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子,你那黑人老婆拿了你十万块跑回非洲,铁定是拿着钱在那边买牛当土豪了,绝对不会再回来了!”

隔壁卖猪脚饭的老李吐了口烟圈,满脸都是看笑话的表情。

我捏紧了手里擦桌子的抹布,一言不发地死死盯着街口。

直到大年初十的深夜,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米粉店前。

我老婆妮娜不仅回来了,还从破旧的行李箱里抱出一个沉甸甸的实木黑盒子。

当她当着我的面,用小铜钥匙拧开那个木盒时,我大脑一片空白,彻底愣在了原地……

01

我叫林浩,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常德人。

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大学,索性跟着老乡南下广州讨生活。

我在后厨帮过厨,在流水线打过螺丝,也送过外卖。

后来我攒了点小钱,在广州大学城的美食街盘下了一个小档口。

店面不大,做的是我们老家的特色——常德津市牛肉粉。

大学城这地方,别的不多,就是年轻的学生多。

一到饭点,整条街挤满了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我的生活就围着那口熬汤的大铁锅转。

每天凌晨四点,我就得去农贸市场挑最新鲜的牛筒骨和牛肉。

广州的夏天湿热得像个大蒸笼。

我的后厨里更是闷热难当,温度常常飙到四十多度。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往下流,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

但我连擦汗的功夫都没有,必须不停地搅动那锅沸腾的高汤。

因为我知道,这锅汤就是我在这座大城市立足的根本。

开店第二年,我的店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常客。

那是一个黑皮肤的外国女孩。

她叫妮娜,是大学城里一所重点大学的非洲交换生。

我后来才知道,她来自坦桑尼亚。

妮娜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闹了个不小的笑话。

她指着菜单上的“麻辣牛肉粉”,用带着浓重广式口音的蹩脚中文说:“老板,我要介个,要很辣很辣的啦!”

我当时看着她那认真的模样,忍不住笑了。

我以为外国人吃不了我们湖南的那种爆辣。

出于好心,我只给她加了一点点辣椒油。

谁知道她吃了一口,眉头就皱了起来。

她端着碗走到取餐口,抗议道:“老板,你骗人,介个根本不辣!”

我只好又给她加了两大勺我们秘制的剁辣椒。

看着碗里红彤彤的一片,我心里直打鼓,生怕她吃坏了肚子。

结果她却吃得满头大汗,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临走时,她还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从那以后,妮娜就成了我店里的常客。

她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来吃一碗麻辣牛肉粉。

时间久了,我们俩也就熟络了起来。

我发现妮娜不仅爱吃粉,而且人特别勤快懂事。

有时候赶上中午放学的高峰期,店里挤满了人。

我一个人在前厅后厨连轴转,根本忙不过来。

那些吃完的空碗堆在桌子上,像小山一样。

妮娜吃完自己的那碗粉后,从来不急着走。

她会主动挽起袖子,帮我把桌子上的空碗收走。

她甚至会拿起抹布,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

有些外国留学生来店里吃饭,看不懂中文菜单。

妮娜就会充当免费的翻译,用流利的英语帮我招呼他们。

在她的帮助下,我店里的留学生生意越来越好。

一开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每次她来吃粉,我都坚持不收她的钱,就当是给她的工钱。

但妮娜却很倔强,每次都把钱硬塞到收银台的缝隙里。

她说:“林,你做生意不容易,那是你的辛苦钱。”

那一刻,我看着她那双真诚的大眼睛,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

我一个初中毕业的穷小子,在广州无亲无故。

每天面对的都是油烟和疲惫。

突然有这么一个异国他乡的女孩,愿意这样帮我、体谅我。

说不感动那是假的。

我们开始在打烊后一起吃宵夜。

就在街角的烧烤摊上,我们喝着冰镇的珠江纯生。

我用蹩脚的英语加上手语,跟她讲我老家的事。

她用带着广普口音的中文,跟我描述非洲大草原上的风光。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

我们都在努力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生存。

我们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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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孤单的心,在大学城美食街的油烟气中,越走越近。

半年后,我们恋爱了。

这事在美食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隔壁卖猪脚饭的老李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浩子,你小子行啊,还泡了个洋妞!”

我只是笑笑,不理会他们的调侃。

我知道,妮娜不是他们眼里那种贪图享受的留学生。

她是一个能跟我一起吃苦、一起过日子的好姑娘。

大学毕业那年,妮娜没有回国。

她选择留在了广州,和我一起经营这家米粉店。

我们回了趟湖南老家,领了结婚证。

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思想很开明。

他们看到妮娜虽然皮肤黑,但手脚麻利,对我也好。

老两口不仅没反对,还拉着妮娜的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待人家。

就这样,妮娜成了大学城美食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她成了一个利索的非洲老板娘。

每天到了饭点,她就系着围裙,在前厅熟练地穿梭。

她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喊着:“靓仔,你的微辣牛肉粉加个煎蛋!”

那些熟客都喜欢跟她开玩笑,她也总是笑脸相迎。

02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又忙碌。

我们把米粉店重新装修了一下,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

每天早上,妮娜都会陪着我一起去菜市场进货。

她学会了怎么挑选肉质最紧实的牛腱子。

她甚至能用中文跟那些精明的菜贩子讨价还价。

回到店里,她帮我洗葱、切香菜、擦桌子。

中午的高峰期,我们在店里忙得脚不沾地。

晚上下了班,我们还要盘点一天的账目。

广州的夏天,厨房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妮娜也是肉体凡胎,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拿毛巾冰敷着脖子。

我心疼她,就去外面的甜品店给她买广式的绿豆沙或者杨枝甘露。

看着她大口大口喝着糖水的样子,我觉得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虽然辛苦,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因为妮娜的招揽,店里多了一大批固定的留学生客源。

不仅如此,很多本地学生也因为好奇这个“非洲老板娘”而跑来打卡。

这让我们的营业额比我单干的时候翻了一倍。

两年下来,我们除去日常开销,在银行卡里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眼看着快到春节了,广州的天气也逐渐凉了下来。

大学城里的学生们陆续放了寒假。

原本熙熙攘攘的美食街,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许多。

很多外地的老板都关了店门,回老家过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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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妮娜商量了一下,决定春节期间不关门。

虽然学生少了,但附近还有一些没回家的打工人。

做点外卖生意,多少也能贴补一点明年的房租。

但我渐渐发现,妮娜最近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她干活的时候经常走神,切葱花的时候还差点切到手。

晚上店里没人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她拿着手机,翻看着相册里那些远在非洲的家人的照片。

有时候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我知道,她是想家了。

算起来,她从大学毕业后留在中国,已经整整四年没有回过坦桑尼亚了。

虽然我们平时也会通过视频通话和她的父母联系。

但隔着屏幕,怎么能解得了那份深入骨髓的乡愁呢。

而且她老家在比较偏远的地区,网络信号很差,视频经常卡顿断线。

看着她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

我觉得既然人家姑娘大老远跑来中国嫁给了我,跟着我起早贪黑地吃苦。

我就不能让她受委屈。

那天晚上,打烊后,我们在店里算账。

我核对了一下我们这两年存下来的死期存款。

总共有十二万多一点。

我知道,明年的房租就要交八万,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进货的周转资金。

但看着妮娜落寞的背影,我咬了咬牙,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趟银行。

我把那张死期存单取了出来。

扣除了违约的利息后,我拿出了整整十万块钱人民币。

为了方便妮娜回国使用,我又托人把这笔钱换成了美元。

打进了一张专门的国际储蓄卡里。

晚上回到家,我把那张卡塞进了妮娜的手里。

妮娜愣住了,疑惑地看着我:“林,这是什么意思?”

我握着她的手,认真地说:“妮娜,快过年了,你回趟坦桑尼亚吧。”

妮娜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但她还是拼命摇头。

“不行,店里春节还要做外卖,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而且机票那么贵,来回要花好多钱的。”

我按住她的肩膀,强颜欢笑地说:“店里有我呢,大不了我少接几单外卖。”

我指了指那张银行卡:“这里面有十万块钱人民币换成的美金。”

“你已经四年没回家了,这次回去,给爸妈多买点好东西。”

“帮衬帮衬家里,别让娘家人觉得你嫁到中国受委屈了。”

听到我这么说,妮娜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

她扑进我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林,你疯了!这可是我们存了两年、用来交明年房租的钱啊!”

她拼命把卡往我口袋里塞。

“我不能要这笔钱,绝对不行!”

我板起脸,装作生气的样子。

“咱们是夫妻,我的就是你的。”

“你如果不拿着这笔钱风风光光地回去,我怎么好意思做你的丈夫?”

在我们老家,女婿孝敬岳父岳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更何况妮娜跟着我吃了这么多苦,这笔钱是她应得的。

在我的坚持下,妮娜最终还是流着泪收下了那张卡。

因为春节期间签证比较难办,加上店里确实离不开人。

我们商定,这次由妮娜一个人飞回非洲。

几天后,我把妮娜送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临安检前,她紧紧地抱住我。

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林,等我回来。”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故作轻松地说:“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报平安。”

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失落和担忧。

03

妮娜回国后的头两天,我们还能保持联系。

她告诉我她平安落地了,还给我发了几张机场的照片。

可是到了第三天,她就彻底失联了。

我发微信她不回,打语音电话也提示无法接通。

我知道她老家在坦桑尼亚的一个部落农庄里,那里的基建很差。

网络信号更是时断时续。

理智告诉我,她可能只是到了没有信号的地方。

但情感上,我还是控制不住地焦虑。

每天晚上收摊后,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

我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手机,盯着那个没有任何回复的聊天界面。

这种等待的煎熬,比熬一整天的牛骨汤还要让人疲惫。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大年初五。

大学城里依然冷冷清清。

美食街上,只有我的米粉店和隔壁老李的猪脚饭还开着门。

这天中午,老李端着一碗猪脚饭,溜达进我的店里。

他大剌剌地坐在我面前,一边啃着猪脚,一边用余光瞥我。

“浩子,弟妹还没信儿呢?”老李漫不经心地问。

我正在切葱花,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闷声回答:“那边信号不好。”

老李嗤笑了一声,吐出两块骨头。

“我说浩子啊,你还是太年轻,心太大了吧?”

他压低了声音,凑近我神神秘秘地说:“我可听别的老板说了,你给了她十万块钱带回国?”

我皱了皱眉:“那是给她孝敬父母的,我们是夫妻。”

老李一拍大腿,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糊涂啊你!十万块钱人民币,在那边可是个天文数字!”

“人家这属于‘衣锦还乡’了。”

“拿着你这笔巨款,在当地都能买大别墅、包农场养牛了。”

“人家在老家当土豪过得舒舒服服的,凭什么还要回来跟你在这油烟里熬大骨汤?”

老李的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猛地把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老李,你别胡说八道!妮娜不是那种人!”我红着眼睛瞪着他。

老李被我吓了一跳,端着碗站了起来。

“得得得,算我多嘴。我这也是好心提醒你,跨国婚姻不靠谱的多了去了。”

他摇着头,一边往外走一边嘀咕:“那可是十万块啊,你小子就等着人财两空吧。”

老李走后,我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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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嘴上硬气,但心里却真的开始打鼓了。

妮娜已经失联整整一个星期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她应该是初八的航班回广州。

可是现在连一条确认航班的信息都没有发给我。

我不敢深想下去。

只能靠拼命地干活来麻痹自己。

我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本来就很干净的灶台。

我把牛肉切得比平时更细。

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这样就没有空闲去胡思乱想了。

熬到了大年初十。

那天的广州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冬雨,阴冷得刺骨。

晚上十点多,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我把店里的卫生打扫完,准备拉下卷闸门关门了。

我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两天前就过了她该回来的日子,可手机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我伸手去拉卷闸门的那一刻。

一道刺眼的车灯穿透了雨幕,打在了我的脸上。

一辆绿色的广州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厚实羽绒服的黑人女孩,风尘仆仆地从车里钻了出来。

是妮娜。

她看起来比走的时候黑瘦了一些,头发也有些凌乱。

但她的眼睛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夜色中闪着明亮的光。

“林!”她冲我挥了挥手,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一瞬间,巨大的狂喜像海啸一样把我淹没。

我连伞都没打,直接冲进雨里。

我一把从她手里抢过行李箱,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这死丫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急死我了知不知道!”

我大声地吼着,眼眶却忍不住湿润了。

妮娜只是看着我傻笑,任由我把她拉进店里。

回到店里,我随手拉下了卷闸门,隔绝了外面的冷雨。

我一边用毛巾给她擦头发,一边注意到了她的行李。

她只带了一个破旧的小行李箱,看起来轻飘飘的,衣服都没几件。

但是,在她的怀里,却死死地抱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用红布层层包裹着的实木盒子。

那盒子四四方方的,看起来非常沉重。

她抱得极其小心,仿佛那是她的命根子。

“你这半个多月到底干嘛去了?钱家里人够不够用?”我连珠炮似的问她。

妮娜不说话,只是神秘地笑了笑。

她把那个沉甸甸的木盒,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满是划痕的餐桌上。

她慢慢地解开了包裹在上面的红布。

露出了那个盒子的真面目。

那是一个黑色的实木箱子,木质极好,散发着一种淡淡的草木香气。

盒子的四周,雕刻着极其复杂的非洲原始图腾。

看起来透着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老李的话不合时宜地在我脑海里回响。

这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当地的某种巫术物品?

或者是她把钱花光了,随便带了个破木头回来敷衍我?

04

妮娜看着我紧绷的脸,深吸了一口气。

她从脖子上摘下一条红绳,绳子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小铜钥匙。

她把钥匙插进了木盒正前方的锁孔里。

“吧嗒”一声脆响,那把沉重的铜锁被打开了。

她双手按在厚重的木盖上,缓缓地掀开了盖子。

然后,她把整个盒子往我面前一推。

“林,你看看。”她的声音在安静的店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咽了一口唾沫,低头向那个木盒里看去。

当我看清木盒里的东西时,我整个人如遭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