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沁水法院嘉峰人民法庭庭长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曾审理了这样一个案子：豆家兄妹共四人，豆家父母及长兄去世多年，他们留下的承包地，在二轮承包时，村委将土地登记在豆家老二和豆小妹名下。后豆老三不服。2018年，在村委调解下，豆老二同意将承包地的一半由豆老三耕种，该承包地一直由老三种植。2022年该村搬迁，村委将承包地远距离耕种费转至豆老二名下，豆家兄妹三人因该费用发生纠纷，兄妹三人互不相让，关系一时难以缓解，豆老三和豆小妹均诉至嘉峰法庭。
在收到诉状后，经过仔细分析，我认为，“上土炕说土理，用土办法解决土事情”的赵树理调解工作法和“三长会商”机制是解决这类纠纷的良药，因此，法庭联系辖区司法所所长和村委干部共同对该纠纷进行调解。
调解现场一度剑拔弩张，“豆老二是招出去的女婿，这是父母留的地，豆老三才是现在豆家的儿子，并且豆老二已经将一半的地让我们种了，所以我们至少要一半的补偿费用。”在调解现场，豆老三媳妇激动地说。
“证上只有我和豆老二的名字，没有豆老三的名字，补偿款没豆老三的份，我应该分得一半。”豆小妹说。
“豆老三是强行占我的地，当时是无奈才让他种，证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不应该给他；豆小妹当时只占一口人的地，只能给她一份，也就是五分之一。”豆老二陈述。
调解现场，双方还因其他家务事发生争执，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考虑到双方系亲人关系，针对双方存在的争议焦点，调解人员灵活运用“五先五后”调解工作法，给三兄妹讲述了其他类似的裁判案例，算了“利益账”，又从兄妹亲情关系讲起，给双方算了“感情账”。兄妹三人陷入沉思之际，调解人员给三兄妹戴起了“高帽”，最终三人达成一致意见，并当场全部履行，兄妹也“一笑泯恩仇”。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正是“如我在诉”理念的生动实践。它启示我们：“如我在诉”的关键——做乡土社会的“知心人”。“如我在诉”，重在“换位思考”。法官不能高高在上，仅做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应将自己代入每一位当事人的处境，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诉求背后的情感逻辑和现实困境。“如我在诉”，核心在于“因地制宜”。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各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许多纠纷的根源深植于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和人情世故之中。法官如果不能成为乡土社会的“知心人”，不了解、不尊重当地的“习俗文化”，而简单地套用法律条文，往往会导致“案结事不了”，甚至激化矛盾。
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他真正懂得农民、懂得乡土。新时代的法官，也应具备这种“下沉”的智慧，将法律的刚性权威与乡土的柔性智慧相结合，像春风化雨般消融坚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让冰冷的判决书，焕发出温暖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