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莫言所在部队收到主席逝世消息后立即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
原来，老乡们可以随意进入营区，现在不行了。
莫言奉命执行命令，把老乡们挡在门外。
绝大多数人通情达理，但那几个和干部谈恋爱的姑娘不干了。她们对莫言说，你让我进去，我找你们领导有事。
莫言只能公事公办：“现在是一级战备，谁也不能进去。”
一位姑娘说：“我就不信，军长来了你也不让进？”
莫言说：“你要是能让我们首长给你开出张条子，我就让你进。”
姑娘当然没这个本事，所以她们只能在门外干瞪眼。
也就紧张了几天，等主席追悼大会一过，大家就都松了劲儿。
这时，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命令，但领导下令把原来发的子弹都收了回去，因为怕出事儿。
就在那几天，部队居然买回来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
1976年的黑白电视机，绝对属于稀有物品。
尽管信号不好，电视画面时不时地就跳上几下，但村子里的老乡们还是闻声赶了过来。
老乡们围在大门口想进去看电视，莫言他们则奉命加强了警卫。
老乡中一个墨水喝得多的人说：“你们天天说军民团结如一人，在哪里体现？”
莫言说：“老乡啊，上级有规定，不能放你们进来。”
那位老乡说：“有规定？难道你们忘了军民鱼水情，忘了当初老乡给部队抬担架、送军粮了。”
莫言把老乡们的愿望、想法、意见如实报告给上级。
抗战时期，这个村是革命根据地。光上世纪三十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省里、地区都有从这个村出去的人当官，最高职位是部长。
领导也担心，担心长此以往会出矛盾，便想了个办法：让战士们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每天晚上打开大门，让老乡们在院子里看电视。
每天七点一过，老乡们便潮水般涌进院子，原来平静的军队大院便响起一阵阵欢声笑语。
卞江后来从一本书中看到，一位名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1976年有两场大地震，除唐山大地震这场自然灾害外，还有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
卞江看过的第三位经历1976年的名人是杨正泉。
杨正泉，男，出生于1940年，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同年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编辑、记者、国际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等职。
唐山大地震时，杨正泉在北京。
杨正泉说，他对那场大地震的记忆远不如当年发生的其他大事那么深刻。
当时，北京城虽震感强烈，却远远不如唐山那么惨烈。杨正泉住过几个月的简易棚，更多的则是住在单位。
因为他实在太忙，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
1976年1月8日晚，杨正泉难得抽时间去广播剧场看电影。
谁知，电影刚开始十几分钟，广播电台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就来到他身边，拍了拍他肩膀，小声说：
“有急事，马上回办公室!”
杨正泉一愣，心想幸亏出来前和同事打了个招呼，否则找自己就困难了。
杨志泉跟同事来到剧场前厅，忍不住问了句：“到底什么事儿，这么急？”
“总理去世了，”同事说。
杨正泉心里猛地一紧，随即奔向三公里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坐在那把硬硬的木椅子上，杨正泉和同事们一起焦急地等待总理治丧委员会的宣传安排。
时间不长，安排来了。
总体要求是：文艺节目不停播，只要少播一些；只在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纪念文章。
很多同事都不理解这个安排。
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副台长，杨正泉和其他几位同志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记者采访播出群众性悼念活动等，都被拒绝了。
1月9日凌晨四点十二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首次播出总理逝世的消息。
很多人还在努力，认为应该停掉一些文艺节目。经多次申请无效后，台里自行决定：
1月9日、10日、11日停播文艺节目。
1月11日下午，上级领导派出人员到台里选定文艺节目，并安排播出了三首歌曲。
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
当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广播电台正播着一组歌曲，人们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一位听众后来寄来一封措词严厉批评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
老实说，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你们为什么选择总理灵车到达八宝山时播送歌曲、音乐，难道你们就一点不悲伤吗？难道你们甚至兴灾乐祸吗？
说实话，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是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还以为是敌台呢。
后来一想，敌台不都是偷偷收听吗，哪能大庭广众之下用大喇叭播出呢。
我忍气听完，果然是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此，杨正泉只能默默承受批评，他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
九个月后的9月9日，凌晨五点，正在睡梦中的杨正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杨正泉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比几个月前的那个同事还要急：
“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杨正泉一骨碌爬起，内心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难道又有巨星陨落……
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办公室，杨正泉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毛主席逝世了。
9月9日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播出了《告各族人民书》。
此后，《告各族人民书》又播出了第二遍、第三遍。
谁也没想到，就在播第三遍时，却出了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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