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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放下。
“因为我需要的不是‘政府’，哈米尔先生。我需要的是‘公共目的’。纽约市宪章说，如果你想改变区划，你需要证明项目符合公共目的。会展中心符合吗？符合。就业符合公共目的吗？符合。税收符合公共目的吗？符合。”
他微微前倾：“而政府——无论是林赛市长还是洛克菲勒州长——他们需要‘公共目的’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给他们这个。他们给我许可证。这叫——”他摊开双手，“合作。”
哈米尔合上笔记本，看着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他采访过无数商人，从华尔街的银行家到好莱坞的制片人。但眼前这个人，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特质——不是贪婪，不是野心，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一种在混乱中本能地嗅到秩序的能力，一种把别人的恐惧兑换成自己筹码的本能。
“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先生。”哈米尔说，“很多人认为，你对宾州中央那块地的兴趣，是一种赌博。一个年轻人，没有雄厚的家族资本，没有可靠的政治关系，想要撬动曼哈顿最后一块滨水宝地——这在很多人看来，太冒险了。”
唐纳德站起身，示意服务员结账。他从西装内袋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比酒钱多了一倍的小费。
“哈米尔先生，”他看着对方，目光平静得近乎冷酷，“马基雅维利写过：‘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将近一半给我们支配。’ 命运给了我们尼克松的讲话，给了我们五角大楼文件，给了我们宾州中央铁路的破产。这些是‘命运的那一半’。而我的工作——”
他伸出手，“是支配‘剩下的那一半’。”
采访结束后，唐纳德独自走在第五大道上。夏夜的微风带来一丝凉意，但这座城市的心脏仍在燥热地跳动。他想起父亲第一次带他来这时，指着那些出入的门童和贵妇说：“看，唐纳德，这就是另一个世界。”
现在，他正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手里握着一份即将见报的采访，一份宾州中央铁路的购买权协议草案，和一份罗伊·科恩教给他的、关于如何将国家的烂账兑换成自己筹码的课程。
他知道，这场赌局才刚刚开始。而他现在握在手里的是科恩教的更危险的一课：在这个怀疑一切的时代，最有价值的货币，不是黄金，不是美元，而是让人相信你手中握有筹码的能力。
文章在三天后发表，标题是《新一代的纽约建造者》。科恩打电话来时，唐纳德正在读第二遍。
“他们把你的年龄放在第一段，”科恩说，“25岁。这很关键。年轻意味着能量，意味着创新，也意味着——对那些老牌开发商来说——威胁。”
“宾州中央铁路公司上午打电话了，”唐纳德说，“他们想加快谈判。文章显然引起了注意。”
“当然引起了注意。”科恩说，“现在听好：下一场戏的舞台是市政厅。我已经安排了与规划委员会副主席的会面。但这次，你要带点东西去。”
“比如？”
“设计方案。哪怕是初步的草图。效果图。人们需要看到画面，才能相信愿景。”
唐纳德看了看表。“我约了建筑师十分钟后见面。事实上，他已经等在楼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