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干部当年都经历过战备疏散,按说没有组织批准,谁都不敢私自往回跑。可就有这么一位老革命,疏散到外地两年多,说走就走回了北京,不仅撕了老房子封条搬回去住,被找上门的时候直接放话爱咋咋地,这事放到当时真的太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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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战备命令下来,在北京没实际职务的老干部统一安排疏散到全国各地。当时王智涛是军科院副秘书长,运动初期被扣了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的帽子,查来查去没实锤,最后定了内部矛盾,也没恢复工作,一直在家赋闲。接到疏散通知,他满心不情愿地离开了住了多年的北京,去了山西榆次,一待就是两年多。

1971年6月,他在部队的子女回来探亲,聊起当下的形势,都觉得现在风向转了,该给老爷子平反解决问题了。留在榆次消息闭塞,啥政策变化都摸不到,根本没法主动推进事情,要解决问题就得回北京盯着。王智涛琢磨半天,觉得子女说的太在理了,当年说疏散是为了备战,这都两年多仗也没打,当初也没说一辈子不让回去,那说走就走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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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北京的时候,原单位军科院压根不知道这事,他也没立刻回老房子,是找战友帮忙,先安顿在一个三居室里住下。他没闲着,四处找老熟人打听消息,这才知道自己的老领导叶帅,之前也被疏散到湖南湘潭,刚拿到批准回到北京。这事说透了,疏散本来就是带命令性质的,哪能轮得到个人说回就回,老领导都得等组织批准,他一个副兵团职说回就回,胆子真不是一般大。

其实他不可能不知道规矩,当时比他级别高得多的老干部,都老老实实待在疏散地,没命令谁敢动地方。他找到叶帅,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遭遇和诉求,希望军科院能给他的问题下个结论平反。叶帅看事通透,说他的诉求本身没问题,但现在大环境还没转过来,这事急不得,得等合适的时机。

王智涛想明白了,就算时机不对,我留在北京等也比在榆次待着强啊,有啥变化我第一时间就能知道,总比在外地瞎等强。他打定主意,说啥也不回榆次了,就留在北京等结论。本来偷偷住也没人赶他,可住的房子实在太挤了,他跟老伴、儿子加上保姆一共四个人挤三间房,别的子女过来探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想起自己走的时候,原来住的老房子被贴了封条,这么多年一直空着没人住,没人分配给别人。当下也不多想,直接撕了封条撬开锁,带着一家搬回了自己原来的房子,等于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回来了。这事没瞒多久,相关部门很快就知道了,把情况上报给了军科院,等着原单位出面处理。

军科院开会讨论他的事,有人问他为啥不打招呼就擅自回来,他直接把一肚子委屈都倒了出来,当场放话爱咋咋地。他说我的问题本来就是内部矛盾,这么多年拖着不给清晰结论,我多次申请平反也没人理,当初疏散是备战,现在仗没打,我回来有啥不对?那时候九一三事件刚过,不少受冲击的老干部都已经恢复工作,军科院院长宋时轮都已经重新走上岗位,整体气氛已经松快很多。

领导们听完他的申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要硬把他遣回榆次,也没公开说同意他留下,就是啥表示都没有。上级这没表态的操作,其实就是默认他留在北京了,没人愿意揪着这点事为难一个受了多年委屈的老革命。王智涛就这么安安稳稳在北京待着,一直等到1975年,正式被安排为军科院顾问,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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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换作别的老干部,未必有这个胆子敢这么干,搁那会儿私自违反疏散命令,真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王智涛也是逼得没办法,自己的问题拖着不解决,在外地待着遥遥无期,索性赌一把,没想到刚好踩对了形势变化的节点。说起来也算歪打正着,赶上政策风口转了,没人会为难一个求个公道的老革命。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王智涛将军生平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