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赵春兰死在一个回南天里,墙壁都在流眼泪。
她咽气前,那只枯树皮一样的手死死攥着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带走。
她从枕头那个充满了头油味和霉味的缝隙里,掏出一个被汗水浸得发黑的红布包。
她告诉我,三十年前她在贵州凯里扔了个女婴,那是她这辈子造的孽。
她不求原谅,只求我去找找,看一眼那孩子是死是活...
医院肿瘤科走廊的尽头,永远飘着一股子烂苹果味。
那是从三号病房传出来的,混合着84消毒水、陈旧的尿骚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肉慢慢腐烂的甜腥气。
赵春兰就躺在那张掉了漆的铁架床上。
窗外在下雨,灰蒙蒙的雨丝像是一道道脏兮兮的门帘,把这个世界隔绝在外。
我坐在旁边那个瘸了一条腿的方凳上,手里拿着一把卷了刃的水果刀,在削一个已经有些发软的梨。
梨皮一圈圈落下来,断了,掉在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
赵春兰不吃。
她的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破棉絮,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拉风箱一样的呼噜声。
那是肺癌晚期的动静。
“东子。”
她叫我。
声音很轻,像是一张砂纸在水泥地上蹭。
我没抬头,继续削那个已经快只剩下核的梨,“妈,我在。”
“把窗户……关上。”
我去关窗。窗框早变形了,推起来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是指甲刮过黑板。
关上窗,屋里的那种死气更重了。
赵春兰费力地转过头,眼窝深陷,两颧高高突起,皮肤黄得像一张放久了的草纸。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散。
“我不行了。”
“别瞎说,大夫说还能撑。”我随口敷衍着,这几天这种话我说得自己都麻木了。
“你不懂。”
她哆嗦着,那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那只手干枯、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带着洗不干净的黑泥——那是捡了二十年破烂留下的印记。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
那里藏着她的宝贝。
以前是存折,后来是医保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她摸索了很久,像是那个枕头底下通着另一个世界。
终于,她掏出了一个红布包。
那是一块很旧的棉布,红得不正,透着股黑,边角都磨毛了,甚至带着点霉斑。
一股樟脑丸混合着陈年汗渍的味道扑面而来。
“拿着。”
她把布包往我手里塞。
那布包有些沉,硌手。
“这是啥?”
“债。”
赵春兰吐出这个字,像是吐出了一口浓痰。
她闭上眼,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那动静让人担心她的肋骨会不会突然折断。
“三十年前……我在贵州凯里插队。”
我知道这段历史。她说过,那里穷,那里苦,那里蚊子比人凶。
“我生过个闺女。”
我手里的刀子猛地一滑,在拇指上拉了个口子。
血珠子一下子冒了出来,红得刺眼。
我顾不上疼,死死盯着她那张蜡黄的脸。
赵春兰没睁眼,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下来,流进花白的头发里。
“未婚先孕……那时候,那是作风问题,要挂破鞋游街的。”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随时会断气的风筝线。
“我没法子……我把她送人了。送给了当地一个苗族老乡……就在凯里下面的三棵树镇。”
我把那个红布包打开。
一层,两层,三层。
最里面,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
照片受了潮,有些发黄发粘。上面是个皱巴巴的婴儿,眼睛闭着,像个还没睁眼的小猫崽子。
还有一只银手镯。
很细,做工粗糙得像是个铁圈,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长命百岁”,银子已经氧化发黑了。
最底下,是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用炭笔写着一个模糊的地址。
“妈,你是让我……”
“去找她。”
赵春兰猛地睁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爆发出一种让人害怕的光。
“我不图她认我,我没脸。我就想让你去看看……看看她是死是活,过得是不是像个人样。”
她喘得更厉害了,喉咙里的痰音像是在烧开水。
“那张卡里……有两万块钱。那是我的棺材本。要是她过得苦,你就给她。要是……要是她死了,你就给她烧点纸。”
我握着那个红布包,感觉手里沉甸甸的,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炭。
两万块。
那是她从一个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是一个个塑料瓶子、一张张废纸箱堆出来的。
为了这点钱,她跟看门的老头吵过架,被保安推搡过,大冬天手冻得全是冻疮。
现在,她要把这笔钱,给一个三十年没见过的弃婴。
“行。”
我把布包揣进兜里,贴着肉,凉得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我去。”
赵春兰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梁骨,一下子瘫软在床上。
“去吧……去吧……”
她喃喃自语,眼神开始涣散。
当天晚上,赵春兰就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窗外的雨停了,月亮没出来,只有医院对面大楼的霓虹灯,红红绿绿地照在她的脸上,像是在给她上妆。
我没哭。
大概是这几天眼泪都流干了,或者是生活的重担早就把我压得没力气哭了。
我只是默默地给她擦了身子,换上寿衣。
处理完后事,已经是三天后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出租屋,墙角还堆着赵春兰没来得及卖的半蛇皮袋塑料瓶。
屋里还残留着老人身上特有的那股味道。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
像是一声尖叫,划破了死寂。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顾总。
我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
“林向东,你是死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冰冷,尖锐,不带一丝温度。
那是顾清。
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广告圈里出了名的“女魔头”。
“顾总,我……”
“我不管你家里死了谁,哪怕是你自己死了,周五之前,如果我看不到‘云尚’项目的终稿,你就不用来了。”
“可是顾总,我刚办完丧事,我……”
“那是你的事。”
顾清的声音像是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我的神经,“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我也不是你妈。要么交稿,要么滚蛋。”
电话挂断了。
忙音嘟嘟嘟地响着。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我想把手机摔了。
我想冲到公司,把辞职信甩在她那张虽然漂亮但冷得像冰块的脸上。
但我不能。
我还有房贷,我还有这个月的信用卡要还。
我看着桌上赵春兰的遗像。
那是她身份证上的照片,笑得很拘谨。
“妈,你可真会给我找事。”
我对着照片苦笑了一声。
然后,我买了去贵州凯里的机票。
哪怕天塌下来,这最后的一件事,我也得给她办了。
贵阳的空气里都能拧出水来。
一下飞机,那种湿漉漉的闷热感就扑面而来,像是给人裹上了一层保鲜膜。
我没停留,直接转大巴去了凯里。
大巴车里混杂着汗味、脚臭味,还有当地人手里提着的腊肉味。
车窗外的山连绵起伏,全是那种墨绿色的,看得人心里压抑。
山路十八弯,甩得我胃里翻江倒海。
到了凯里,已经是下午了。
这座城市建在山里,路面起伏不平。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汤的味道,那是当地特有的饮食习惯,闻着让人牙根发软。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了三棵树镇。
三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
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原来的吊脚楼变成了水泥房。
我拿着那个写着地址的香烟壳纸片,像个傻子一样在镇上转悠。
“大爷,打听个事儿。”
我拦住一个蹲在路边抽旱烟的老头。
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满脸沟壑。
“找谁?”
“这儿以前是不是有个叫杨老三的?我想问问他家的情况。”
“杨老三?”
老头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吐出一团青灰色的雾气,“早死喽。”
“死了?”我心里一紧,“那他家里人呢?他是不是收养过一个女娃娃?”
老头眯起眼睛,似乎在那个早已生锈的记忆库里翻找。
“是有那么回事……那个女娃娃,命苦哦。”
“怎么个苦法?”
“杨老三两口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拿那女娃当牲口使唤。后来杨老三死了,他婆娘带着那女娃搬走了,好像是去了县城那边那个烂尾楼那一带。”
老头指了指远处。
“你去那边打听打听吧,不过我看悬。那女娃要是没死,估计也早就嫁到哪个山沟沟里去了。”
我谢过老头,心情沉重得像这阴沉的天气。
赵春兰啊赵春兰,你当年到底是把她送进了什么样的火坑?
我又辗转去了县城。
所谓的县城,其实也就那样。
破旧的楼房,狭窄的街道,到处都是乱停乱放的摩托车。
我在那个所谓的烂尾楼附近找了两天。
那是一片城中村,环境脏乱差到了极点。
臭水沟里漂着死老鼠,苍蝇嗡嗡乱飞。
我拿着赵春兰给的那张婴儿照片,见人就问。
虽然我知道这很蠢,拿着一张婴儿照片找一个三十岁的人,无异于刻舟求剑。
但我只能靠嘴问。
“大姐,见过这家人吗?”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个大概三十岁的女人,是被领养的?”
大部分人都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摆摆手让我滚蛋。
直到第三天傍晚。
我在一家卖羊肉粉的小店里吃晚饭。
店面很小,油腻腻的桌子上趴着两只苍蝇。
我正埋头嗦粉,旁边一个正在喝酒的中年男人突然凑了过来。
他喝得脸红脖子粗,嘴里喷着酒气。
“兄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我点点头,“外地来寻亲的。”
“寻亲?”男人打了个酒嗝,“刚才听你跟老板娘打听老杨家那闺女?”
我筷子一停,猛地转过头,“你知道?”
“嘿,这一片谁不知道啊。”
男人嘿嘿一笑,露出满嘴黄牙,“那是咱们这片飞出的金凤凰!”
“金凤凰?”
我愣住了。
这跟我想象的剧本不一样啊。
不应该是苦菜花吗?不应该是童养媳吗?
“那闺女,从小就狠。”
男人点了根烟,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敬畏,“老杨两口子对她不好,非打即骂。她也不哭,就咬着牙忍着。后来那两口子死了,她一个人,硬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考上了名牌大学!”
“考出去了?”
“那可不!听说去了大城市,进了大公司,现在是大老板了!”
男人咂咂嘴,一脸羡慕,“前几年回来过一次,那是开着大奔回来的!给老杨两口子修了坟,还给这一片的孤寡老人发了钱。啧啧,那气派,咱们这辈子是赶不上了。”
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搬开了一半,但又悬在了半空中。
大老板?
我摸了摸兜里的那张银行卡。
两万块。
突然觉得有点烫手,还有点可笑。
人家开大奔,我拿两万块去扶贫?
这不成了笑话吗?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我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男人摇摇头,“不过嘛……”
他故意卖了个关子,看着我碗里的粉。
我心领神会,叫老板给他加了一份肉,又拿了一瓶酒。
男人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不过,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啥日子?”
“明天清明节啊!虽然还没到正日子,但咱们这边的习俗,那是新坟旧坟都要扫的。那闺女虽然恨老杨两口子,但那是讲究人,每年这个时候,不管多忙,都会回来上坟。”
“真的?”
“骗你是小狗!她每年都去南山公墓。你要想找她,明天一大早去那蹲着,准没错。”
南山公墓。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吃完饭,我回到那个充满霉味的小旅馆。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
我想象着那个“姐姐”的样子。
女强人?大老板?
那应该是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吧?
或许穿着一身名牌,画着精致的妆,眼神里透着商人的精明。
这样也好。
既然她过得好,我就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我只需要把赵春兰的遗物交给她,把话带到,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甚至,我连面都不用露。
把东西放在墓碑前,留封信,转身就走。
这样最体面。
谁也不欠谁的。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梦里,我看见赵春兰站在雨里,浑身湿透,手里拿着那个红布包,哭着喊我的名字。
我又看见顾清坐在那张巨大的老板椅上,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剪碎我的离职报告。
“林向东,你逃不掉的。”
我猛地惊醒,一身冷汗。
天已经亮了。
凯里的清晨,雾大得吓人。
整个城市都被裹在一层乳白色的浓雾里,五米之外人畜不分。
我起了个大早,随便洗了把脸,就出了门。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扫地。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南山公墓。”
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这么早去公墓?那边路不好走啊,全是泥。”
“没事,我加钱。”
车子在雾气里穿行,像是一艘在云海里航行的破船。
路边的树影影绰绰,像是无数个站立的鬼魂。
到了山脚下,雾气更重了,几乎连路都看不清。
“兄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师傅停下车,“上面那是土路,昨晚刚下了雨,我这车底盘低,上不去。你自己爬吧,也就两三里地。”
我付了钱,下了车。
一股冷风钻进领子里,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这里的冷,是那种湿冷,往骨头缝里钻。
我裹紧了那件并不厚的外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
脚下的黄泥粘性很大,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
四周静得可怕。
只有偶尔几声不知名的鸟叫,凄厉得很。
路两边全是松树林,黑压压的,松针上挂满了水珠,时不时滴落在我的脖子上,冰凉刺骨。
我按照昨天那个男人说的方位,在公墓里寻找着。
这里的墓碑密密麻麻,有的修得很气派,大理石的,有的就是一个土包,插了个木牌子。
生死在这里,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找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终于在一个稍微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墓碑。
墓碑是新的,黑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慈父杨公、慈母刘氏之墓”。
立碑人那一栏,只写了一个字:女。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女”字。
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漠和疏离。
墓碑前很干净,没有杂草,显然是有人定期打理。
看来那个男人没骗我,她确实会回来。
我看了一下时间,早上七点半。
还早。
我找了一棵大松树,躲在树后面。
这棵树很大,枝叶繁茂,正好能挡住我的身形,又能看到墓碑那边的情况。
我不想直接冲上去。
那样太唐突,也太尴尬。
我想先看看。
看看这个传说中的“金凤凰”,到底长什么样。
看看她面对养父母的墓碑时,是什么表情。
等待是漫长的。
我蹲在树根上,两条腿都麻了。
雾气在林子里流动,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想抽烟,但又怕烟味暴露了位置,只能忍着。
我摸着兜里的那个红布包。
赵春兰啊赵春兰,你这辈子造的孽,最后却要我在这个鬼地方替你还债。
大概过了四十分钟。
山下的盘山土路上,传来了一阵引擎的轰鸣声。
那是大排量发动机特有的低沉咆哮,在这寂静的山谷里回荡,显得格格不入。
来了。
我精神一振,悄悄探出头去。
两道刺眼的车灯光柱破开浓雾,像两把利剑插进了松林。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慢慢爬了上来。
那是路虎揽胜。
这种百万级的豪车,出现在这种满是黄泥的土路上,就像是一个穿着晚礼服的贵妇走进猪圈一样违和。
车身虽然溅满了泥点子,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霸道的气场。
车子在离墓地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停下了。
车门打开。
先下来的是个年轻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西装,甚至还打着领带。
他手里捧着一大束白菊花,那是那种进口的品种,花瓣很大,很白。
他在泥地里走了两步,皱了皱眉,似乎很嫌弃这里的环境。
紧接着,后座的车门开了。
一只穿着黑色尖头高跟鞋的脚伸了出来。
那鞋跟细得像钉子,一下子就陷进了软泥里。
但这只脚的主人并没有在意。
她从车里钻了出来。
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羊绒风衣,剪裁利落,质感极好。
腰间系着一条腰带,勾勒出纤细的腰身。
她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头发盘在脑后,梳得一丝不苟,露出一截修长白皙的脖颈,像是一只骄傲的天鹅。
即使隔着这么远,我都能感觉到那股生人勿近的气场。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老板”姐姐?
确实有点派头。
她站在车边,没有马上走过来,而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陷进泥里的高跟鞋,眉头似乎极其厌恶地皱了一下。
那个助理赶紧拿出一块布想去擦。
她摆摆手,拒绝了。
然后,她抬起头,往墓碑这边看了一眼。
虽然戴着墨镜,但我感觉那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来,带着一股审视的寒意。
她开始往这边走。
高跟鞋踩在碎石混杂的泥路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很有节奏,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口上。
我躲在树后,手里捏着那个红布包,手心全是汗,心脏跳得像是要撞断肋骨。
近了。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她停在了墓碑前。
助理把那束巨大的白菊花放下,很识趣地退到了路边,离得远远的。
她站在墓碑前,身姿挺拔,像是一杆标枪。
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猎猎作响。
她没有鞠躬,也没有下跪,只是静静地站着,像是在跟墓碑里的死人进行一场无声的谈判。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手,缓缓摘下了那副巨大的墨镜。
动作很慢,很优雅,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冷漠。
我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像是被提着脖子的鸭子,拼命想看清楚她的脸。
我想看看,这个让我妈念叨了一辈子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
就在当那个女人转过身,露出一张冷若冰霜的侧脸时,林向东手里的烟头直接烫到了手指,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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