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于北京隆重召开，来自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全球六十多个重要国家的政要、学者与资深外交官悉数出席。
本次会议本聚焦“全球安全架构演进”与“多边秩序重塑”两大主线，但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现任巡回大使陈庆珠却以极具穿透力的发言打破常规——她直言当前国际军事格局已非美国单方面主导，并进一步提出应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设定明确适用边界与透明问责机制。
这背后究竟蕴含怎样的战略考量？一个素以审慎稳健立身的东南亚城市型国家，为何选择在此刻发出如此鲜明的声音？
信息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陈庆珠
新加坡外交官亮出真观点
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牵头组织，主题定为“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意在回应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深层重构的紧迫命题。
中美俄印等六十余国的政策制定者、智库领军人物及国际法权威专家齐聚一堂，涵盖政府高层、军方代表与学术翘楚。
原本预设的讨论节奏围绕“技术驱动的安全新范式”“区域冲突管控路径”“气候与网络空间治理协同”展开，不料陈庆珠甫一登台，便以逻辑严密、措辞精准的双轨论述，瞬间激活全场思辨张力。
作为新加坡外交系统中深耕国际制度研究逾三十年的核心人物，陈庆珠长期参与亚太安全对话、联合国改革磋商及多边裁军谈判，在G20、东盟外长会、香格里拉对话等高规格平台均具显著影响力。
她在中方主办的重要场合中，清晰阐述两项具有范式挑战意义的立场：其一，否定“美国仍维持绝对军事单极支配地位”的惯性认知；其二，主张对五常否决权实施程序性约束与道德责任绑定。
须知此次论坛选址北京，属中国主场外交关键场景；而新加坡向来奉行“不选边、不站队、不激化”的务实外交哲学，极少在敏感议题上主动设置议程。
此番直面结构性权力议题发声，令现场多位资深观察员神情凝重，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海内外主流媒体头条，社交媒体平台相关讨论量单日突破四百万人次。
美国真具备“单极军事霸权”吗？
公众普遍困惑：美军年度军费常年居全球首位，海外基地网络覆盖五大洲，尖端武器装备代际领先，何以称其不再构成单极支配？
陈庆珠并未否认美方硬实力存量优势，而是将分析锚点转向权力运行的实际效能与国际接受度维度。
当今世界权力分布早已告别“中心—边缘”单向辐射模式，进入深度相互嵌套、动态制衡的新阶段。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最新报告，美国国防预算达857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2.3%，体量确为第二至第十六位国家之和的1.17倍。
其全球军事存在亦极为广泛——在超过83个主权国家及地区部署约762处设施，常驻海外兵力逾17.5万人，拥有11艘现役核动力航母、超2000架第四代以上战机及完整太空监视—打击链。
然而现实图景正悄然改写：全球综合军力评估显示，美、中、俄三强呈鼎足之势，印度稳居第四梯队头部，巴西、韩国、伊朗等中等强国军力建设提速明显，传统代差正在加速弥合。
冷战终结初期，美国曾凭借压倒性技术代差与联盟体系实现“行动自由”；而今即便保持装备与投送能力优势，其战略选项亦被显著压缩。
在重大国际议程推进中，若中俄持明确反对立场，美方提案往往陷入实质性停滞；即便在局部热点如黑海、红海或南海事务中，华盛顿亦需反复评估主要行为体反应阈值，难以实施单边强制行动。
这种“权力扩散化”与“决策多中心化”共同定义了当代多极格局的本质特征——不存在可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终极仲裁者，大国间形成事实性战略对冲与功能型协作并存关系。
对新加坡而言，这一趋势实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窗口。它无需在大国间做非此即彼的依附性选择，反而能依托自身制度韧性、金融枢纽地位与数字治理能力，在多重轨道中构建复合型安全收益。
陈庆珠的论断并非削弱美国地位，而是基于中小国家视角，客观呈现权力结构变迁带来的新现实。新加坡的地缘生存逻辑极为清晰：经济维度，中国连续十年为其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达1.23万亿美元；安全维度，与美军签署《樟宜海军基地准入协议》，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与联合演训常态化。
在此双重依赖结构下，拒绝将某一大国标签化为“唯一秩序提供者”，恰恰是其维系战略自主性的理性表达。
呼吁规范五常否决权？中小国家的制度焦虑
更具冲击力的是她对安理会决策机制的建言——主张推动否决权使用纳入可核查、可追溯、可质询的制度化框架，而非简单主张废除。
需要强调，陈庆珠所提方案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内核，核心诉求在于提升否决行为的政治正当性与程序透明度。
该权力源于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历史共识：二战同盟国基于惨痛教训认定，若缺乏大国一致机制，集体安全体系将形同虚设。五大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与最大牺牲方，被赋予防止决议撕裂国际社会的关键否决职能。
《联合国宪章》第27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安理会关于实质性问题之决议，须经九个以上理事国同意，且全体常任理事国无一反对方可通过。此项设计初衷在于避免重蹈国际联盟因缺乏强制力而崩溃的覆辙。
历史实践印证其价值：1946年以来，五常共行使否决权312次，其中苏联/俄罗斯143次，美国86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中国19次。中国始终秉持高度克制原则，仅就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与基本道义底线事项动用该权。
新加坡作为“小国集团”（Group of Friends of the Small States, GoFSS）创始成员之一，长期协同哥斯达黎加、约旦、列支敦士登、瑞士等国推动安理会程序正义改革。
其关切焦点在于：当常任理事国将否决权运用于保护本国政治盟友、规避国际追责或阻挠人道干预时，易导致安理会丧失危机响应能力，损害联合国公信力根基。
典型例证即巴勒斯坦问题——过去五年间，美国六度在安理会否决包含立即停火、开放人道走廊、追究战争罪行等内容的决议草案，致使加沙地带人道局势持续恶化，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援助行动多次中断。
因此该集团主张：在发生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等情形时，应启动“强制审议机制”，要求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向安理会全体会员国提交书面说明，并接受联大特别会议质询；同时推动建立跨区域常任理事国轮值监督小组，对否决动因开展独立评估。
小国求稳之心，大国守序之责
陈庆珠在北京公开表达上述立场，根本动因在于新加坡对国家存续风险的高度警觉。
这个国土面积仅73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00万的城市国家，既无纵深防御空间，亦无能源矿产储备，淡水供应一度90%依赖邻国进口。其经济奇迹的底层逻辑，高度依赖稳定可预期的全球规则体系与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环境。
一旦大国战略竞争滑向零和博弈，国际法准则被工具化，多边机构沦为角力场，最脆弱的正是这类规则受益型中小国家。
面对当前地缘政治烈度持续攀升态势，新加坡政策界弥漫着一种深层焦虑：既担忧被卷入阵营对抗漩涡，又害怕在规则重构进程中失语失权。因此它将联合国改革视为关键抓手，力促安理会决策流程更开放、议题设置更包容、执行监督更有效，从而降低被单边意志裹挟的风险。
新加坡并不谋求常任席位，其核心诉求是确保现有机制具备足够弹性，使中小国家能实质性参与议程塑造。这一立场获得全球逾百个发展中经济体呼应，但五常对此态度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否决权作为集体安全基石的不可动摇性。
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必要改革，尤其强调应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与话语权。
但必须指出，一票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支柱性条款，承载着二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历史契约，任何调整都须基于广泛共识，循序渐进、审慎推进，绝不能采取颠覆性、碎片化方式。
中国主张改革应聚焦三大方向：第一，优先解决非洲大陆在安理会常任席位长期缺位的历史性不公；第二，扩大中等强国与小岛屿国家在非常任理事国中的配额比例；第三，优化议事规则，在不削弱否决权本质功能前提下，增设“延迟表决”“第三方调解介入”“紧急人道豁免通道”等柔性机制。
此举旨在平衡效率与公平、主权与责任、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复杂张力，而非简单削减大国权力。
归根结底，这是不同规模国家基于各自生存逻辑提出的合理期待。大国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需匹配相应决策权重；中小国家捍卫自身发展权益，渴求制度性表达渠道。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转型期，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垄断规则制定权。
这场在北京举行的高端对话，虽以安全与秩序为名启幕，却因新加坡代表的坦诚建言，意外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发声的重要契机。它清晰传递一个信号：国际社会对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新秩序，已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基础。
未来的制度演进之路注定漫长，需通过持续对话积累信任、凝聚智慧。但有两点毋庸置疑：无视他者合理关切终将侵蚀合作根基；固守排他性特权思维只会加速体系失能。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才能真正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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