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前言
考古队正在伊朗例行挖掘，当地的风沙很大，一位队员挖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来一看，居然是一个密封得严严实实的陶罐。
罐口被厚厚的沥青封死，考古队员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撬开了封印，出人意料的是，里面既没有闪瞎眼的黄金，也没有晶莹剔透的宝石，只有一卷看起来皱巴巴、泛着古旧黄色的羊皮纸。
经过实验室的碳十四检测，一个让现场所有专家感到脊背发凉的结果出现了：这份文书写于十三世纪末，但是，上面居然写着汉字：辅国安民之宝。
一个深埋在伊朗沙漠地下的政权，怎么会出现中文的印章？
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带着大军一路向西跨过阿姆河荡平了巴格达，结束了阿拉伯帝国，建立了“伊利汗国”。
在蒙古语里，“伊利”这两个字的意思并不是某个地名，而是“从属”或者“和平”。
换句话说，旭烈兀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在名号里写清楚了自己的定位：我是大汗手底下的汗。
他虽然占据着波斯的沃土，拥有成千上万的臣民，但在政治名义上，他承认远在几万里之外的大都才是宗主。
忽必烈当上皇帝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使者跑了几万里路给弟弟送去方形大印，印文就是那六个字。
这六个字的语气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只有藩王或者高级将领才会用这种带有“辅助”色彩的印章，这枚印章也标志着伊利汗国在法理上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当时的波斯，这是实打实的权力凭证，旭烈兀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虽然他手里有兵，但他不敢直接举行登基仪式。
伊利汗国统治阶层看来，没有元朝皇帝颁发的委任状，这个汗位坐得就不名正言顺，顶多算个“代理”，而阿八哈为了等这一纸公文，足足等了五年。
除了政治上的名义归属，伊利汗国在行政管理上也充满了元朝的影子。
1290年前后，也就是马可·波罗准备离开中国的那段日子，伊利汗国的官僚们正忙着一件极其琐碎的工作：人口普查。
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了一份那一时期的户籍残页，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当时伊朗某地区的纳税人口、财产状况，让人震惊的是，这份文件还写着：附呈大都。
这意味着波斯地区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笔税收，都需要形成备份，通过漫长的驿站系统送到大都的户部备案。
如果一个地方的行政数据、财务收支都要向另一个城市的政府定期汇报，那么这两个地方的关系，已经很难用“友好邻邦”来形容了。
垂直管理的深度确实让很多现代学者产生了一种错觉：那时的波斯，是不是真的被当作元朝的一个海外省份？
元朝对波斯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文件上，当时伊利汗国有个宰相名叫阿赫马德，此人是个理财高手。
但他发现由于连年征战，国库里的金银早就见底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从元朝来的顾问出的主意：大汗，元朝那边现在流行用纸。
这里的“纸”，指的就是元朝的“至元宝钞”伊利汗国说干就干，他们在首都大不里士设立了印钞局，印出来的票子完全模仿元朝的样式，上面甚至还印着汉字。
政府下达了死命令：以后买东西必须用纸，谁要是敢拒绝收这些纸片直接判处死刑。
然而，元朝的经济奇迹没能在波斯复制。
波斯的老百姓根本不信这些印着奇怪符号的纸张，商人们纷纷关闭店铺，城市里连一口粮食都买不到，这场金融改革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彻底崩盘。
虽然纸币没推行成功，但它在波斯语里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烙印，直到今天伊朗人管纸币叫“Chao”，这个发音其实就是中文的。
那封羊皮纸信，其实就是阿鲁浑写的求援信，希望联手进攻埃及，但在信的开头，却向中国皇帝表明了忠心，结果这封信横穿欧亚大陆，拜访了教皇、英王和法王。
欧洲的君主们看到这枚印章，就知道眼前的这个波斯人背后站着那个拥有无尽财富和军队的东方帝国。
所以，从严格的行政划分来看波斯和我国并没有太多的从属关系，
元朝在大都设立了中书省，在全国设立了十一个行省，但里面并没有“波斯行省”，元朝政府不向波斯委派地方官，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信仰。
伊朗遗址里出土的那枚印章，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告诉我们，欧亚大陆的两端曾经被一种强大的政治意志紧紧绑定在一起。
波斯或许不是行政意义上的一个省，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它在精神和制度上，确实是大都的一个遥远回响。
参考资料：
1. [波斯] 拉希德丁 著，余大钧 周良霄 译，《史集》
2. 陈得芝 著，《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3. [美] 托马斯·爱尔森 著，《欧亚皇家网：蒙古帝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邱轶皓 著，《伊利汗国：从游牧之主到波斯苏丹》，中西书局
5. 《元史·地理志/兵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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