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张集馨60岁。朝廷下旨，让他署理福建布政使。
从京城动身那天，他没给任何京官送“别敬”。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同乡同年——一个铜板都没送。
这在晚清官场，等于当众打所有人的脸。京官们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恨得牙痒痒。一个在官场混了30年的老油条，临到退休突然不守规矩了。是疯了？还是不想混了？
张集馨不是没钱。30年前他第一次外放，光“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借遍了广东洋行、山西钱庄、同科进士。他知道不送钱的后果，也尝过不守规矩的苦头。
但他太累了。
被弹劾四次，充军两次，革职两次，眼看着比自己晚出道的人都当上了总督巡抚，他还在布政使的位置上打转。30年，他活成了晚清官场最拧巴的人——有能力，没背景；有政绩，没钱送；有脾气，没靠山。
这一回，他不想再装了。
张集馨是个记账的人。他把每一笔送礼的账都记在年谱里，没打算给自己留脸面。
1845年，他被补授陕西督粮道。这个职务号称“天下道府第一肥缺”——管军粮的，油水足得很。但人还没出发，在京城送的“别敬”就高达一万七千两白银。
什么叫“别敬”？京官外放，临走向相关官员送的财礼。不送，你的任命状可能就卡在某个衙门里，等一年半载都出不来。张集馨在北京等了四个月，就等这张任命状。这期间一切费用自费，银子花光了，只好大举借债。
后来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请训，又送了一万五千两。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六部尚书一百两，侍郎五十两，同乡同年按亲疏递减，一分不少。
这些还只是“别敬”。每年三节两寿（端午、中秋、春节，以及上司的生日和夫人的生日），京官和地方官都要互送“节敬”和“寿礼”。有学者估算，张集馨在官场30年，各种“敬”加起来，至少送出了十万两白银。
这笔钱，够在京城买几十间大宅子。一个“清官”尚且如此，大清那些贪官还不把百姓往死里折腾？
张集馨这辈子被弹劾了四次，前三次都够冤的。
桂良转头就参了他一个“不听调度，滥用帑金”，被革职充军。
拒绝借钱给上司，就成了“滥用帑金”。这罪名，你品品。
1856年冬天，张集馨从河南布政使转任甘肃布政使。他已经56岁了，在官场浮沉二十多年，依然没混到巡抚级别。这次离京赴任，他本来毫无撒钱的心思。但路过河北保定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驻守保定的直隶总督正是桂良。
朋友劝他：“此老非钱不可……兄何不略为尽意，只当挟优宿娼，做缠头费。”——这老头儿不给钱不行，你随便给点意思意思，就当是嫖妓的花费了。
张集馨听了这番话，赶紧准备银子礼物，派人提前到直隶总督署，表达“欲拜门下，执弟子礼”的意思。随后送上一批见面礼：貂尾褂筒、铁箱鼻烟、本色貂帽沿、衣料、平金佩件。
桂良收了五样，退回三样。张集馨还特意记了一笔：“门包小费，一概齐全，不敢稍有疏略。”
他刻意迎合，送上厚礼，这才改善了与桂良的关系。结果，由于花钱太多，赴任甘肃布政使的路费都不够了，又借了一笔钱。
在张集馨笔下，桂良“胸中蕴蓄如草芥，口中吐属如市井”——肚子里没货，说话像市井之徒。但人家是恭亲王的岳父，你能怎么办？
1859年，张集馨60岁。花甲之年，又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
这一次，他没送别敬。他在年谱里解释了自己的理由：“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不值热中要求权贵。”——60岁了，升不上去了，不想再装孙子了。
他说得没错。道光三十年，他因琦善案被牵连革职充军，那些收过他礼的京官，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咸丰三年，他又被桂良弹劾，那些收过他钱的人，依然沉默。
他看透了。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送了。
这次虽然没当场出事，但京官们已经记下了这笔账。6年后，机会终于来了。
1865年，张集馨66岁。陕甘总督熙麟弹劾他“奸邪险诈，谄媚卑污”。朝廷查来查去，最后给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
大清朝的官场，从来不缺罪名，缺的是清白的官。熙麟弹劾他时说他“谄媚卑污”，可他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不够谄媚。
他晚年主讲北京金台书院，学生陆润庠等数十人考中了进士，前途光明。他自己却一辈子没当上巡抚。
他在年谱里写过：“余自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即可望升巡抚……今已立定主意……何苦终身不悔，甘心降气，为人属吏耶？”明明有机会升巡抚，却一直没升上去。他不甘心，但也没办法。
1859年那次不送别敬，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他憋了一辈子，终于在退休前硬气了一回。可惜，大清官场最不缺的就是规矩。你硬气，你就出局。
他的书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叫《道咸宦海见闻录》。有读者评价说，读这本书，就像看一部真实的《官场现形记》。它让你看到，在晚清那个体系里，做官不是比谁有本事，是比谁脸皮厚，谁手够黑，谁跪得下去。
张集馨不会。当了一辈子官，最后还是没学会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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