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顾维钧回忆录》百度百科 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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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4日，纽约时间晚上十点。
一位老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洗完澡，平静地坐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日记本上写下当天的记录，字迹依然秀丽工整。
这一天对他来说很平常，就像过去九十七年里的无数个日子一样。
老人合上眼睛，安详离世。
他就是顾维钧，江苏嘉定人，一位在近现代外交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
从1912年回国开始外交生涯，到1967年从海牙国际法院退休，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争，1945年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这些历史时刻都有他的身影。
九十七年的人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漫长岁月。
在这段时光里，有四位女性先后成为他的妻子，在不同阶段陪伴他走过人生的起伏转折。
第一任妻子张润娥，是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却用娘家的资产支持他远赴美国求学。
第二任妻子唐宝玥，让他在归国初期站稳脚跟，可惜因病早逝。
第三任妻子黄蕙兰，陪他走过外交生涯的黄金时期。
第四任妻子严幼韵，与他相守到生命尽头，自己也活到一百一十二岁高龄。
这四段婚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人生际遇与时代变迁……
【一】少年求学与张润娥的资助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在江苏嘉定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顾溶当时在招商局工作，后来担任过交通银行的职务。顾维钧三岁时被送去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99年，十一岁的顾维钧随姐夫进入上海英华书院学习。次年因病休学，病愈后考入了圣约翰书院。
在圣约翰书院的三年里，他修完了四年的课程，还担任学生会创办的《龙》报文学编辑，展现出过人的才华。
就在这段时间，父亲顾溶的一位同僚张衡山看中了这个少年。
张衡山据说精通相术，认定顾维钧日后必有大成。有一次，张衡山对顾溶说道："令郎气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他膝下有一女张润娥，于是两家老人商量结亲。那时候顾维钧还小，对这桩婚事没有太多想法，加上是父辈安排，也就默认了。
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决定赴美留学。他随施肇基率领的留学生团队前往美国，先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学习英语。
一年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外交学。
留学费用相当高昂。根据当时的统计，美国驻华领事馆的记录显示，中国农村一家四口耕种十五亩地的年收入约为二十五美元，普通劳工的月收入在四点五美元左右。
而顾维钧在库克学院的年费用约九百美元，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更是翻了数倍，每年需要一两千美元。
这笔钱从哪里来，历来说法不一。顾维钧的回忆录里提到父亲告诉他："费用没问题，不必担心。"
可是按顾家的经济状况，要供三个儿子读书并不轻松。坊间一直有说法，是张润娥的父亲张衡山资助了顾维钧，甚至变卖了部分祖产。
张家只有一个女儿，将女儿的嫁妆算作女婿的学费，这在当时并不罕见。
1908年夏天，二十岁的顾维钧取道欧洲回国。按照父亲的安排，他与张润娥完成了婚礼，秋天便返回美国继续学业。
1909年，他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顾维钧的眼界大开。他参与法学社的演讲和辩论，在校刊担任编辑，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于这桩旧式婚约，他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张润娥是传统女子，裹着小脚，不识西文，与他在美国见到的新式女性相去甚远。
有一次，顾维钧的哥哥写信给他，信中说道："姑娘本身很配得上，又漂亮又聪明，确实是一位很好的终身伴侣。"
顾维钧在回信中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家新型学堂学英语，不能只在家读中文。"对于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来说，是否放脚、是否认字，关系着未来妻子能否交流。
1911年秋天，顾维钧开始认真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尽管学业紧张，他仍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1912年2月，他收到唐绍仪的邀请，要他回国担任秘书。3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底便取道欧洲返回北京。
回国后，顾维钧与张润娥的矛盾逐渐显现。两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距太大，实在难以相处。
1909年，顾维钧向张润娥提出协议离婚，说明长此下去对双方都无益处。
经过两年时间，1911年两人签署离婚协议，以和平方式分手。
离婚后，张润娥选择了落发出家。1933年，顾维钧已身居要职，得知前妻生活清苦，特意写信并附上五万元巨款，表示歉意。
张润娥却原样退回，只因她修行多年，早已看淡往事。
这段婚姻虽然短暂，可张家对顾维钧留学期间的资助是实实在在的。
那七年半的海外求学经历，花费了相当于普通劳工数十年的收入。
没有这段海外经历，顾维钧不可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也不可能在回国后迅速进入外交领域。
【二】唐宝玥的陪伴与事业起步
1912年4月，二十四岁的顾维钧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他先是担任秘书，兼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6月，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外人在华之地位》随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1913年，顾维钧主持创建外交部图书馆、档案科和翻译科，兼任翻译科科长。同时还参与了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就在这一年，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唐宝玥。
唐宝玥的父亲唐绍仪当时地位显赫，她本人自幼接受西式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举止落落大方。
与张润娥完全不同，唐宝玥懂得外交场合的礼仪，能够陪同顾维钧出席各种活动。两人相识后很快产生感情。
1913年6月，顾维钧与唐宝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婚礼。婚礼当天宾客云集，场面盛大。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唐宝玥在公开场合频频亮相，为丈夫的外交工作增色不少。
她的得体表现，让顾维钧在社交场合更加如鱼得水。
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顾维钧参与谈判期间，提出中国需要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支持。
他征得同意后，始终与英美保持接触，暗中传递消息，使中国获得国际舆论同情，迫使日本有所顾忌。
5月9日，尽管最终还是签署了协议，顾维钧抱病在医院昼夜撰文，将四个月交涉经过公布于世，引起国际反响。
由于顾维钧有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又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色，他成为驻美人选。
1915年8月，他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又正式调任驻美国兼古巴公使。
12月，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这期间，唐宝玥为顾维钧生育了一双儿女。儿子取名德昌，女儿取名菊珍。家庭和睦，事业顺利，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唐宝玥精心操持家务，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顾维钧能够全身心投入外交工作。
1918年3月，一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美国、英国、西班牙、中国、日本等国都未能幸免。
这场流感来势凶猛，传播迅速，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年轻的唐宝玥也未能逃过，在儿子三岁那年撒手人寰。
1918年10月，唐宝玥病逝。顾维钧悲痛欲绝，他不惜重金，将妻子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置于嘉定顾氏宗祠。
后来因军阀混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不得不改为土葬。
入土时，顾维钧亲自率领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仪式上，顾维钧神情哀伤，久久不愿离去。
在此后的岁月里，只要在国内，顾维钧常常会到唐氏墓前祭扫。
每次祭扫，他都会在墓前站立良久，追忆往事。这段婚姻虽然只持续了五年，可两人的感情深厚。唐宝玥的早逝，给顾维钧留下了长久的伤痛。
【三】黄蕙兰带来的富足岁月
1918年12月，顾维钧怀着悲痛的心情，受派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
1919年的巴黎和会，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
1月28日，他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发言，驳斥日本的要求。
他准备了《山东问题说帖》，在会上慷慨陈词："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这番发言震撼了在场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
尽管最后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列强还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可顾维钧坚持到底。
6月28日，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在会上的表现，让他获得了"中国第一外交家"的称号。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回忆录中写道："顾维钧对于日本，有如灵猫戏鼠，尽显擒纵之巧技。"
也就在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遇到了第三任妻子黄蕙兰。
黄蕙兰是东南亚华侨首富、人称"糖王"黄仲涵的女儿。
她从小家境优越，精通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在欧洲上流社会如鱼得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含着钻石长大的。"
1920年秋天，应同窗简崇涵之邀，顾维钧前去赴宴。简崇涵恰好是黄蕙兰的姐夫。
席间，顾维钧看到钢琴上摆着一幅照片，照片中的女孩身材高挑，衣着华贵，气质不凡。
他不禁问道："这位是谁？"简崇涵回答："是内人的妹妹黄蕙兰。"
顾维钧向老同学表示希望结识黄小姐。简崇涵考虑到这桩联姻会给家族带来荣誉，迅速向身在伦敦的岳母发电报。黄蕙兰在母亲陪同下赶赴巴黎。
第一次见面，双方都略感失望。顾维钧觉得黄蕙兰没有照片上漂亮，黄蕙兰则对顾维钧的打扮不太满意，他留着老式平头，不会骑马、不会跳舞、不会开车，与她想象中风度翩翩的外交官相去甚远。
临别时，黄蕙兰心里想着这趟巴黎之行算是白来了。
顾维钧察觉到黄蕙兰的冷淡，可他没有放弃。第二天他再次登门拜访，邀请黄蕙兰去看歌剧。他们坐的是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后来承认："顾维钧却是可以让外国政府为他提供交通工具的人，他是个要人。那次他带我去看歌剧，在歌剧院我们坐的是由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不管我爸爸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个包厢的座位。"这种外交官的身份和礼遇，逐渐打动了这位首富千金。
1920年11月，顾维钧与黄蕙兰在巴黎结婚。此时顾维钧三十二岁，黄蕙兰十九岁。
婚后，黄蕙兰动用娘家的财力，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她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置办了多处房产，让原本收入有限的外交官，过上了体面富足的生活。
她还买下了吴三桂的府邸，与丈夫办公起居使用。这座府邸装修豪华，陈设精美，成为当时北京的知名建筑。
黄蕙兰精通多国语言，善于社交，在外交场合游刃有余。她陪同顾维钧出席各种活动，帮助他扩展人脉，建立关系。
她的财力和社交能力，对顾维钧的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
会上签署的《九国公约》，让中国从日本手中成功收回了山东权益。这次会议上，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从1922年到1926年，顾维钧历任外交、财政等要职，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
1926年10月，他代理内阁总理并署任大总统，到1927年6月辞职。
这段时期，正是顾维钧事业的高峰期，黄蕙兰始终陪伴左右。
她的财力支撑，让顾维钧能够专心处理外交事务，不用为生计发愁。
有人评价说："大家可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啊。"这句话道出了黄蕙兰在顾维钧事业中的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受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
调查期间，日本方面严加防范，试图阻止他进入东北，还加以威胁恐吓。
顾维钧坚持前往东北调查，独立开展工作，向调查团提交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
抗战爆发后，顾维钧先后担任多个职务，为支援抗战奔波。
1945年6月，他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黄蕙兰与顾维钧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里，她倾尽财力支持丈夫的事业，陪他走过了外交生涯最辉煌的阶段。
到了1950年代，两人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长年的分居和价值观的差异，让这段婚姻难以为继。
1956年，顾维钧辞去职务，同年与黄蕙兰正式离婚，结束了这段三十六年的婚姻。
黄蕙兰离开后，顾维钧独居了一段时间。他已经六十八岁，事业上的辉煌渐渐成为过去，晚年的生活需要有人照料。
1942年太平洋战争期间，马尼拉陷落，一批外交官遭遇不幸。其中就有顾维钧的老友杨光泩。
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战后严幼韵回到美国，独自抚养子女。
严幼韵出身名门，是复旦大学首批女学生之一，年轻时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社交名媛。
第一任丈夫杨光泩遇难后，她坚强地挑起了抚养三个女儿的重担。
多年过去，女儿们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严幼韵也终于可以考虑自己的晚年了。
顾维钧与严幼韵早就相识，两家关系一直不错。黄蕙兰离开后，顾维钧与严幼韵的来往逐渐增多。
严幼韵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与黄蕙兰的性格截然不同。她懂得如何照顾老人，也理解外交工作的辛苦。
1956年顾维钧辞职后，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57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这段时间，他与严幼韵的感情日益深厚。
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婚后三年，1959年，七十一岁的顾维钧与五十四岁的严幼韵在纽约登记结婚。这是顾维钧的第四段婚姻，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而当这位经历过三段婚姻的外交家终于遇到他口中的"主爱"时，没有人会想到1985年那个平静的秋夜，顾维钧会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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