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作者照片
文|杨海亮，作者授权首发
我是湖南郴州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自然是农民的后代。
我六岁时，已有三个弟弟。村里人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饿着。换句话说，在童年的记忆里，我没有忍饥挨饿的经历。因为，再不济家里也还有红薯可以填饱肚子。所以，我至今仍对红薯满怀感激。不然，我或许会因贫穷而抱怨出身、埋怨父母，我也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我了。
自上学起，我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家有一面石灰墙，是我的“奖状区”，“红孩子”“五好学生”“雷锋式少年”等奖状，应有尽有，满满当当。到了小学高年级，还换地方张贴了。
我之所以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主要是因母亲管教严格。父亲为人敦厚，是那种“好施而不图报，见侵而不以为忤”的人。母亲性情急躁，我们兄弟几个稍“不听话”，便少不了她的打骂。母亲没读过书，她始终相信的是“三句好话抵不过一棒棒”。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何要好好读书，只听母亲说，“不读书就没出息，没出息就一辈子跟牛屁股”。她总拿父亲举例，说他晴天晒、雨天淋，累死累活，也养不起家。母亲还说，我是老大，要“霸蛮”，要给几个弟弟做榜样。或许是我害怕挨打受骂，又或许是我天性争强好胜，反正，我的学习，越往后越没让父母操心。
当然，我那时好学习、学习好，也因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语文老师都是何增弟。印象中，何老师时而笑容可掬，时而怒发冲冠。他除了教语文，还教唱歌、写字等课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乡村教师。何老师写得一手好字，黑板上的板书、作业本上的评语，甚至随手写的一张便条，都赏心悦目。
人们常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何老师自己的“门面”中看、耐看，也督促我们动手装点“门面”。他特别重视书写，要求我们写作文时要卷面干净、字迹工整，还常安排时间让我们练字。我后来没专门练字，也没研究书法，但在方格纸面前，始终正襟危坐，不敢马虎。想想，这多半是受了何老师的影响。
那时我的成绩很好，尤其是作文。因为记住了何老师的教诲，非常重视卷面，加上文中常常用上成语、比喻和想象之类的语句，大多能得高分。一次，何老师带我们去河边野炊，回来后布置了作文。一周后，同学们都拿到了作文本，唯独我被叫去了办公室。他说我的作文是抄的，我当时很不服气——我去抄谁的呢，我到哪儿去抄呢？何老师让我重写一篇，我照旧按自己的路子写，很快便过了关。后来我才知道，何老师说的“抄”，有一个很严肃的说法，叫“剽窃”，那是最不诚实、最不光彩的事儿。
不知不觉中，我感受到了写作的快乐。何老师对我有了信任，出手似乎更大方了。每次作文，给我的分数接近满分，甚至满分。这对于一个又黝黑又矮小的农村娃娃来说，是可以“炫耀”的资本。
读完四年级，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城里的小学。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何老师，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康德说：“启蒙就是每个人以理性之光洞明自己的命运。那么，点亮理性之光的人就是启蒙老师。”我无法明确断言何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但在他的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语文、热爱作文，这是可以明确的。
关于何老师，因时隔久远，很多记忆已模糊，但他的笑容、他的严厉、他的字迹，还有他给我的分数……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一个画面，至今仍清晰可辨。
图片2：作者（左一）与初中时期的老师、同学合影，右二为李惠萍老师
1993年9月，我升入初中，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李惠萍，她教语文整整教了我们三年。那时，李老师从师范毕业没多久，年轻漂亮，充满活力，我和班里很多同学都喜欢她。
靠着小学的基础，初中时的我，作文在班里照样数一数二。但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受了什么影响，我在模仿的路上越陷越深。记得有次写《我的老师》，我几乎完全照搬了作家魏巍的写法，只是替换了人物和事件。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责怪，反而温和地告诉我：写作文不要“依葫芦画瓢”，要按自己的想法写，那样才是自己的东西。我后来琢磨，那些作家的作品自有其高度，一味模仿，也达不到人家那样的高度。即便达到了，也只是别人的复制品。相反，“我手写我心”，即便成不了作家，即便无法与他人相提并论，那方格纸上的一字一句，字字句句，也烙着自己的印记。
同样，在李老师那里，优秀的作文能够受到“礼遇”。比方说，作文课上，她会把它当作范文，师生同读共赏；或者，把它贴在教室后墙的“学习园地”，让人学习借鉴；还有，把它推荐到学校的广播站，一时声名远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一篇作文还曾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学校教学楼的墙壁上，人来人往，很多人因此知道，94班有个杨海亮，作文写得好。无疑，这狠狠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初三那年，李老师曾把我们班的优秀作文汇编成册。在“油印”时代，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作文集”。每一张油印纸上，黑乎乎的一片，可倾注的是李老师的时间、精力，是她的良苦用心。我的一篇《我的理想》编在其中，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本有自己“作品”的集子。当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还有一个片段，不能不提。班里绝大多数同学都害怕写作文、讨厌写作文。虽然那时还没流行“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为此，李老师反复告诉我们：写作文没什么可怕的，有一个秘诀是坚持写日记，如果坚持写上八年、十年，就是当个作家都不成问题。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是信了，而且照做了。至今，我还有残留的初中时的日记本，里面有为数不多的日记。掐指一算，那上面记录的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人和事了，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老物件”。
说到“老物件”，我现在还珍藏着初中时的几篇作文。上面有李老师给的分数和评语。比如，一篇写春节的作文，李老师给了80分。作文纸上，她纠正了“拜年”的“拜”字；在“洋溢”下面画了两个圈，评注这个词“用得好”；在“矫健”下面画了一横，旁注“搭配不当，‘矫健’一般指步伐”——而我搭配的是“身躯”；还有，好好的“奋斗”和“拼搏”我不用，却自创了“奋拼”，她批注“生造词，欠妥”。
初中毕业时，李老师在我的留言册上写道：“你是从大海中升起的一颗闪亮的星，希望你成为我们未来的骄傲，希望我们成为你未来忠实的读者。”这段话嵌入了我的名字“海亮”，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如今再读，只能说李老师的“希望”太高，但我确实有了自己的“读者”，甚至有编辑也曾表示喜欢我的作品。比如，我的散文《及时行孝》在一家杂志的作文提分类素材组稿中被推荐为范文，栏目责编主动联系我，还告诉我：“您的《拉长快乐》曾给我很大帮助，我还把您的一句话‘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不为鲜花和掌声，只为快乐更多、更长’当作座右铭，朴实中有深意。”如此说来，我多少还是可以让李老师有几分“骄傲”吧？
图片3：作者高中母校桂阳三中（网络图片）
我是保送进入县里的重点高中的，但高中三年，是我人生最黑暗、最煎熬的三年。从前的我是佼佼者，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置身一群尖子生中，我沦为了“小小的我”。每次月考，所有科目中，不及格的往往比及格的多，及格了的也只是六七十分。我保留着高二时的一张成绩通知单，上面有一学期四次月考的成绩，最后一次是：语文70分，数学73分，英语38分，物理48分，化学49分，历史70分，政治61分，地理60分，生物60分，总分529分，班级排名第52名，年级排名第239名。这样的成绩，在班里是倒数，在全年级也是倒数。倒不是我不努力，相反，我比从前更努力，只是确实不如别人罢了。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聪明、活泼、大胆，有时间在图书馆博览群书，在足球场挥汗如雨，在草地上畅想未来……而我，除了书山题海、死记硬背，不敢有任何杂念。要知道，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我必须“霸蛮”。
那时，校园里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可我数理化学不好，其他科目也平平。除了课本，几乎没读过课外书。毫不夸张地说，从小学到高中，我先后就读过四所学校，却不知道它们是否有图书馆。我读过的课外书也屈指可数。身边的同学大多也和我一样，除了学习还是学习。记得有个同学，原本成绩很好，却一度痴迷金庸小说，成了“金迷”——上课读、课后读，白天读、晚上读，在教室里读、在宿舍里读。老师多次警告，没收了他的小说，他还要读。我那时就很纳闷，他整天读金庸，怎么就那么有瘾呢？多年后我才听说，金庸的小说量多质优，还连成一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后来我又得知，有个叫六神磊磊的人，居然可以因为读金庸、说金庸而红遍大江南北。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于我自己，没有读过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说。但我知道，这世上，确实有成千上万的“金粉”。话说那位同学，因沉迷金庸小说成绩一落千丈，但后来收了心，照样考上了云南的一所重点大学。而我，在学习路上从没有开过小差、分过心思，最终也没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高中三年，唯一能给我自信的还是作文。说句实话，我的语文能一次次勉强及格，作文是功劳第一。当时，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我竟然会把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寄出去，也就是所谓的投稿。因为从小节俭，家里给的零花钱除了必要开销，买点信封、邮票、信纸，倒也无碍。可每次信心满满地寄出稿件，无一例外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偶尔听说有我的信，就会激动一阵，拿到手却跟杂志社、报社毫无关系，白白欢喜一场。
我的第一封“慰问信”是我们县报《桂阳报》一位叫兰文革的编辑寄来的。虽然稿件没被采用，但他的回信给了我特别的安慰。他在信中写道：“你的散文，我看了，很怀旧也能打动人心。不过，立意上还需要多动脑筋……”这封信我珍藏了数年，后来几经搬家，不知所终，实在遗憾。我还记得退回的原稿上面圈圈点点，从头至尾被修改了一遍。出于感激，我给兰编辑回信。虽然，我们的书信往来只有几次，但我从中学到了不少写作方法和投稿要点，情绪也变得更加乐观。这是我黑暗高中岁月里的一束光，虽然微弱，却是一束温暖而永恒的光。
2000年9月6日，我的习作《第一朵玫瑰》发表在《桂阳报》的副刊“东塔”。于是，我有了处女作。那时，我已在外地读大学。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成为我写作路上的新起点。文中最后一句话是：“与爱情无关的第一朵玫瑰，是我青春里最美丽、最纯净的玫瑰。”这朵“玫瑰”，我在心里送给了兰编辑。因为，他是第一个给我回信、赠予我生命中“第一朵玫瑰”的编辑。我的名字变成铅字，也由此开始。
没想到多年后，我竟与兰编辑再次取得联系。交流中，他回复我：“你对我一个编辑的应尽职责还念念不忘，我很感动。得知你发表了不少文章，看到你取得的成绩，我由衷高兴，也知道你会有这么一天。也许我不是个好的编辑，但我应该还算是个好人。十年前，我在《桂阳报》社任编辑部主任，当看到你情真意切的投稿信时，就知道你有文学功底，我有责任鼓励你不断努力，保护你的写作热情……”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但我写作的热情，确确实实是积蓄起来的。
图片4：1999年，作者考入湖南娄底师专中文系
高考成绩虽不如预期，但好歹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关于我的大学生活，我写过一篇七千多字的回忆文，题目是《纵是无奈，却是无悔：我在师专“仰望星空”的那三年》。文章部分内容在纸刊发表，學人Scholar公众号两度全文推送，著名作家谭谈题名的冬树Ya公众号也予以转发，先后引发不小的反响。
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写作。我大学时期的写作，大多以日记形式呈现。我在文中写道：“那时的我，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我埋头写，为的是把心中的寂寞、无助宣泄出来，为的是证明自己还不至于行尸走肉。”如果与初中时李老师的话对照，写日记的实际意义不在于日记本身，而在于坚持的过程对人的意志的锤炼和成长的促进。很多时候，一如既往地做好简单的事，便会内化为一种韧性、一种品质。
写日记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有的日记本身就能独立成篇。记得我在阅览室看到《小说选刊》子刊《热风》上刊登了“我的文学情结”征稿启事，便整理了日记中关于写作的故事，汇成一篇文章，取名《没有背景，只有前景》。后来，《小说选刊》杂志社给我寄来了样刊和130元稿费。这笔稿费在当时对于一名学子而言，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我将稿费单特意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那期的《热风》上还有一个“大人物”——当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柳萌先生。他曾是《小说选刊》的社长。柳先生的大名与我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本刊物的目录上，算是给我脸上“贴金”了。
师专三年，写信也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整个中学阶段，我结交的朋友也有几个。毕业后，天各一方，书信成了我们最好的联络方式。我们谈歌曲，有任贤齐的《兄弟》，有张柏芝的《星语心愿》，也有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谈电影，有《喜剧之王》，有《一声叹息》，也有《罗马假日》；我们谈小说，有《活着》里的福贵，有《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还有《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的“轻舞飞扬”。远在西安的老同学唐敏娜说：“以信为媒，纸笔交流，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它让我们看到了心底里更真实的自己。”我也深有感触，回信告诉她：“你拿着我的信，我拿着你的信，信中的点点滴滴，折射出你我平凡或不平凡的日子。我们互相‘看’着长大。”听说我要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文学刊物，常德的老同学谢龙波在给我的信中夹了一张50元的纸币，以示资助。回信时，我还在感动，因为他和我一样是贫家子弟……书信不仅温暖了我的异乡岁月，更让我在文字对话中，更加懂得用细腻的笔触记录生活。上大学时，网络已经走进生活，不久后手机更是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见字如晤”也就一去不复返了。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后，因为困在家中，我开始把朋友们的书信一一整理，那些承载着光阴的邮票、邮戳、信封、信纸，勾起了我对过去的无限怀念。
关于我的写作，大学老师游宇明也该记上一笔。游老师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我除了听他的课，与他并无其他交集。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我完全听不懂。但他不照本宣科，才情和热情，我是能够感受到的。游老师是知名作家，我当时读了他不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只能陪你一程》。文章中，游老师写道：“春天的一个午后，好友前来向我辞行，我坚持要送他到车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他的感悟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只能穿插在他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就注定了我们永远只能陪人一程。”何增弟老师、李惠萍老师、兰文革编辑、游宇明老师，他们都是陪我“一程”的人，却是我终身铭记的人。
我从游老师那里也有不少收获。比如，写作要尽量写熟悉的人事，从寻常的人事发掘不寻常的情理。许多的人情世故，固然谈不上新颖、典型，看似没什么可写，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细细感悟，往往能见微知著、超凡脱俗。我日后的不少作品，如《心的旅游》《人生警戒线》《人心是个容器》《许多道理你都懂》《将“配额”留给最爱》等，大多如此。
那几年，在教学楼、图书馆，我常会碰到游老师，他手里总拿着大信封、长信封，里面是杂志社、报社寄来的样刊、样报。不知为何，那些信封让我好生羡慕，也让我格外激动。我暗自赌气：他的作品能发表、出版，我的就不能吗？几年后，我也隔三差五收到大信封、长信封，还有作品入选各类文集，有的目录里，有游老师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曾经的赌气，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大概从2004年起，我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次收到样刊、样报，我不会随手撕开信封，而是找来剪刀或刀片，小心翼翼地裁开信封口。闲暇时，再把信封除开口处的三边用透明胶带一一粘好。如此，一个个大信封、长信封，可以更好地保存起来。在中山买房后，我特意布置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书房，书柜上除了书，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整整齐齐码着的一叠又一叠的样刊、样报，而几乎所有信封都被我用透明胶带“围”了三边。仔细一想，这个“特殊”的习惯与我当初的“赌气”是密不可分的。
2002年9月，我挤上了南下的列车，从此成为“广漂”一员。起初，为了一份工作，我整日穿梭在陌生的城市：买招聘报，挤公交车，跑人才市场，投个人简历，等电话通知……日子毫无头绪，也毫无盼头。折腾了大半年后，我才在佛山禅城的一家超市谋到平生第一份能拿工资的工作，职位是百货区营业员，月薪是600元左右。在商场，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卸货、送货、清货。有一次，为顾客取商品时，我被高架上的铁锅砸伤了眼睛，镜片也碎了一地。当然，这样的辛苦与委屈，比起父母的早出晚归、日晒雨淋，根本不算什么。让我烦闷的是精神生活的匮乏：身边的同事，多半只有工作与睡觉两种状态，偶尔有时间也是用来吃喝玩乐。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堕落”。有人说：“一个人的堕落，是外界的一只手和自己的一只手同时按下去的。”我想，若用自己的这只手去抵挡外界的那只手，总会有所改变吧？于是，在拥挤昏暗的集体宿舍里，我坚持写写画画。而陪伴我的“写字台”，是两个倒立的、高低不一的塑料水桶，上面放一块稍显平整的木板。就是在这张“写字台”前，我笔耕不辍，右手中指上的茧子越磨越厚，连细针从中穿过，也毫无痛感。
从做营业员起，我换过很多岗位：教师、校报编辑、校办主任、辅警、国企职员，等等。中间，没有哪一份工作是轻松的，也没有哪一段生活是容易的。换一个场地，换一种角色，不是辛苦的结束，只是另一种体验的开始。正如歌里唱的：“辛辛苦苦已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歌里还说：“心若在，梦就在。”而我的梦，不是当作家的狂想，只是想用我的心、我的笔，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所以，过去二十多年，我都在坚持写作。尤为庆幸的是，发表作品不需要地位，不需要身份，不需要阿谀奉承，不需要投机取巧。编辑要的是有人有事、有情有感，要的是真实性、艺术性、逻辑性、哲理性……其间，我特别感谢新浪博客。我把发表的作品贴上去，有热情的读者推荐，也有热心的编辑选摘。因此，我的作品散见《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等各类报刊，也结识了更多读者和编辑。
图片5：作者散文集《在不经意的瞬间转身》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为一家出版社组稿，让我整理作品试试。作为作者，能够出书而且免费，当然乐意。不久，朋友反馈说书稿不错，可以签约，我随后与编辑对接。就这样，2021年6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不经意的瞬间转身》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集子收录了已经发表的作品100多篇，24万字，算是很有容量了。而要统计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则早有数百篇，早过百万字。
这么多年来，我的写作主要集中在散文、杂文、文史随笔几类。近年，在文史随笔的写作上用力尤多。同样，那些素未谋面的编辑是我的贵人。
比如，學人Scholar公众号是一家依托丰富的学人资源，专注于传播学人思想、展现学人风采、彰显学人精神，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文化平台。创办之初，为生产更为多元丰富的优质内容，學人Scholar公众号经常发布征稿信息。大概是2020年初，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给他们投去了《不废胸（心）头一像高：钟敬文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在钟敬文先生的心中，鲁迅先生是永恒矗立的一尊偶像。我也是为钟老的鲁迅情结所感动，才时隔多年后又动笔写起了论文。没想到，學人Scholar公众号2020年5月7日发表了我的稿子。当我把链接转到朋友圈时，老友老涂留言：“这公号可是大家云集，跻身其中，不得了啦！”我谦虚了一番，老涂勉励我，“学术争鸣，没有龙头椅。公号能不拘来路，确也难得。沉潜下去，或有可成。”于是，我再接再厉，特别是在公众号编辑学人君的激励下，我又写出了诸多大稿，如《平生风义兼师友——胡适与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人物研究的新实验——关于李又宁教授可否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问题》《“很不喜欢”与“绝不反对”，什么是讨论应该有的风度？》《记忆是靠不住的——罗尔纲〈胡适琐记〉中的几个疑点》《江流不息，平心如斯——关于江平先生的8个关键词》等。特别是我写的关于胡适的文章，还得到了几个高校老师的认可，认为“观点持平公允，文风温柔敦厚”，不少文章“条理清晰，论述也十分完整”，等等。
再如，澎湃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时政思想类互联网平台，旗下“私家历史”
是发布专业历史内容的栏目。2021年9月，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投稿，后来结识了编辑钟源。在他的指导下，我的不少文章得以与读者见面，如《闲话与谣言：将胡适用作材料的小说》《先行与同行——胡适与孙中山的交涉》《并非寂寞身后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略谈》《教育家严修在贵州的四个春节》《1946年李济的日本之行》等。至今，我已在澎湃私家历史发表十余个“长篇大论”，十几万字。
图片6：作者文章《并非寂寞身后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略谈》
又如，湖南长沙《文史博览》的亚闻编辑，读到我发表的《故乡泥土总芬芳：陈旭麓先生的湖湘情结》后，主动约我写“近现代名人与湖南”系列。凭着多年的文史知识积累，我应承后，一发而不可收。2025年，我先后完成并在该刊发表《血泪诗篇：田汉笔下的湖南抗战》《地质学家丁文江与湖南的不解之缘》《西风萧瑟湘水渡：湖南女婿竺可桢》《史学家章开沅的湖湘往事》《闻一多在湖南：脱胎换骨的心灵洗礼》《历史学家何兆武：我的老家是湖南》等多个“长篇大论”。
此外，《书屋》《各界》《文史天地》《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传记文学（台湾）》等刊物，他们给我机会，给我偏爱，让我写在方格纸上的文字得以与读者见面（我至今保持着传统的纸笔方式写作，完稿后再录入电脑）。这是一个民间写作者不能不深铭肺腑的！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望当年，父母给我的最好教育，一言以蔽之，是“霸蛮”。“霸蛮”是我们老家的方言，意思是执着、坚韧，粘着目标不放手、不放弃。应该说，我是一个“霸蛮”的人，而且是一个特别“霸蛮”的人。写作路上，我又是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又那么好的同学、老师、编辑。如此，当不当作家，是不是作家，对我来说，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霸蛮”。面对后半生，我想说的是——写，继续写，将“霸蛮”进行到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