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瑞金第一枪：毛主席亲自拍板，处决了这个“革命功臣”|工农|红都瑞金|苏维埃政府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江西瑞金城西，一声枪响划破寂静。

倒下的那个人，不是敌人，是自己人。他曾经扛过梭镖，打过土豪，入过党，当过村主席。

他死的那年，40岁。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被枪决的第一个贪官。他叫谢步升。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宣告成立。

这一天被载入史册。毛泽东当选主席，红色政权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国家形态。苏区军民欢欣鼓舞，外头国民党的"围剿"还没停，里头的人已经在憧憬一个新世界。

但问题，早就埋在里面了。

新政权建立之初，干部队伍鱼龙混杂。有人入党是真心信仰，有人入党是看准了时机。有人打土豪是为了革命，有人打土豪是为了揣进自己口袋。苏区四面被封锁，物资紧缺，粮食、食盐、布匹，什么都缺。这种缺口，给了某些人上下其手的空间。

临时中央政府不是看不见这些。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说这话，不是对着空气说的，是因为他知道，苏区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

为了给反腐提供制度支撑，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何叔衡出任首任部长。这个机构的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发现贪污、浪费、行贿等违法行为，有权提起公诉。

地方上，省、县、区各级政府下设工农检察部，乡和城市苏维埃下设工农检察科，形成了一套从上到下的监察网络。一种特制的木箱出现在苏区各级政府、各村庄、各街道的显眼处，箱面上写着两个字——"控告箱"。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用控告箱来反腐。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其中一个，木质结构，规格不过十几厘米见方，正面工整写着"控告箱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顶部和两侧密密麻麻写满了控告的相关规定。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小木箱，成了普通群众告状的出口。

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开辟了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内容，还专门开辟"检举运动专号"，推动反贪运动。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召开第八次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对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严办，号召群众检举揭发。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正式拉开帷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谢步升是瑞金九区叶坪乡人，土生土长。

他这一辈子开头很苦。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被人呼来喝去，知道什么叫压迫。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在1929年义无反顾地拿起梭镖，参加了杨金山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还干到了云集暴动队队长的位置。

暴动打完，他没有停下来。他看到了另一种机会——苏区与白区之间，物资存在巨大差价，粮食、食盐、牲口，从这头运到那头，就是钱。他离开暴动队，做起了生意，在红、白区之间倒买倒卖，发了一笔横财。

1930年，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兴起，谢步升又嗅到了风向，抛开生意，冲回运动队伍。他打土豪有一套，斗争积极，立功不少，被吸收入党。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被推举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不大，但位置特殊。

叶坪村，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的驻地。换句话说，谢步升这个村主席，能直接跟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打交道，有时候还能见到红军高层领导。

他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更是在苏区中央局担任要职。一个村主席，因为驻地的关系，硬生生成了苏区的"熟面孔"。

权力和人脉，都有了。接下来，就是看一个人怎么用它们。谢步升选择了最坏的那条路。

起初，他还算遮遮掩掩。他看准了苏区物资短缺的机会，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私自将水牛贩运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一共贩了11头，得了33块大洋。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罪。

但他没收手。打土豪所得的财物，他截留私吞，仅吞没公款就达三千多毫。钱来得越容易，胆子就越大。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身为村主席的他盯上了大会筹备处的粮食。他用大斗收进、小斗交出的把戏，从群众手里低价收米，再高价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从中捞了270多块大洋。

他的私生活也彻底烂掉了。他与被镇压的大地主谢益金的续弦汪彩凤勾搭成奸，嫌弃自己的妻子杨氏碍事，竟然把她卖给了邻村的光棍，换来了三头黄牛，又变卖得了1700毫。

但这些，都不是他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他杀了人。

1927年，南昌起义军南下时，一名军医掉队生病，流落在宁瑞交界处。谢步升发现了他，杀了他，拿走了金戒指两枚、光洋5个、怀表和毡毯。就这样，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军医，死在了一个"革命同志"手里。

村民谢深润，曾是他的朋友。谢步升与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有染，事情败露后，他反手给谢深润扣了个"社会民主党分子"的帽子，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一个打过土豪的老革命，一步步走到了这一步。

沉沦的起点，是权力到手的那一刻。他没有把权力用来服务群众，而是把它当成了私器，当成了保护伞，当成了捞钱的工具。他以为自己立过功、有背景、有关系，可以一直瞒下去。他错了。

1932年2月，他强行企图对同村一名妇女不轨，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这个案件成了引线，牵出了他所有的恶行。举报信送进了控告箱，专案组随即成立。

谢步升的末日，开始倒计时。

案子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调查组拿着线索去追，越查越深，谢步升的问题一件接一件浮出水面。人证有，物证有，杀人的事也对上了。何叔衡看完材料，当机立断，下令逮捕谢步升。

但谢步升一被关押，阻力就来了。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彼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出面替他说话。

谢春山的逻辑是：谢步升是老革命，是功臣，参加过暴动，流过血，调查员不过是在发难，是报私仇。他甚至没有认真调查，就直接通知瑞金县裁判部——放人。

这一句话，差点把整个案子掀翻。苏区中央局的通知一下来，裁判部压力巨大。案子卡住了，谢步升的那些罪行，眼看就要被一句"功臣"压住。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知情况后，拍了桌子。

他的话很直接：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样相信党、相信政府？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他这个县委书记没法向人民群众交代。

邓小平没有坐等，他一面亲自向苏区中央局反映实情，一面安排调查员连夜赶往东华山，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完汇报，没有犹豫。他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这句话，给案件定了性，也给办案人员壮了胆。

毛泽东的立场一明确，何叔衡的调查工作就顺利多了。叶坪村的群众陆续开口，揭发谢步升以往的种种劣行；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亲自到裁判部，哭诉丈夫被杀的经过；谢步升被卖掉的妻子杨氏，辗转找到调查人员，将他的贪污细节一一道来。她说，谢步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他是不得好死的。

铁证如山，无可抵赖。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公审现场，谢步升的九条罪状被当众宣读。

第一，打土豪所得财物归私，吞没公款三千余毫。第二，强奸妇女，包庇富农，收受贿赂三百余块大洋。第三，奸淫谢深润之妻，随后诬陷并杀害谢深润。第四，大斗进小斗出，欺骗"一苏大会"筹备处，非法获利二百七十余块大洋。第五，偷盖中央政府管理科大印，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出境。第六，杀害南昌起义南下军队的军医，占有其金戒指、怀表、毡毯等物。第七，以小牛换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第八，伙同他人抢劫布店，侵吞赃款。第九，将妻子变卖，换取钱财。

裁判部据此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处谢步升死刑，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

谢步升不服。他提出上诉，理由是自己当过云集暴动队队长，打土豪分田地立过功，他还在用"功劳"试图换命。

案件进入终审。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正式开庭。主审官是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庭审逐条审核，谢步升的罪行与一审认定完全吻合。他的上诉理由——以功抵罪，不在法律考量之内。功是功，罪是罪，革命不是杀人越货的保护伞。

梁柏台宣读判决书。

"本法庭审理的结果，认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对于谢步升的判决书是正确的，谢步升的上诉否决，仍按照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的原判决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点钟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