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逝世。国内外媒体纷纷发布讣告，致敬这位当代极为重要的思想者。和过往有关哲人的悼念一样，一方面，在一个非理性思潮盛行的时代，人们热议毕生捍卫公共理性的哈贝马斯留下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透过他的挚交、论敌、亲友的眼睛，我们得以走近理论光环之下、更为具体的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2026年3月14日），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纪念哈贝马斯相关文章：
撰文丨刘亚光
思想内在的张力，
并不是弱点
“哈贝马斯就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在哈贝马斯80岁寿辰之际，美国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如此评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影响力遍及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公共领域”“沟通理性”等概念更成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关键词”。
哈贝马斯的逝世在国际思想界引发广泛的悼念。德国最重要的文化报刊之一《时代周报》（DIE ZEIT）于3月19日在艺术与文化版刊登了悼念哈贝马斯的专题，汇集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当代重要思想家的纪念文章，包括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哲学学者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耶拿大学社会理论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加拿大社会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
与国内的很多悼念文章相似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家们几乎都提到了哈贝马斯为塑造公共理性奋斗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生于纳粹掌权年代，逝于特朗普“卷土重来”、中东战火再起的年代，哈贝马斯的生命经历与其毕生捍卫的理想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的代表学者，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哈贝马斯对公共理性的强调，几乎成为当代政治走向诉诸武力“唯一且必要的替代方案”。哈贝马斯曾对公共言谈有四项关键性的有效性声称（validity claim），即正当性（言语行动应该正当）、真实性（命题内容应当真实）、真诚性（表达者是真诚的）、可理解性（言辞的意义应当能被理解）。罗萨认为，若我们依然渴望一个更和平的世界，这些原则应该得到更严格贯彻。
伊娃·易洛思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哈贝马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抵抗反理性主义潮流的重要代表。二战之后，民主制国家取得的进步，令知识界充满对理性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攻击，而哈贝马斯“对知识界的时髦潮流漠不关心”。在她看来，哈贝马斯最为难得的思想品质恰是这种对“标新立异”的谨慎。哈贝马斯反对米歇尔·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法国思想家的非理性理论，以及众多宣称“启蒙已死”的流行话语——尽管这些话语直至今天依然极受欢迎。时至今日，哈贝马斯捍卫理性的努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在易洛思看来，这种努力使得人们不至于彻底堕入“虚无主义的绝望之中”。
德国《时代周报》悼念哈贝马斯专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是在本专题撰文的唯一中国学者。他在文章中提到了哈贝马斯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在中国，《交往行为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应译为《沟通行动理论》）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思潮愈加关注。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的哈贝马斯，被视为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这些因素推动了彼时中国的“哈贝马斯热”。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有过短暂的交流。哈贝马斯逝世后，多位中国学者都在纪念文章中提及过这段往事。不过，郑作彧也提到，在过去的十年间，哈贝马斯从一位曾经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逐渐变得争议重重。
或许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与国内学术界的悼念相比，部分与哈贝马斯有过直接交往或交锋的学者从更为具体的论题上审视了他的思想遗产。
在纪念文章中，著有《精英的傲慢》《公正》等畅销书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回顾了他与哈贝马斯围绕基因改造的辩论。这是桑德尔长期关注的议题，他曾在《反对完美》等作品中对此有过集中的探讨。在反对技术改造介入下的优生学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桑德尔立场一致，但桑德尔始终不赞同哈贝马斯反对优生学的理由。哈贝马斯认为，优生学的问题主要是违背了“自主性”，因为基因改造使得个人无法将自己“视为自身人生故事的完整书写者”。桑德尔则认为，“自由”并不能构成一个充分的反对优生学的理由，一定程度上，父母后天的教育也可能影响孩子的所谓“自由”。真正批判优生学的理由应该出于某些道德理由，比如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桑德尔认为，哈贝马斯给出的理由与他对公共领域的畅想是一致的。哈贝马斯希望公共对话能对任何先在的善的观念保持中立。然而，桑德尔认为哈贝马斯与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有别：他依然在写作中流露出道德层面对优生学的反思。“哲学家思想中的这种冲突，并非弱点，而是一种优势”，桑德尔写道。
德国《时代周报》悼念哈贝马斯专题。
芬恩·拉德克（Finn M. Radtke）也在纪念文章中提及了哈贝马斯思想的具体遗产。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概念，对资本、行政权力侵蚀人们交往空间的现状表达了担忧。如今，这个概念已经几乎融入人们的日常话语。作为一位医学学者，拉德克指出，现代医疗体系恰恰正在面临严重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病人的病情被简化为数据，医生的治疗决定不采纳病人的意见，哈贝马斯的思想在反思这些具体问题上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
标签之外，
一个可靠而宽容的人
哲人的逝世，常常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人们常常在“借题发挥”之中将哲人的思想符号化，以至于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一面。
在宏大的思想之外，作为哈贝马斯的挚友、德国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
（Alexander Kluge）回忆了哈贝马斯的为人。哈贝马斯除了是坚定对抗各类政治神话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可靠而忠诚的人。“这种可靠性遍布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妻子一生忠贞不渝，两人相伴七十余载。妻子乌特·韦塞尔赫夫特2025年的去世，对哈贝马斯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克鲁格写道。同样，这种可靠性也体现在哈贝马斯与人的每一次交谈之中。“他会让你产生一种确信：他会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论点。”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是一个慷慨而宽容的人，总是试图在异见纷纭、彼此攻讦的环境中寻求共识。
哈贝马斯在讲座中。
关于哈贝马斯身上的许多“标签”，英国文化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认为，其中有许多或许来自他那些有名的论战对手。哈贝马斯给人以过于理性而严肃的惯常形象，吉尔·德勒兹曾称哈贝马斯为“纯粹理性的官僚”（bureaucrat of pure reason）。而事实上，哈贝马斯希望公共领域是“狂野的”“无政府的”。他对美学乃至神秘主义也十分敏锐。
哈贝马斯身上的热情与某种冲动性常常被人忽略。他曾向自己的传记作家透露，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总是“出于愤怒”。《新政治家》的文章认为，哈贝马斯患有的先天性唇腭裂，可能从身体层面塑造了他内心深处的敏感。事实上，哈贝马斯始终活跃于公共论战之中。在生命的晚年，他依旧频繁介入公共议题讨论。他曾发表《为了欧洲》，反思特朗普重新上台对民主产生的威胁，也因有关加沙问题的发言饱受批评。
或许，属于思想巨人形象的哈贝马斯理性而冷峻，往往掩盖哈贝马斯真实的敏感与思虑。如今的世界，似乎都在与他所倡导的一切背道而驰。作为曾经公认的左翼知识分子，“左翼的年轻一代批评他就加沙问题发表过错误的言论，指责他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版的福山。”《新政治家》评论，如今，哈贝马斯面对的论敌甚至已不再是卡尔·施密特这些深刻的“反民主主义者”，而是廉价的博客作者和自媒体博主们。
哈贝马斯与沟通理性相关的论述如此合理，却又存在如此明显的盲点。一方面，它确实忽视了女性主义，更在对福柯等人的反对中，相对轻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问题，“对当代的现实主义者而言，这显得十分诡异：竟然存在一种‘沟通理性’，深植于殖民暴力和对女性的压迫之中”，但同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等概念，却又真切表达了对摆脱这些结构的尝试，并为南希·弗雷泽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与修正提供了思想借鉴。
“无论如何，促使哈贝马斯坚持沟通理性的，并非他的理想主义，而是他的唯物主义。因为救赎历史所需的一切，都必定蕴藏于历史之中”，冯·雷德克写道。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人工智能的阴影笼罩于人类之上的年代，相较于知识和思想上的贡献，我们或许更应该珍惜哈贝马斯作为坚定而温和的对话者以及公共生活的积极介入者的姿态。
1.Habermas – Die Kraft seiner Gedanken
2.What Jürgen Habermas leaves behind
3.Talk is precious: in the age of communication collapse, Jürgen Habermas’s message remains vital
4.Jürgen Habermas Dies at 96; One of Postwar Germany’s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本文为编译内容。撰文：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阅读该专题文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