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这辈子，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到处推销自己的“仁政”。
他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国家得利吗？”
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您怎么开口就是利益？有仁义就够了。
孟子去了齐国，见了齐宣王。齐宣王倒是对他客气，可孟子提的那些建议，减税、轻刑、与民同乐，齐宣王听听可以，真让他做，他不干。
孟子在齐国待了很久，最后发现齐宣王只是把他当“顾问”，当门面，根本不会推行他的主张。于是，他辞官走了。
走的时候，齐宣王派人来说：孟先生别走，给您万钟的俸禄，留下来当个顾问也行。
孟子拒绝了。他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他不是不想要富贵。可他要的富贵，是有前提的，你得按我说的做。
孟子不是不会说好听的话，他是不会为了饭碗说违心的话。他周游列国二十多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跑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最后，他回到了老家，和弟子们一起著书立说。
二、
和孟子比起来，荀子务实得多。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
这话一出，得罪了所有人。可荀子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真话。
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的表现，都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这话听起来刺耳，可仔细想想，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礼仪，法律，制度来约束它。如果人性本来是善的，那还要这些规矩干什么？
荀子这个人，一辈子没做过大官。他只在齐国当过几天“祭酒”。可他的学生，个个都了不起，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弟子。
荀子的学说，比孟子更接近权力的逻辑。他知道，光靠“仁义”是不够的，你得有法，得有制度，得有让人不敢作恶的机制。
荀子写过一句话，后来成了无数人的座右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任何伟大的成就，都从一点点积累开始。可他自己，一生都在积累，却没有等到一个真正信任他的君主。
三、
孟子之后，齐国来了好多学者。有个叫邹衍的人，谈天论地，玄妙莫测，诸侯听了他的话，肃然起敬。有个叫淳于髡的人，能言善辩，见了梁惠王，连着聊了三天三夜，惠王都听得入了迷。
可孟子呢？司马迁只写了四个字：
困于齐梁。
在齐国和梁国，处处碰壁。
不是孟子不够好，是他的时代，不需要他。
战国是七雄争霸，刀光剑影的时代。诸侯们要的是能打仗的将军，能搞钱的大臣，能耍嘴皮子的纵横家。你跟他们讲“仁政”、讲“王道”、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们不是听不懂，是顾不上。
正如杜甫所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孟子和荀子不是没出师，是根本没有出征的机会。他们的学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最不合适的季节里。
可种子就是种子。它会在泥土里等，等到合适的季节，再发芽。
后来的董仲舒，读懂了孟子，后来的朱熹，读懂了孟子，后来的王阳明，也读懂了孟子。
四、
《史记》里，单独列传的人，要么是帝王将相，要么是刺客游侠。可司马迁偏偏给孟子和荀子也立了传。
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有些人的价值，不在一时，在千秋。
他写孟子和荀卿，其实也是在写自己。
孟子一生不被重用，可他留下了《孟子》。荀子一生不被信任，可他教出了李斯和韩非。司马迁自己也一样，可他留下了《史记》。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没有“达”过，可他“独善其身”了一辈子。
他守住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为了饭碗说违心的话，没有为了官职放弃自己的学说。
所以，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被看见。可这不代表它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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