就像是一个穿着晚礼服的贵妇走进猪圈一样违和。

车身虽然溅满了泥点子,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霸道的气场。

车子在离墓地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停下了。

车门打开。

先下来的是个年轻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西装,甚至还打着领带。

他手里捧着一大束白菊花,那是那种进口的品种,花瓣很大,很白。

他在泥地里走了两步,皱了皱眉,似乎很嫌弃这里的环境。

紧接着,后座的车门开了。

一只穿着黑色尖头高跟鞋的脚伸了出来。

那鞋跟细得像钉子,一下子就陷进了软泥里。

但这只脚的主人并没有在意。

她从车里钻了出来。

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羊绒风衣,剪裁利落,质感极好。

腰间系着一条腰带,勾勒出纤细的腰身。

她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头发盘在脑后,梳得一丝不苟,露出一截修长白皙的脖颈,像是一只骄傲的天鹅。

即使隔着这么远,我都能感觉到那股生人勿近的气场。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老板”姐姐?

确实有点派头。

她站在车边,没有马上走过来,而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陷进泥里的高跟鞋,眉头似乎极其厌恶地皱了一下。

那个助理赶紧拿出一块布想去擦。

她摆摆手,拒绝了。

然后,她抬起头,往墓碑这边看了一眼。

虽然戴着墨镜,但我感觉那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来,带着一股审视的寒意。

她开始往这边走。

高跟鞋踩在碎石混杂的泥路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很有节奏,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口上。

我躲在树后,手里捏着那个红布包,手心全是汗,心脏跳得像是要撞断肋骨。

近了。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她停在了墓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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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把那束巨大的白菊花放下,很识趣地退到了路边,离得远远的。

她站在墓碑前,身姿挺拔,像是一杆标枪。

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猎猎作响。

她没有鞠躬,也没有下跪,只是静静地站着,像是在跟墓碑里的死人进行一场无声的谈判。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手,缓缓摘下了那副巨大的墨镜。

动作很慢,很优雅,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冷漠。

我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像是被提着脖子的鸭子,拼命想看清楚她的脸。

我想看看,这个让我妈念叨了一辈子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

就在当那个女人转过身,露出一张冷若冰霜的侧脸时,林向东手里的烟头直接烫到了手指,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