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
1937年2月1日，我出生在河南睢县陈岗村一个世代耕读之家。这里没有青山绿水，却有一望无际的农田、原野和通向远方的公路和铁路，其生态环境宜人而富有大平原的浑然清静之本色。虽然显得单调，但也算不上偏僻和闭塞。我的童年时代虽在学校读新书，却在家中接受传统家法的说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以读书为高”的旧观念。我在家父的开导和督促下，尚知刻苦读书，以自淬砺，渐渐坚定了读书成才的信心。不幸的是，家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加上战争连年，社会动荡，攻读难以为继。然而我的慈母、外祖母、两位姑母和姐姐，力排万难，含辛茹苦，供养我继续读书。1949年8月我考取了远近闻名的睢县第一完全小学校的五年级下期插班生。1950年春季，又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豫东著名的睢县中学，并以五年半的时间读完初中和高中。在中学读书期间，得到助学金和本家叔父的帮助与训导，学习成绩颇佳。1955年8月，考取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59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从此，我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在茫茫学海里泛舟倘佯，在曲折而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拼搏。转眼之间，我在南开大学已经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
在四十余年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中，前十多年间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后三十余年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是因为“文革”后期，大学复课，工农兵学员入学“上大学，管大学”,当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近代史教学，我奉派负责组织和担当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一干就是两三年。
我曾几度请求回古代史教研室重操旧业，恩师杨翼骧先生也曾两次枉驾光临敝舍，劝我赶快返回自己已有功底的古代史教学岗位上来。但因近代史教学师资缺乏，当轴不允我“复古”的请求，于是只好随遇而安，努力开辟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新门径。从1971年起，我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随后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与华北六院校的几位同仁联合撰写了《中国近代史新编》等专著兼教材，以适应教学的需要。经过十余年的精心探索，我在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领域里开辟了“近代社会思潮与文化”和“通商口岸与社会文明转型”的研究方向，并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倾注精力，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与著作。1985年晋升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1995年任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这期间还兼任《南开史学》主编十年之久。主要社会学术兼职有：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天津市高等院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委等。1999年应聘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同年应邀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曾多次到日本、德国、韩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讲学和合作研究。1986—1990年参加中日学者合作进行的“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并在日本出版了《近代中国社会与民众文化》(合著)等四部著作和调查资料集。先后主持天津市“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共五项，并参与国家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这点作为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学术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和创立新观点的种种努力，确实增强了我的学术功力，丰富了人生。这在下面将要表述的“古史觅踪”和“近代史发微”的论说中，当是一目了然、进止可观的。
二、古史觅踪十年跋涉
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期间，有幸亲受名师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等十位教授授业，受益良多，并引导我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我走向研习中国古代史的门径。毕业留校任教后，在杨翼骧教授门下任助教，指导我研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兼涉中国史学史。那时，历史系严格规定，凡是刚毕业任教的青年教师，必须在老教师指导下系统阅读基础课的基本史料，打好基本功，两年之内不得上讲台授课。恩师翼骧先生治学严谨，要求也严，但诲人不倦、和蔼可亲。先生为我制定读书计划，指定二十四史中的十三部和《资治通鉴》与《文史通义》等名著为基本史料，并指出精读和浏览的各卷篇目，限两年之内读完，并希望我撰写读书心得和学术论文。我趁年轻精力充沛之时，发奋攻读，于两年之内略得治史之门径，写出《论曹魏屯田客的徭役和兵役负担》等论文和读书心得。这篇论文在1963年5月《天津日报·学术版》发表后，受到北京和山东等地学者的著文赞赏和商榷，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使我崭露头角。
1964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进修深造，师从汪篯教授学习隋唐史。汪先生教我从读陈寅恪大贤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入门径，读《唐六典》以奠根基。汪先生释解精博，指导有方，使我受益良多。特别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有幸多次拜见和问学于翦伯赞、向达诸前辈大师，面聆教益，受益匪浅!诸师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谨治学与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成为我终身追求的目标和力量的源泉。南开、北大诸前辈的教诲和指导，给我打下了治学的根基。我在南开大学研习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深感这段历史时期正是佛教扩张运动的高潮期，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很值得深入研究。于是我不揣冒昧，阅读了《高僧传初集》、《佛祖统记》、《弘明集》和《魏书·释老志》等一些记述佛教活动和高僧的事迹及其理念的著作，开始对佛教运动及其发展以达盛期的历史状况略有片断的了解。后在北大图书馆看到数百部佛经，我很兴奋，很想潜心研习一番。可是，众所周知，佛经以其语言文字艰涩难懂而著称，甚至就连句逗也难断定；如果没有法师或专家指教和训练，是难以读懂佛经的经义及其深邃的理念的。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没有条件更不可能去拜谒法师学佛经，只好知难而退，仅对佛教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等浅层次的范围作些研习罢了。我花了近两年的工夫写成《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一文，着重探讨南北朝时期佛教大发展的扩张运动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探讨在政治文化领域里，佛教上层僧侣集团与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的统治者酝酿“政教联合”的趋向、佛教教义与儒家《五经》相融合的社会潮流及其政治、文化现象的实质和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历史课题，但在20世纪60年代是很少有人问津的。1965年11月《历史教学》刊登了我这篇习作的一部分(因全文太长而节录),我也停止了有关佛教史事的研究，转而继续修订《魏蜀吴三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文章。
然而，当我正在兴致勃勃地研究学术问题的时候，一篇波澜不惊的争鸣的短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时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横扫一切”的气氛渐露端倪。可惜我的“政治嗅觉不灵”,把当时报刊上正在争鸣的“让步政策”问题，不加思索地一概当作正常的学术论争，而踊跃参与了这场争鸣。于是我和恩师王玉哲教授合写的《如何正确地理解“让步政策”》,在1965年11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认为历史上是存在让步政策的，大多是在农民战争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之类的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这种历史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宜全然否定。这种观点得到广大读者的赞同和支持。岂料仅仅一个多月的光景，政治风云突变。196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议期间严厉地批判了让步政策，消息灵通者立即随声附和；著文批判让步政策；不知内情的普通学人依然维护学术尊严，著文争辩。然而，明明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前奏曲，哪能容许“不识时务”的学者以学术对抗政治运动?于是批判让步政策的言论便一浪高过一浪。数月后，所谓“文化大革命”爆发，其来势之凶猛、打击面之广泛，是难以想象的，就连这篇短小的学术论文也遭到了“横扫”!指斥我们宣扬修正主义的“让步论”而为封建统治者的亡灵扬幡招魂。好心的顶头上司出于对我的关爱和保护，严厉批评我“只顾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结果迷失了政治方向”。但又同情我年轻，涉世不深，遂令我“认真检讨以求‘自新’”,并特意安排我在全校“批判海瑞罢官”的大会上发言，重点批判《海瑞罢官》,附带自我批判“受封资修的毒害太深，而几乎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阴谋政治”的惊涛骇浪的“洗礼”,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不得不依样画葫芦，违心地发表了一通自我批判，才得以“蒙混过了关”。事后数年笑谈往昔，方悟所谓“文化大革命”,真乃自毁长城、扼杀人性和政治残杀的代名词，可悲、可鄙!值得敬重和钦佩的是，玉哲先生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逆境之中，依然坚持让步政策是学术问题，认为让步政策确有史实为证，言者何罪之有?他为此遭受了身心折磨。诚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反常时期，人格、人心和人性也处于被扭曲的反常状态，许多人迫于政治压力而违心地批判了别人，也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别人的批判，而且“上纲上线”毫不客气。细想起来，反常时期所造成的一切恩恩怨怨，其根源不在人民群众，因此，一切都是可以谅解而一笑了之的。但是有些人明明是在大批判中充当错误地批判别人的“英雄”,而在今天却又处处宣扬自己一贯是“从不整人”的善心菩萨!如此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两面君子”便难以令人原谅了。事实上，历史的见证犹如明镜高悬，是非曲直令人一目了然，不管鱼龙多么混杂，众人明察秋毫，当是最好的裁判。而在我心目中，玉哲前辈，才真正是堂堂君子!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接近尾声。大学已经复课，数年不得搞业务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堪忍受荒废业务、虚度时光和斗来斗去的损人害己的政治运动了。他们强烈地要求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并冲破层层阻力而投身于科研、著述和编辑等学术工作。中华书局一马当先，迅速恢复征稿、编辑和出版等业务，并立即派编辑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见和选题。他们第一站便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征稿，当我向他们提供“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的针灸”两项选题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当即约我撰稿。我只答应撰写《丝绸之路》,而建议把“中国古代的针灸”选题请中医史学家和针灸专家撰稿为佳。我恳请恩师郑天挺老前辈指导和分工合作撰稿，郑老欣然同意，并撰写蚕丝的发现和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迁。我负责撰写中西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节往来及其贡献与影响，并绘制出丝绸之路及其变迁的示意草图。我们合作默契，不数月即脱稿。但是，编辑审稿后认为该稿学术性过强，语言文字不通俗，而要求写成工农兵所喜爱的通俗读物，以适合历史小丛书的体裁为宜，并把字数限定在两万字以内，而且要求另行拟订通俗明快的提纲，尽快重写。郑老再三表示“无暇重写”,“也难以再通俗了”。我也深感好不容易收集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可贵史料，而且精心撰稿，新意迭出，特别是郑老考证精详，释解精当，颇有学术价值，却断然要求重写，竟要把这部有功力的著作写成通俗性的小册子，且与当初洽谈的口头协议有出入，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也想就此作罢。后来几经商讨，仍不可推脱，双方各有让步，我只好勉力从事，重新撰写。稿成，请郑老指教。老人家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对拙稿大加赞许，并实心实意地再三谢绝署其芳名。拙稿出版后颇得好评，称誉该书是一本文字流畅、言简意赅，“看似通俗读物，实为学术研究的精品”。事后，我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撰就一篇题为《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的论文，作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吸收域外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的尝试，从而开阔了我研究古代史的新领域。在十多年的研究古代史的学术历程中，我写了10多篇论文和短篇学术文章(其中一篇论文未发表，另一篇《傅玄思想研究》在“文革”中被焚烧)。但是，每一项研究和撰稿都难以摆脱极左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干扰、制约和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和清理极左思潮之后，才得到宽松的治学环境而心境大为潇洒。不过，彼时我已告别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多年了!
三、近代史发微三十年纵横
从1971年起，我开始集中精力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至今赓续不辍。我力主教学与科研并重，而以教学优先，且力主把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课堂教学，以真正做到教学与科研两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并不断摸索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新路径。三十多年来，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版著作、教材、辞典与史料书26种(包括自著、主编与合著),另有一部由我主编的新著正在出版过程中；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百余篇。其中，我最大的体会是：著作与文章“重在质量而不求多”,哪怕是一篇短文也要力求务实、有新意，而不作无病呻吟和空洞无物之作品，并把“务实求新”作为座右铭。
我在多年来的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中深切地领悟到：著作与文章是学术人生的载体、道德文章的明镜，最能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学识涵养、思想境界、学术研究的造诣和人生的志趣与追求。值得自我欣慰的著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晚清史》、《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要》和《发微集》等。另有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晚清卷》和《二十六史典故辞典》以及《百年风云》(合著)等。科研与写作使我感悟到学术人生的苦乐酸甜。兹将几部著作略作介绍，以便读者了解我的学术人生之梗概。
《简明中国近代史》是我独自撰写的一部具有“教材形态”的专著,198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二次印刷，1991年出版增订版，先后共发行12万多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6种报刊，先后发表书评和介绍文章予以赞扬和鼓励。《人民日报》发表书评，称道此书在众多的同类读本中“是较有特色的一种”。全国不少高等院校、党校和军校将该书作为指定教材，通称为“南开本近代史”。一些院校还将此书作为报考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而且持续多年。在1984年度全国开展读书活动中，此书被列为向全国推荐的图书之一。1986年荣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作品一等奖，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光明杯”奖。
在多年近代史教学与科研中，我越来越感到“三大革命高潮”的框架难以反映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和脉络，于是，撰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力求突破旧框架，而以社会变化的程度或重大历史事件划分章节，努力构建一个简洁明快、醒目生动的新体例。在内容上做到充实而新颖，既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增强论证的力度和形象感；又在增订版中以较大篇幅增加了文化史、社会史和文学艺术史，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史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学术专著的思想性、理论性、科学性与完整性的特色。增订版还增加了“近代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等重要章节的内容，这是其他同类著作和教材所没有的。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教授赞扬此书(初版)“确实简明、精当、清新、生动，有异军突起之势”。值得欣慰的是，多年来读者对这本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读者不断来信交流学术心得，且以书会友，使我结交了不少有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青年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中外学人。
1991年，台湾学者吴圳义先生对本书发表长篇书评，刊登在台北“国史馆”编印发行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六辑。吴先生对拙著的每一章的内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重点突出，客观公允，尤其是对拙著引用文献资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虽然由于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而对拙著的观点和理论不以为然，且多有批评和否定，但他仍然肯定拙著的学术价值和贡献。
《新编中国通史》(共四册),由我和邱树森先生任主编，其中的第三册《晚清史》由我独自撰写。这部通史是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教授主编的大学丛书的一种，也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规划项目和高等院校文科推荐教材，199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万册；2001年出版增订版，又发行1万册，为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院系所采用，并被指定为报考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参考书。第三册《晚清史》,充分发扬了《简明中国近代史》的优势，构架新体例，扩展新内容，发掘新资料，以加强分析和论证的深度与力度，提出了较多的新观点。
本书首先是力求进一步摆脱“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三大革命高潮为主体”的老框架，而以标志晚清社会重大转折的事变和社会文明与社会性质发展变化的程度划分章节，形成内容丰富而重点突出的新体例。二是扩展新领域、充实新内容，以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现象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社会变迁的情况，真实地描述近代社会的全景，摆脱以往把中国近代史写成政治史、反侵略斗争史等偏狭的模式。三是力求观点新颖，将我较为成熟的最新思考和最新心得呈现出来，真正做到教学科研融为一体、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课堂。特别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天津与湖南变法运动的比较、清末新政，以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传教士的活动等章节里，推陈出新，用功最力。四是尽量使用新史料，本书发掘和引用的各种史料近千种。事实证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艰辛的努力换来的则是学人们的认同和鼓励。这部通史著作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很强的教材适应性。可以说是近年推出的质量最好的一部大学通史教材”。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是我和程款教授在我的初稿上扩充而成书的，198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国内外众多的著述和文档中广泛搜罗钩稽义和团揭帖等文献，进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详加阐释和考辨，使艰涩难懂的古怪文句成为易读易懂而便于使用的文献；进而分设章节进行全面的辨析和论证，使全书既有较完整的义和团文献的原文，又有全面深入地论证与义和团文献相关的史事和典故的研究。《光明日报》和《历史教学》等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认为此书是迄今国内外采撷较为完备的义和团文献集结，又是论证充分、释解得当而有见地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史学家科恩教授、澳大利亚专门研究义和团问题的历史学者真爱了博士，都曾不远万里而为此书专来天津与我交流学术和查阅原有的调查资料，终成至友。1988年该书荣获天津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发微集》,是我从四十余年间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的文集，收入《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集大体以选编论文为主，辅以散论及序言等短篇。自古以来，自选文集者喜选得意之作，我也如是也。但是，拙集既选得意之作，也录败笔之文，必要之处则以感言或“说明”之形式略作简介或检讨，以期文集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印迹、学风、政情、社会风貌和学人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追求。为彰显拙集之内容与特点，则以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为中心，聊将所选文章分成五编，每编冠以提要性的标题，以期能将自己的治学心境、理念和观点宣泄无遗。第一编：传统文化与文明转型的历史轨迹。旨在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向近代转型的模式、内容、路径、价值及其影响。第二编：从洋务新政到立宪政体改革的历程。此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点，着重阐述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路径、理念和方式、方法及其社会影响与价值。第三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旨在深入探讨传统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与农村社会走向近代的曲折而复杂的艰难历程，解读早期近代化最根本的难题——农民改造和农村社会改革的路径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第四编：古代文明觅踪。此编所选的文章，是我早年留校任教之初的习作，也是我学术生涯中难忘的一段有益的学步路程。第五编：散论与序言——治学心影录。此编所选文章虽无明确的主题，却将治学之心影一展无余。总之，拙集足以反映出我务实求新而不片面追求时髦的学术思想、研究方向、学术水平、学风与品格等学术人生的方方面面。
《百年风云》是我与青年学者江沛教授和夏俊霞副教授合著的成果，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荣获“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大奖，这是天津市和我校第一次获得的学术著作的“五个一”大奖。次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研究和编纂辞典，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不算学术著作，对于晋升职称也无任何帮助。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和众多的同道一样，不计个人的得失与困难，以敬业和奉献的精神参与这类文化建设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间，我先后参与和主编了几部历史辞典，其中有两部值得一提：一是《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卷》,这是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断代史分卷之一，编纂工作持续十多年之久，是调动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1992年由上海辞典出版社出版。本卷编纂工作刚刚开始不久，主编荣孟源老前辈即过早谢世。该卷主编的实际工作由我代为承担，在所有参与者严谨撰写、精诚合作下，终于圆满完成，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参加这项宏伟的学术文化建设工程，使我受益良多，深感荣幸和自豪!二是我主编的《二十六史典故辞典》,是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该书被专家和读者誉为“高品位的辞典”,1995年荣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总之，我在编纂历史辞典过程中受到了学术研究的锻炼，
结交了许多名师和学者，开扩了眼界和知识面，提高了考证与鉴别的能力，也是我学术人生道路上走过的一条“志成大道”!
学术著作之外，尚有几篇论文不妨略说一二，聊作茶余饭后采葑菲：
《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发表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原在广州召开的“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述传统的经世思潮向西学思潮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重点论述道光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成为传统文化和社会向近代转型与变革的先导，标志着中国早期近代性的社会舆论实为启蒙运动的先声。并对经世致用的内涵作了释解与分析。
《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发表于1991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南开译丛》(英译版)第3期译载。先在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将这篇论文选定为研究生主要参考文献之一。该文提出并深刻论证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理论，颇有前沿性和开拓性。例如，拙文认为，通商口岸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据点和跳板，也是传播和建立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构成通商口岸“一身二任”的显著特点；“尽管近代文明的输入不是为了给中国人民造福，但在客观上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加强了同世界的交往，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传播”。此文首创系统研究“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传播”的新领域，富有开拓性。《历史研究》发表城市史研究评述的文章中，评论《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一文说，该文别开蹊径，从近代文明传播的新视角系统研究通商口岸及其社会变迁，“成一家言”。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表在《南开学报》2002年第3期。这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期间，与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的对谈录，实际上是以对话的新形式论证传统文化转型这一重大命题。我们两人以极大的热情真诚合作，多次深入探讨这一课题的关键性问题。我以提问的形式发表己见，与维明先生论学和请教。杜先生学识渊博，悟性惊人，以言简意赅之语言阐释高见，广征博引而出口成章，释解精当而新意迭出。我回国后，把录音整理成篇，为学术而争鸣之激情、为学术而得一知己之喜悦，跃然纸上。整理的文稿请维明先生过目后发表。我们谈论的问题很多，涉及的内容广泛，但我们集中论述了五个论题：一、乾嘉学术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峰巅与全面总结，并折射出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征兆。二、宋明理学有没有现代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三、解读传统文化转型中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现象。四、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文化现象及其现代性之比较。五、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时代潮流的趋势相辅相成。我提出的论点和辨析，往往得到杜先生的赞同和更深刻的释解，启发性强，耐人寻味。例如，我提出并论证乾嘉学术从产生到兴盛，直到其衰落，几乎调动了全社会好几代文化精英投身于这场传统文化的运动，并竭其毕生之功力创造出时人所能发达的学术辉煌。实际上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总结运动。因此，不可简单地把乾嘉学术现象视为仅仅是“文字狱”高压政策的反响结果，而应当视为盛世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历史必然。乾嘉学术最惊人的成就就是经学家戴震明确地提出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之类的现代性的学术文化命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宋儒把性和情欲视为邪恶而千方百计地绝情欲、灭人性的虚伪言行。这种超时代的言论和主张，被后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思潮。因此，我们可以把乾嘉学术作为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开端。杜先生从哲学和文化历史学的角度深刻论证了乾嘉学术的本质和历代对这一学派的不同看法，进而充分肯定乾嘉学术的内容有很多前现代性的东西，也肯定乾嘉学术对性和情欲的确有独到见解，进而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早期现代性的学术特色。因此你说它是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又是向近代转型的征兆，都是可取的好见解”。此外，他对宋明理学现代性这一艰深复杂命题的论述极为深刻，创意精深，使我大受教益。此文发表后，一些网站相继全文转载，引起广泛的关注。
《义和团几个问题辨析》,原载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发表前，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所论证的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是：一、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对外国侵略，反封建居于次要地位。二、义和团砍电线杆和毁铁路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而是为了破坏和阻止侵略者的通讯和交通。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时，清军也奉命和义和团一起拆毁铁路，这是抵抗侵略、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和需要，而不是“消灭先进的新事物”。三、“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争取清朝统治者共同打击侵略者的斗争手段，起到了“策略”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影响。此文发掘和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资料，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曲解，得到国内外学人的好评。
《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载于《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先在1990年10月山东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并收入该讨论会论文集。本文以少有人问津的“游民社会”为考察对象，引用了大量的新资料深入论证华北游民的成因、流落趋向、社会心态及其在历次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版后被美国权威期刊《历史文摘》1993年摘要转载。
《庚子国难九十周年祭》,是应《光明日报》特约而撰写的，1990年8月15日在该报发表。《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将其作为重点文章全文转载。此文不过4000字，首次提出抗击八国联军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民合作抗战最有效的一次”;“主要战场上大都是义和团配合爱国清军作战，爱国清军充当狙击战和保卫战的主力，并充分发挥了正规军的战斗力”;进而提出“义和团运动促使旧式农民运动迅速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同盟会对下层社会进行'去旧注新’的改造，引导旧式农民逐渐成为民主革命的追随者”的新论点。这些新观点的提出和论证，赢得同人的赞赏。
《直东武术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趋向》,原载于《南开史学》1990年第1期，同年又载于路遥、佐佐木卫主编的《中国的家·村·神神》(日文版),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该文主要探讨了直隶和山东区域性社会心态的趋向与武术发展的关系，得出“民众严重的危机感和习武自卫的强烈追求，构成了清末社会心态一种趋向”的结论。美国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专家周锡瑞教授评论说：此文“是义和团研究重点转向的代表作”,“其论点极有说服力”。
《曾李郭左张的洋务观》,原载于《南开史学》1985年第2期，后被国外权威检索刊物收录。在《洋务运动与国家权力》、《天津与湖南维新运动的比较与反思》等论文的写作中，我都力求挖掘新史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新结论，都算得上是有创意的力作。
梳理自己数十年间的学术研究，值得一提之处约略有三：
一、开拓了近代社会思潮与文化、通商口岸与近代社会文明史研究的新领域，拓宽了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研究的新渠道，深化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方向与新内容；
二、一贯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成功地做到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课堂，显著地提高了教学与科研的质量；
三、我先后独自系统研究和精心撰写，并多次出版的三种中国近代通史(含晚清史)被许多高等院校选用为教材，有两种为教育部推荐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二十多年来多次再版或重印，至今赓续不辍，继续承蒙读者们的厚爱与支持。
悠悠四十余载，弹指一挥间。纵览学术文章，回首治学历程，总结成败得失，畅谈经验教训，以展不同时期之心境、理念，深思学术成就之短长，不悔往事之可谏与否，唯盼暮年仍有所作为而已矣。因此，不避孤芳自赏之嫌，翻捡四十余年之学术著述，选介以上数种著作和论文以供智者葑菲之采，鄙人则聊作敝帚自珍而已也。
四、暮年犹抱九天揽月之概
四十多年的学术人生路，亦直亦曲，亦简亦繁。但就学术环境与路径而言，幸运时多，背时者鲜。青壮年时代意气风发，致力于中国史的教学与科研，略有所得。论学与为人，我钦佩严谨治学、立品自爱者，而深恶曲学阿世、逢迎干进之徒，尤为痛绝嫉能妒贤、诬谤构陷成癖，且以遇事生风、挑拨离间为能之幺么卑陋者。若与此类伍，深以为耻!实在不值一哂。我愿终身以道德文章自律，并与同道君子者共勉。及至暮年降临之际，有幸为哈佛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承蒙哲人大贤杜维明教授的厚爱与精诚合作，而顿觉思路大开，深感大有可为之事者颇多。我虽年逾花甲，犹觉童心未泯，学无所成，犹当全力奋进，攀登学术之高峰，可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顷闻退休令下，恍然大梦方觉：噫!谈笑间已入老骥之列矣。然伏枥之力未减，千里之志沛然如故，虽至暮年黄昏，尚有清风明月笑迎，真乃大千世界，可作可为之事粲然在目，只是为与不为耳。凭栏遐想古今，恒知蹉跎岁月中，不乏事业之有心人，虽为垂暮耄耋之年者，犹有九天揽月之概，长歌当啸之怀!狂言乎?乃志气、信念使然也。即曹孟德所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者是也。志者，精神也，有志者青春常在，自强不息!是以英华俊杰者大可尽情施展宏图，挥斥方遒；垂暮耆宿者亦有用武之地，可谓各尽所能，各有贡献者也。我愿恭履清蹈，进退有道，而史海觅踪不减当年，不亦乐乎!
2004年5月31日定稿
来源：《南开学人自述》第2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