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归富二代，带着一群离开学校的人去流浪|体面|后来|存在|富二代|山东|快乐|海归|翻译|阿甘

作者 /左希

责编/清和

题图 /《双人单身露营》

后来，四处流浪的“土拨鼠”，开始做一个教育项目。

他把这件事叫做“去玩”。他会发布一些“任务”，带孩子参与，剪片子、摄影，也可以是洗盘子，在农场拔草，或者进入某个真实的工作场景待上一段时间。项目是公益性质的，孩子完成任务后会得到家长给的奖励。

他说，重要的是，让一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事。

一

春分前，我联系到在深圳的“土拨鼠”。

早上九点，阳光从一棵小叶榄仁树上落下来，斑驳地打在草地和玻璃上。他半倚在树下，手里捻着一块树皮。这是一处可以扎帐篷的户外营地。不时有年轻人走过来，伸手拍一下他的肩，熟络地问好。有人举着手机在旁边直播，一个孩子牵着狗在草地上来回跑，另一个孩子在不远处大声练英文。赵典抬一下头，笑一下，回应他们。

“土拨鼠，你现在是网红了吧？”我半戏谑半认真地问他。他捂着脸一笑，“对呀，不过是那种小网红。”随即，他开始认真地解释起来：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走红”，也会迅速被遗忘，和那些有专业能力、能持续输出作品的明星截然不同。

讲起前两天在深圳地铁里被陌生人认出来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方说，“我刷到过你的视频，知道你的故事，没想到遇到真人了。”“被认出来是什么感觉？”我问。“还挺好玩的。”他一笑，露出一排白牙。

过去两年，“土拨鼠”被无数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对准。

一开始，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大理一个普通的背包客。30斤重的随身背包里装着全部家当：帐篷、睡袋、防潮垫、笔记本电脑、电子书阅读器、充电线、护照、简单衣物和一只松鼠公仔。公园、田间、楼道、寺庙……选一个地方露营，入夜观星，晨起劳作。住的是二手帐篷，吃饭去免费素食店，很少洗漱，花费被压缩到每月百元以内。他给自己留出更多时间，自我疗愈，寻找热爱。这些片段被反复剪进视频里，写进文字里，在各类平台上传播，总播放量早已突破数千万。

“土拨鼠”本名赵典，1993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清华大学就读，手握两个本科、三个硕士学位。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的生活方式才带上了更强的反差感：一个原本看起来会被放进常规轨道里的人，后来却去了大理，住帐篷，打零工，四处流浪。

在互联网上，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正是后面这一部分。

赵典出生在上海，父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涉足房地产行业。小学四年级那年，他随母亲移民新西兰。母亲希望他成为跨国企业高管，父亲则希望他走向金融，用钱生钱。

他很早就开始寄宿。从幼儿园到小学，他记得的都是反复的离开与回去。周日回学校前，他常常想尽办法逃跑，母亲在商场里追他，他不敢跑远，只能隔着一段距离。他总是哭，为上学、作业或钢琴，原因早已记不清，但情绪始终存在。

后来他提到，几乎没有人去安抚这些情绪。再大一点，沟通变得更简单，也更直接。谁声音更大，谁打断别人说话，谁就占上风。他很早就学会观察这些细节。饭桌上，大人们互相吹捧，心照不宣。有人说话，有人附和。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讲几句，却始终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后来这种不理解慢慢变成不屑。他发现很多精致的餐厅，环境华丽、摆盘讲究，却往往不好吃。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金融与哲学双学位。大三赴美国交换一年，回到悉尼完成本科学业后，又继续读金融硕士。之后前往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研二期间到清华大学参与双学位项目。他做过券商、咨询、资产管理等十几份实习。

频繁切换的生活场景曾让他一度难以适应，从语言到社交，每一步都是全新的课题。他常循环播放汪峰的歌，《存在》、《硬币》、《大桥上》，打动他的，是旋律里藏着的迷茫、漂泊与追问：“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我该如何存在？”

直到一份偶然的中餐厅后厨工作，他负责码货、备菜、帮厨、刷碗，最基础的体力劳作居然让他体验到久违的充实。那是昏暗压抑的疫情期，赵典在精致规划的生活里停下来。

再后来，他离开了这些地方。换城市，换住处，东西一点点减少。能带走的装进背包，带不走的就留在原地。公园、楼道、寺庙旁边，扎起帐篷，第二天早上，再收起来。

二

和赵典说话，很难立刻感觉到阻力。

大多数时候，他是松弛的，像一个人坐在草地边，顺手把话接过去。你问一件具体的事，他往往不急着落在那件事上，而是先把它拆开，变成一种更通用的理解。原本带着棱角的问题，到了他那里，都会变圆融一点。

我问，和他一起流浪的那些伙伴，快乐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快乐大概来自人与人的相处。“人是群居动物，在一个社群里的感觉，本身就会让人快乐。还有一种快乐，是暂时不需要赚钱，是可以说不。”说到一名正在创业做自媒体的伙伴时，他补了一句：“那样的人可能会更充实一些。”

他的语言里常有这种轻微的平衡感。他不把人夸到天上，也不把生活推到极端。他说“快乐”，但不神圣化；说“社群”，也不把它讲成某种理想共同体。没有对立，也没有煽动，带着一点让人放松的宽容。

我问他怎么看待自媒体。营地里总有人在直播，有人在录视频，人几乎随时都在镜头旁边。这样的暴露，他是不是已经接受了。他说，可以啊。想做就做嘛。“做自媒体也好，画画也好，玩泥巴也好，想做就去做。不想被拍，那就不入镜；不想参加活动，那就不参加。每个人都有自由，一直都被尊重。”

自由，在他嘴里像一种最简单的常识，无需论证，也不必再加注释。很多复杂的人际边界、群体秩序、公共空间里微妙的压力，都会被还原成一句朴素的话：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种说法很有吸引力，它让一切显得没有那么难

采访前，我其实有一点担心。担心在人群里待得太久，在公共空间里说过太多次相似的话之后，人会不会形成一套过于流畅的表述。所以我特地对他说，如果我问到一些不太礼貌的话题，你不想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他轻轻“嗯”了一声，抬头朝周围的人示意，让他们把声音放小一点。

我问，和他待得最久的人是谁。他说，现在就是他女朋友。“之前打算结婚，后来又吵架了。”接着又说，他不恐惧婚姻，只是觉得婚姻对他来讲没什么价值。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方便的话，就可以结婚；很麻烦的话，就没有必要。”

我问，吵架是不是因为对方不接受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说，不是。上一次，是因为他和一个参加活动的女生单独散步。他觉得，如果自己的对象想和异性散步、聊天、吃饭，只要是她想做的事，他都支持。支持，尊重，自由，不干涉。他总能把一件容易起波澜的事，放进自己的价值秩序里解释清楚。

他说自己喜欢玩游戏，但玩得少，因为一玩就停不下来。平时会在网上看别人玩“吃鸡”和德州扑克。他更喜欢传统的多人在线网游：很多人一起语音，打boss，有战士、魔法师、牧师，各自分工，彼此协作。我问他，在游戏里通常扮演什么角色。他说，一般是坦克，冲在前面，拉怪，吸引火力。

我顺着说，这有点像现实里的他。成了“土拨鼠”之后，很多人是奔着他的名字来的，先看见他，再靠近这一群人。他笑了笑，马上把这个比喻卸掉。他说，玩坦克主要是因为操作比较简单。“玩坦克只要别太水，懂一些机制就可以。”很多其他角色需要更复杂的操作、手法和装备，他不太愿意在游戏里也那么卷，“开心就好，不会有特别高的追求。”

他几乎总能把一个看起来会通向象征、通向自我解释的问题，重新拉回到一个日常、轻薄的层面。我本来想从这里进入他的人格结构，进入“为什么是他”这个问题，他却告诉我，没那么复杂，只是因为这样比较轻松。

我提起《阿甘正传》里的经典段落。阿甘带着一种并不被解释清楚的迷茫开始奔跑，跑着跑着，身后跟了很多人。后来某一天，他忽然停下来，说，我想回家了。我问赵典，会不会有一天，他也停下来。有一天，路突然走完了，人群散了。他说，未来什么事都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比较小。因为他比较害怕无聊。“除非有根本的价值观变化，或者有外力阻拦。”他说“害怕无聊”时，露出一点个人性的底色：他需要持续在路上，需要事情发生，需要新的项目、新的人、新的场景，在时间里成立。

我又问，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种传统刻度里，他眼下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困惑。他现在就在做最想做的事：一个是找自己热爱的东西，一个是放下对结果的追求，再就是能活多久活多久，不畏惧。他总能迅速给出价值层面的回应，却不太停留在具体是什么、代价是什么、被省略掉的部分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起“赛道”这个词。如今互联网上，离职、躺平、负债、流浪，都能被归类、被命名，变成一条传播路径。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这条路径。他会不会有流量焦虑？他说，不会。如果有更多人加入这个赛道，他反而觉得很好。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他很愿意把它给别人做，或者自己去当配角。“事情做成了就好，谁做的不重要。”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身边仍有人在走动，有孩子围观，也有人举着手机在不远处直播。他已经比早先更习惯这一切。后来的公开报道里，这种“持续被围观、持续组织他人、持续直播”的状态变得更明显，“跟土拨鼠去玩”也不再是个网名，更像一处对外开放的景观。

那一刻，他给出的仍然不是关于流量的回答，而是关于价值的回答。好像所有平台机制、传播逻辑、围观欲、角色表演，都不构成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做的事是不是自己认可的。这样的回答当然可以成立。只是另一些更难的部分，比如一个人如何在不断暴露中持守，如何在成为他人投射对象之后分辨，几乎被一带而过

我有些怅然地问起他的女儿。女儿一直留在前女友那里抚养。她曾说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那么现在，她会理解爸爸在做什么吗？他别过头对旁边的朋友说，把声音小一点。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他说，不知道，后来没有再和女儿沟通过这个事。但他觉得应该不难理解吧，“无非在做一些没有收入、但又能帮助别人的事，所以自己就生活得简单一点，把成本降一点。”这是一个足够体面的答案，它把父女之间可能存在的遥远、误解、空白，重新整理成一种清楚的因果：没有收入，但能帮助别人，所以简化生活。

我提到日本“失落三十年”里那些流浪青少年和由此生长出的教育公益项目，问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也许不止是个人选择，而是某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也许再往后，他不再只是一个特殊的人，会变成一类人的先声。他抬起头，对着身边看热闹的朋友笑了一下。一个孩子牵着狗走过来，他顺手摸了摸狗。这是他的方式。让问题自然落在空气里，像一片没有接住的叶子，慢慢飘下去。

我试着从另一条路进入。我说，很多年轻人既不在村庄，也不真正进入城市，身体和心灵都悬浮着。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替代了过去村庄、篝火旁边那部分社会化功能？他说，他不太会用社会学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只要给一个人充分的自由，他自然就会去社交。“给他自由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是他很具代表性的句式。

但自由当然不是一切问题的自动答案。或者说，至少在现实里，它从来不只是一个被交还给个体的抽象名词。它牵涉资源，能力，时间，风险，伤害，以及一个人在受伤之后，是否还有力气重新组织自己。只是赵典似乎更愿意相信，一旦把那些外加的东西拿掉，人会自然地朝向自己。

我又问起语言学习。他和HomeSchool家庭沟通不少，而今天全球已有大量开放课程与远程工作平台，英语、阅读、写作，这些能力在现实里毕竟仍是门槛。他看重吗？他说，不看重。学习是完全个人的事，要完全尊重个人。一个人想学什么，就会去学什么，也能把它学好。没有必要在任何年龄阶段替别人规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硬性的，什么是非硬性的。

依然是一套完整的语言：尊重，个人，想学，自由，不规定。它们互相咬合，像一副已经被反复打磨过的骨架。你能看出，他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心这样理解世界。也因为如此，每当问题落向现实的具体阻力，落向门槛、差异与漫长训练时，他会自动把那些带刺的部分过滤掉，留下理念本身的明亮轮廓。

我后来问，和那么多人聊天、连接，对他而言是不是更像一种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毕竟，不论一开始是不是出于教育目的，很多人已经因为他而聚拢，带着各自的问题来到他身边。对他来说，这会不会像一所学校？他说，很多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纯粹的聊天。“记性也不是很好，聊完就忘了。”当时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是愿意的，也是开心的。我说，你喜欢听故事，接纳别人的信息会让你比较舒服。他说，很多时候还是他讲得比较多。他们问他问题，他讲一些东西。

人们来到他身边，仿佛是为了从他那里带走某种答案，哪怕那答案并不总是具体的，不总是可执行的，有时只是一句对于世界的解释：事情没有那么重，生活可以更简单，人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忽然明白，最值得留意的，也许并不是赵典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时那种几乎不留缝隙的缓冲能力。他总能把碰撞变成理解，把追问变成原则，把复杂变成简单，把结构变成个人，把不确定翻译成自由。

这种能力让很多走近他的人先放松下来，让他得以在众多目光中保持稳定。可是，我的疑惑并未减少，反而增多了：当一个人越来越熟练地解释世界，他可能离迟疑、混乱和不能回答，越来越远。但我隐约觉得，那一部分东西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暂时没被说出来。

三

慢慢地，人开始向他靠拢。

有人只是路过，坐一会儿就走；有人本来说只待一天，后来多住了几晚；还有人起初隔着屏幕刷到他，觉得这人有点意思，后来跟他聊天，发呆，带孩子跑一圈，或者什么都不做，只坐在旁边看别人忙。

赵典喜欢把这些事说得很简单：欢迎任何人同行，来了有基本的吃和住，不需要付费，也不需要先证明自己值不值得被接纳。任意时长，来去自如。这种简单，对那些厌倦了介绍自己、解释自己、证明自己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少见的宽松。你不必提交简历，说明目标，不必回答“你到底想干什么”，甚至也不必显得积极上进。先来，先待着，先一起吃顿饭。别的，慢慢再说。

他身边聚拢的，往往不是同一种人。有正在创业做自媒体的年轻人，也有短暂逃离工作的人；有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的家庭，也有在主流教育路径外徘徊许久的父母；有人把这里当作旅途中一个歇脚点，也有人想在这里试探另一种活法，看看人在最低成本之下，到底能不能保有一点体面，一点轻松，一点不那么被定义的时间

赵典并不急于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名字明确的群体。他不太喜欢“社群”“共同体”这样过于完整的说法。和他在一起的人，也大多不是来宣誓认同某种主义的。他们更像在这里短暂停留，彼此借一点火。

白天，他们在营地里做饭，收拾东西，聊天。有人举着手机直播，有人拍短视频，有人在一旁看孩子追狗，有人坐着不说话。赵典有时候也不怎么讲话，席地而坐，拉一拉小提琴，看人群自己流动。有人说饿了，他就起身做饭；做法并不讲究，甚至可以说粗糙，但总归能把一顿饭凑齐。到了夜里，一群人再去找楼道，打地铺，想办法解决充电、洗漱这些最具体的问题。那种生活并不浪漫，更多时候甚至有点狼狈。可正是这些细碎又真实的操作，让一些第一次来的人意识到：原来脱离日常秩序以后，人并不会立刻坠入深渊。

赵典后来带人做“城市流浪”，也是类似的逻辑。不是为了表演苦难，而是把一些被城市遮蔽掉的生存常识重新摆到眼前：一天花六块钱，能不能活；在陌生楼道里，怎么把一夜对付过去；喝水、充电、洗衣服、洗澡，这些看起来再基础不过的事，一旦没有稳定住处与收入，会怎样重新成为问题。

可真正吸引人的，未必是这些技巧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赵典给出了一种心理上的减震。他让那些原本听起来很沉重的事，失业、逃离、停下、低消费、暂时没有明确目标，在叙述里不再显得那样可怕。一个人来到这里，先得到的往往不是方法，而是一种许可：你可以先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必马上回答“下一步怎么办”，也不必立刻恢复成那个被社会期待的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跟着他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家庭带着孩子来。讨论的话题很散：消费主义，教育，流浪的成本，怎么找一份日结，什么算自由，什么算热爱，学校到底教会了人什么

那些靠近赵典的人，来到这里试着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重新练习和世界相处。有人在这里短暂恢复了说“不”的能力，有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有人则只是为了确认了一件事：如果最坏的情况不过如此，那么人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赵典不是一个答案，他更像一种让自己继续成立的方法

这也是它和很多单纯“反主流”的叙事不同的地方。三和大神也好，数字游民也好，低欲望生活也好，这些词都太容易被包装成一种姿态，或者一种新的身份标签。可赵典身边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在展示姿态。营地里那些看似松散的时刻，一起做饭，一起发呆，一起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自此有了别的意味。它们不只是生活碎片，也是在替一群悬浮的人完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化：重新和陌生人待在一起，重新学会协作，重新承受别人的目光，也重新发现，原来人并不是只能在办公室、学校和家庭里被定义。

这种“半进入”终究带着它自身的不稳定。它能给人安慰，却未必能给人出路。它让人短暂地感觉自己属于某个地方，可那个地方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人。赵典似乎并不急于解决这种不稳定。他甚至可能并不认为那是问题。在他的表达里，自由始终比稳定更重要，当下比长远更重要，愿不愿意比能不能持续更重要。也正因如此，他身边的人群才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样子：既松弛，又脆弱；既热闹，又悬浮，像一场随时可能散去的露天集会

后来，赵典开始走访一些在家上学的家庭。在上海，一个18岁的女孩从14岁起离开学校，自行安排学习内容。她给自己排课程表，分配时间，自己决定学什么、怎么学。她说：“我爸妈不教育我，我得自己教育我自己。”在大理，有孩子因为无法适应学校环境，每天早晨被升旗的场面吓哭，转入私立学校也始终焦虑不安。父母辞掉工作，带着孩子一路自驾，从北到南。在曲靖，他见到一个从山东搬来的家庭。大女儿在初中阶段因为学业压力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一度需要依赖药物。后来一家人索性整体迁移，在自然环境中待了几个月，孩子的状态才慢慢稳定下来。

在这些个案之间，某种共同的经验开始显现：原有的教育路径，并不能覆盖所有人。它对一部分人来说，仍然是唯一的上升通道；但对另一部分人，它开始变得过窄，甚至带来明显的代价。那些无法继续承受的人，只能离开。

赵典后来把自己在做的事情分成几条线：提供最基本吃住的开放场域，带人进入城市边缘的生存练习，以及为青少年连接真实工作场景的“去玩”。他反复提到“街头智慧”，那不是和书本对立的另一套知识，而是一个人如何在真实环境里判断、协作、应对不确定的能力。很多时候，它并不来自课堂，而是在具体处境中慢慢形成。

“去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固定路径。赵典做的，是把一些具体的工作场景向青少年打开：餐厅后厨、农场、店铺、工作室。并非为了提前锁定职业方向，而是让一个人先进入一件真实的事情，在做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也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到目前为止，“去玩”能提供的岗位是27个，包括资产管理、仪表厂技工、自媒体博主、律师助理、室内设计、甜品店实习生、非遗陶艺学徒、绘画摊主、旅拍摄像师等。这个网络仍然很小，参与的孩子数量有限，时间长短不一，路径也各不相同。

阻力也很直接。对许多愿意提供机会的人来说，这件事麻烦、无收益，还伴随着不确定的风险。一旦出现意外或纠纷，责任如何划分，往往比教育本身更难处理。相比之下，一些家长反而更愿意尝试。对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体系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机会本身稀缺。

因此，“去玩”更像是一种试探。孩子们在这里短暂停留，接触不同的工作，重新建立对现实的感知。有的人会离开，回到学校或工作体系；有的人继续停留在类似的状态中；也有人在不同尝试之间来回移动。没有统一的方向，也没有明确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