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有一块漂亮的石头，怎样才可以算作拥有了这块石头？又或者，尽管没有所有权，却可以从这块石头获得更大的快乐呢？这是一个充满思辨意义的问题，也是宇文所安在著作《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中探讨的问题。
《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美]宇文所安 著，杜斐然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宇文所安是著名汉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对中国文论与比较诗学深具研究，出版作品包括《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最新的两部作品《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初的词》和《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专注于北宋时期诗词与文化的研究。通过举一千从、优雅生动的论述，宇文所安将11世纪的中国还原为一个和今天一样立体鲜活、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世界。当我们走进这个世界，我们会看到，古人关心的问题和现代人或许没有什么两样。古人关心的或者烦忧的，同样是如何在变动的社会生存下去、如何在“内卷”的世界获得尽量恒久的快乐。
什么是快乐、如何获得快乐、如何拥有快乐，总是令人沉思。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乐”是一个重要母题。在11世纪的中国，“乐”的内涵与外延获得了新的生长。本书即以“乐”的定义、“乐”的拥有与“乐”的命名，呈现彼时的文化形态。
本书第一章节为“其名何所寓：六一居士传”，宇文所安的论述从六一居士的珍宝开始：“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六一居士的前“五个一”全部都是物，或者说，全部都是需要使用金钱购买的所有物。这样的世界似乎与传统人文精神有所不同。中国文化历来推崇不仰赖于物的快乐。五柳先生的欣欣然当然可以溯源至道家，同时也可以溯源到儒家。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如果心外无物，那么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其精神世界已经相当丰富。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是，欧阳修的“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以及琴、棋、酒，均来源于拥有，或者说是“所有权”。古人的确存在因“物”而快乐的情形。北宋商业的发展为曾经的文人传统添加了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新的复杂性。
这正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当新的社会气象出现，当商业成为必然存在，如何与“物”周旋、协商、共存？快乐如何由拥有、命名而获得存在？文人格外有必要为“物”与“我”的联结进行界定。书中谈到了各种各样的拥有。其一，如果单纯地因“所有权”而乐，那么此“乐”的意义有待商榷。“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东坡如是说。若因一块名石价值不菲而将其据为己有，那么这不符合传统文人的精神。任何一处私宅的石头，的确拥有商业价值，其文化价值却因此折损。其二，将“物”作为“众乐乐”的源泉。欧阳修将菱溪石置于丰乐亭旁，由此将珍贵之物归为公产。“欧阳修试图将它们稳固下来，为其不断聚散的命运画上句号。”其三，以文心阅读、欣赏“物”，为“物”命名。由是，“物”不为任何人所有，却已然成为人为世界的一部分，拥有恒久的审美价值。苏东坡前往惠州途经湖口时，为一块石头命名“壶中九华”。这是历史的、人文的、因命名和解读产生的价值，这块石头的意义因此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苏东坡念念不忘，想豪掷千金，将这块石头买回来，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商业的发展使得个体拥有更加充足的购买力，这时，在面对心爱之石时，超然物外比以往更难。
当然，无论是怎样的石头，这仍然是物的世界，是自在自为的世界。六一居士的“六个一”，则有了很多人为的痕迹，或者说，如果没有人，“六个一”就失去了意义。无论藏书、琴、棋、酒，如果没有人的主观参与，都无法体现出其价值。同样，正是因为陶渊明的注视与命名，“五柳”才获得了文化意义。再到苏东坡的《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虽美不胜收，仍需“耳得之”“目遇之”，才能获得自然之外的美学意义。主客体的互动、统一、共通，“物”与“我”的联结，构筑出独一无二的宋之风雅。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一块石头——私宅收藏的石头，无论它是欧阳修寻找的菱溪石，还是苏东坡命名的“壶中九华”，如何可以成为“乐”的缘由？以及，是何种审美场域之下的“乐”？这是一个很值得反复思索的问题。《悉为我有！》全书共六章：“其名何所寓：六一居士传”“桃花源的长官”“缺席的石头”“悉为己有：主权的诗学”“石自副其名”“胸中竹与腹中竹”，章节的名称和书名一样充满了东方禅意。这是物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这是商业议题，也是美学议题；这是11世纪的故事，也是今天的故事。“悉为我有”的世界令人留连忘返，百转千回。我想，这恰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韵味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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