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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三大医疗高地之一,广州坐拥76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50家三甲医院、1.91亿年诊疗人次,为创新药械的临床转化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然而在这片生物医药产业的版图上,一边是坐拥如此丰富的临床资源,另一边却是大量创新成果在转化环节遭遇“梗阻”。如何让前沿研究、创新成果真正惠及患者?

近日,在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的一场为期三天的生物医药全链条深度调研中,南都N视频记者看到,破局之道正在理念转变、政策突破、系统整合三个维度上同步展开。而广州“有为政府”的硬核联动,是其中最具突破性的一招——抓住顶流资源的“关键少数”,打破壁垒,整合力量,让成果转化不再卡在“最后一公里”。

01/

中肿全国重点实验室:

学术导向需求导向的理念破局

在广州,从来不缺顶级医院,也不缺前沿成果。但真正能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的院内成果并不算多。破解“源头创新转化之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正在尝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我们见到了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孝峰教授。他的开场白很直接:“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鼻咽癌研究排在最前面。”

鼻咽癌在广东被称为“广东癌”,其高发特征让这里天然承担起攻关使命。朱孝峰告诉调研团,实验室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完成了鼻咽癌从病因到临床的全链条研究,即“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在广东高发,如何快速诊断,如何制定临床方案”。

同样的攻关逻辑,也被用在了另一种病毒上。“以新冠病毒为例,明确了病毒感染的机制与途径,为成功研发疫苗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思路,实验室研究员曾木圣院士和钟茜教授团队长期专注于EB病毒相关肿瘤的基础与转化研究。钟茜向记者介绍了团队近期的突破:“2023年,我们第一款纳米蛋白疫苗构建成功,在小鼠模型和灵长类的猴子模型上都取得了成功。疫苗接种后,接种动物能有效预防病毒复制,甚至避免病毒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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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木圣院士带领团队解析EBV感染机制。

目前,这项成果已与重庆智飞公司合作,进入转化阶段。钟茜介绍:“这是一款预防性疫苗,主要在儿童期、幼儿尚未感染病毒时接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谈到实验室成果转化,朱孝峰表示:“推进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市场、资本等多方因素。成果是否值得转化,转化后是否有市场,需要综合考量。你的成果也许很先进,但不一定会有市场。”

正因此,实验室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朱孝峰说,“从以前专注于学术,到现在要专注于需求——国家需求,患者需求,临床需求。围绕‘需求’做研究,才更贴近转化。

聚焦到抗肿瘤药物领域,朱孝峰进一步强调,需求导向之外仍需回归原创新发现。“抗肿瘤药物研究是当前医学领域研究最深入的,近年来我国‘出海’的重磅新药大部分是抗肿瘤药物,但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在他看来,新药研究应回归原创新发现,“基于原创新发现研发的新药、新技术,才具有竞争力。这也是实验室目前重点鼓励的方向——鼓励科研人员从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取得突破。”

广医一院LDT试点:

“一管血”背后的单点破局

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场围绕院内诊断的革新正在展开。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家LDT(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单位,这里正成为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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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医附一院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华南地区唯一一家LDT试点单位。

据中心副主任、医院检验部主任孙宝清教授介绍,自2023年12月获得试点资质以来,医院已成功备案9个项目,建成肿瘤、感染、质谱代谢及过敏原精准诊断四大技术平台,重点覆盖肺癌全病程管理、疑难感染性疾病、内分泌疾病和复杂过敏性疾病等领域。

“在肿瘤领域,特别是在肺癌精准诊断方面,我们拿到了三个备案证。”孙宝清教授介绍,这三个项目分别是肺结节良恶性诊断、覆盖75个肺癌相关基因的分子分型检测,以及通过深度测序评估术后微小残留病灶的肿瘤分子残留病灶检测。

她进一步解释:“以前CT查出肺结节,大家都很担心。现在只需抽取8-10毫升血,结合患者的CT影像结果,就能判断大于6毫米的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部分患者可因此避免穿刺或手术,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创伤。

在感染性疾病领域,中心可开展病原宏基因组测序和病原靶向测序,样本类型覆盖肺泡灌洗液、脑脊液等类型,可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疑难感染和少见/罕见感染病例的诊断。“先进分子诊断技术的应用带来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过去结核菌培养要42天,现在我们只需14小时就能出结果,并同时提供结核耐药基因的检测,精准指导临床诊疗”。孙教授举例说,“另外,呼吸道病原体靶向NGS检测可识别154种病原体,费用900多元,相比传统培养方法既快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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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清教授依托高通量测序平台开展基因研究,赋能精准医学探索。

除上述六项外,中心质谱平台还能开展类固醇激素28项测定和花生四烯酸代谢物检测,第九个立项项目则为过敏原组分精准诊断,可检测108种过敏原组分。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项目展现出可观的商业化潜力。据孙宝清教授介绍,目前已有九个项目获批,应用规模持续扩大。她进一步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市场空间巨大。仅呼吸道靶向NGS检测一项,去年该院便完成5000例样本的检测。“如果一个项目能进入1000家三甲医院,规模将十分可观,更何况我们有九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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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清教授与技术人员交流全自动高通量测序仪运行参数与操作规范。

据了解,医院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场地、人员岗位及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市政府领导也多次对LDT试点工作表示关心。但目前LDT试点的突破仍限于院内。孙宝清教授表示,希望获得更多支持,尽快取得IVD注册证,惠及更多患者。这意味着,单点的政策突破虽然重要,但要实现成果从“院内”走向“院外”、从“点状”走向“网状”,还需要政府层面提供更系统的整合力量。

03/

广州研究型医院联盟:

分散资源系统整合的机制破局

“不同于协会牵头的松散组织,我们这个联盟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成立,由专职团队运营。”广州市卫健委药政处负责人说的这个“特殊联盟”,是2024年3月由广州市卫健委牵头成立的广州研究型医院联盟,这也是全国首个由政府行政部门牵头组建的研究型医院联盟。目前有18家三甲医院入盟,覆盖广州50%的省部属、市属医院,包括中山一院、南方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头部医院。

联盟成立两年来,便引发了行业的较大关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产研用协同创新模式,进入高效运行阶段。

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抓住关键少数“通过凝聚18家头部医院,我们才有基础推动成果转化和资源配置。”据该负责人介绍,联盟设立医疗器械、招商引资、药品信息、医政科教服务等岗位,“每个岗位专人负责,人员来自卫健委、医院和企业,按需配置,每年轮换”。

作为全国首个由政府牵头的此类联盟,广州研究型医院联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于传统松散型协会组织的路子,而是围绕三条主线同步发力:建生态、搭平台、配要素。

在“建生态”上,联盟与第三方合办“医工转化创业培训班”,还常态化举办前沿技术讲座,邀请跨国企业首席科学家围绕类器官芯片、核药、干细胞与基因编辑等领域交流;推动联盟医院内推动设立“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门诊”,让一个个临床创意在院内就能得到初步孵化。

如果说建生态是“播种”,那么,搭平台就是为了“唱戏”。每年8月与广州博览会同期举办的“广州市医疗与健康产业博览会”,是全国唯一由卫健部门牵头的医疗健康产业博览会。每年一次的“院企合作大会”则系统性地收集医院的优势学科和专家团队,促成大规模对接。今年4月11日将举行第三届大会。联盟还搭建了与国际药企合作的学术交流平台,围绕国际医疗、商业保险、成果转化等领域,邀请全球专家来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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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研究型医院联盟第2届院企合作活动达成在穗转化项目签约金额超1.02亿元。

“广州不缺资源,缺资源整合。”针对这一痛点,联盟推动有组织的临床药物试验,由政府牵头召集,帮助企业快速对接意向医院。去年,联盟更是联合市医保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局、科技局五部门,共同发布了推进有组织临床药物试验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

这套机制的核心竞争力,则藏在部门之间的硬联动里。依托政府背景,联盟能有效联动卫健、医保、工信、市场、科技等多部门,其协作深度远超传统的“三医联动”,相互搭台,最终服务企业、服务医院、让患者获益。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广州要全力构筑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新高地,靠的不是资源的简单堆砌,而是让每一份前沿成果都能沿着制度化的轨道,跑完“最后一公里”,抵达它本该抵达的地方——患者的身边。政府的“强支持”,部门的“硬联动”,这背后最深层的逻辑,其实是一场关于城市创新生态的治理变革:当卫健、医保、工信、科技等部门实现紧密协作,当“关键少数”的头部医院成为成果转化的策源地,当760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的临床资源不再割裂,那条曾经梗阻在高质量发展路上的“最后一公里”,定将被铺成一条畅通无阻的创新通途,为广州在“十五五”时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奠定坚实基础。

策划:王卫国 李阳

统筹:尹来 王道斌 游曼妮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海珊 伍月明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