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战时期保住整个大西北的狠角色,多数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当年日军杀到黄河边,顶头上司带头卷铺盖跑路,身为陕西省一把手的他,直接辞了高官位置,抱着必死决心带着家乡子弟上了前线,硬生生把日军挡在关外,保住了上亿同胞的大后方。这个人就是孙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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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孙蔚如驻兵汉中,当上了三十八军军长。那时候东三省已经落入侵略者手里,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民族危亡就摆在眼前。他做了一件掉脑袋的事,秘密派人联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

负责对接的参谋前后跑了十一趟封锁线,红四方面军也两次派人到汉中谈判。孙蔚如给红军将领的信里说得直白,国难当头,自己人内斗不顾外患,根本说不过去。他明确表态,十七路军愿意和红军停战,一起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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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方签了互不侵犯的汉中密约,这也是中共军事统战史上第一个互不侵犯协定。签完协定,孙蔚如还给红军送去了川北军事地图、通讯器材和医药物资,川陕红色交通线就这么建起来了。红四方面军去掉了腹背之忧,能专心对付四川军阀,还策应了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6年,孙蔚如又通过中共地下负责人联系中央,表达了联合抗日的想法。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说知道他一心抗日,愿意同仇敌忾,十分佩服。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担任戒严司令,和周恩来、叶剑英配合,全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十七路军缩编成三十八军,整支部队交到了孙蔚如手里。他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还兼任军长,身份变了,做事的底线没变,一直忙着协调各方,为全面抗战做准备。当时陕西能维持稳定的国共合作局面,全靠他在中间斡旋,蒋介石都评价他是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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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日军兵锋直逼黄河,消息传到西安,整个城都慌了。当时管西北五省军政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当场拍板要放弃关中,带头往西南跑。行营的文武官员跟着行动,拖家带口往宝鸡、成都逃,没几天西安城里就谣言满天飞,一副末日景象。

孙蔚如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一边接连给南京发报,一条条说清黄河能守、关中能保的道理。一边通过报纸、电台公开喊话,稳定人心,说日军肯定会被挡住,抗战一定会赢。他还在公开集会上演说,直接跟要跑的蒋鼎文唱反调,说自己身为省主席,绝不离开西安,要和老百姓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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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就调兵,把三十八军留在陕西的全部兵力都调到陕东河防一线,修工事、组织群众、拉起地方抗日武装,摆明了日军敢来就死磕到底。蒋鼎文一帮人已经跑了,这下弄得特别难堪,再也不敢公开鼓吹撤退。没多久援军赶到,西北局势就稳了下来。

当时陕西报纸就说,整个西北能安定,全靠北岸将士艰苦支撑,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孙蔚如。满城慌乱里,他硬生生把西安快要塌的脊梁骨重新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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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孙蔚如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辞去陕西省主席的职务。他以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的身份,亲率三万关中子弟东渡黄河抗日。临走前他对着所有人立誓,要拿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了身家性命打鬼子,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只求挡住敌人,不奢求活着回来。

这段话当时在陕西民间传得人人皆知,渡了黄河之后,部队改编成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当总司令,守的是中条山西段,三百多里防线,背后就是黄河,退无可退。对面的日军是装备精良的主力师团,还有飞机大炮配合作战,孙蔚如手里的部队是别人看不起的杂牌军,装备旧补给少,连子弹都要省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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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将领当面责怪孙蔚如,说不能拿杨虎城留下的部队去当炮灰。孙蔚如什么也没说,全军上下心里都透亮,中条山守不住,日军就能从潼关打进关中,整个大后方都完了。所以他选了最难的路,死守。

从1938年到1940年,孙蔚如带着部队在中条山守了两年多,先后打退日军十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第二十师团在战场上前后补充了十九次新兵,说白了就是被打残了十九次。1939年秋天孙蔚如骑马巡阵地,当场写下一首《满江红》,说要做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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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人把词谱了曲,当成干训班的班歌,给官兵讲这首歌的含义的时候,一说到日军践踏我国土,猛地站起来攥紧拳头,眼睛里都要迸出火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来视察,直接给了第四集团军一个评价,叫中条山铁柱子。日军自己都把这块地方叫华北战场的盲肠炎,啃不掉又难受。

两年多的死守,第四集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可日军始终没能跨过中条山一步。潼关以西的关中大地,还有整个西北大后方,都没遭到日军铁蹄践踏,保住了抗战最重要的战略纵深。当初那句不奢求马革裹尸还,整支部队用两年的鲜血兑了现,杂牌军硬生生打成了日军啃不动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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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还当了武汉地区受降主官,授陆军上将衔。他特意把受降日期定在9月18日,正好是九一八事变十四周年,就是要讨这个公道。面对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他直接下令,所有命令必须立刻服从,敢拖延碍事,立刻严惩。

受降期间,孙蔚如的母亲在陕西去世,他没能赶回去奔丧。从小讲忠孝仁义的关中人,这一次选了忠,把古训活成了现实。他还给受降碑写了铭文,这块碑到今天还立在武汉中山公园里。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很多人跟着去了台湾,孙蔚如没走。他留在上海,和中共取得联系,等着迎接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陕西,担任了陕西省副省长等多个职务,1979年在西安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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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中密约到中条山血战,从东渡黄河到九一八受降,孙蔚如这条路走得问心无愧。武汉中山公园的那块受降碑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上面的字迹从来都没磨掉。

参考资料:

共产党员网 《孙蔚如将军:光明磊落 一生为国》

人民网 《三秦子弟多壮士 保家卫国慨而慷》

《陕西文史资料》 《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