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四岁那年的雨很大，我妈拎着个皮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爹蹲在泥水里抽烟，眼圈通红地跟我说：
“别追了，你妈嫌咱家穷，跟城里的有钱人跑了。”
这一句话，我记了整整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我像疯了一样往上爬。
我洗过盘子、睡过地下室，最后考上名校，成了中环最顶级的基金经理。
我攒够了所有让她“后悔”的筹码，才终于站在了那座半山别墅的门前。
门开了，苏婉穿着真丝睡袍，眉眼依旧优雅，只是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错愕。
我盯着她，冷笑着问出那句憋了二十年的话：
“苏女士，用我爸的一条命和我的童年换来这一屋子富贵，你后悔吗？”
她张了张嘴，眼泪还没掉下来，身后的阴影里却传来一阵轮椅滑动的声音。
一个男人慢慢从里屋转出来，语气里透着一种我最熟悉的威严：
“婉儿，谁在外面？”
抬头看过去，我准备了十几年的嘲讽刚想开口，可看见那张脸的瞬间，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
我叫林远，今年二十四岁。
在港城的金融圈，人们叫我“林先生”，或者“那个没心肝的操盘手”。
我喜欢这个评价，没心肝意味着不会痛，不会痛就能在波诡云谲的生意场上活得长久。
但在四岁之前，我不仅有心肝，还有个极其温暖的家。
那时候，我父亲林建国在机械厂带徒弟，每个月工资不多，但总是能给我买回最时兴的铁皮小汽车。
他是个沉默却踏实的男人，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干净手上的机油，然后把我举过头顶。
我母亲苏婉是弄堂里公认的西施，她甚至不需要擦脂抹粉，往那一站就是一道风景。
她那时爱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夏夜里最亮的月牙。
她总是在黄昏时分，掐着点在厨房里炒菜，葱花爆锅的香气能飘出半条街。
父亲每次进门，都会从背后搂住她的腰，低头在她耳根处蹭蹭。
苏婉总是笑着躲开，说：“孩子看着呢，老不正经。”
父亲嘿嘿地笑，从怀里掏出一面折叠的小镜子或者一根红头绳。
“婉儿，等我当上车间主任，咱就去百货大楼买那套红木家具。”
母亲接过东西，眼里的笑意却不达眼底，只是淡淡地应一声：
“好啊，我等着。”
那时候我不懂，那种淡淡的敷衍，其实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变故是从那个多雨的夏天开始的，厂里效益急转直下，父亲的加班费被取消了。
他每天回来得垂头丧气，身上那股机油味里开始掺杂了廉价卷烟的辛辣。
也就是从那时起，苏婉也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她回家的脚步声越来越轻。
原本五点钟就能闻到的葱花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灶台。
她开始频繁地换新衣服，那些面料是我从未见过的丝绸，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昂贵的光泽。
她身上的雪花膏味也消失了，换成了香水味。
那天深夜，我被一阵细微的开门声惊醒。
苏婉脱下高跟鞋，赤着脚走进卧室，她以为我睡着了，坐在床边发呆。
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眼角有一抹散不开的倦意，还有一种我不懂的决绝。
我闻到她身上那种陌生的香气，那不是属于我们这个阶层的味道。
我翻了个身，小声叫了一声：“妈。”
她身体僵了一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过来抱我，只是冷淡地说：“睡吧，明天早起。”
隔天清晨，我看见父亲盯着母亲那双昂贵的皮鞋看，眼神里满是荒凉。
“哪来的？”父亲指着鞋问，嗓音沙哑。
“借的，为了去面试新工作。”母亲头也不回，对着镜子细细地描眉。
“面试什么工作要穿成这样？像个交际花。”父亲猛地拍响了桌子。
母亲转过头，手里的眉笔停在半空：
“林建国，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还不准我自己去挣吗？”
父亲愣住了，他看着这个同床共枕五年的女人，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那一刻，家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人言可畏，这四个字在贫穷的弄堂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邻居张大妈在洗衣服的时候，总会故意扯着嗓子跟旁边的人嘀咕。
“瞧见没，那苏婉穿的那身皮，顶林建国半年的工资，哪来的？还不是卖回来的。”
另一个邻居接话：“可不是嘛，昨儿我还看见一辆黑轿车停在巷口，那女人钻进去的速度比兔子还快。”
我走在巷子里，同龄的孩子会朝我扔石子，叫我“小杂种”。
他们说我妈跟有钱人跑了，说我爸是个没用的绿毛龟。
我攥着拳头跟他们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回家，父亲却只是坐在黑屋里喝酒。
他不再去厂里上班，每天就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盯着门外看。
这时候，那个叫赵三的男人出现了，他是这一带出名的二流子。
赵三拎着半瓶老白干，大大咧咧地走进我家，吐出一口浓痰。
“建国，别闷着了，哥们带你去个好地方。”赵三不怀好意地笑着。
“滚，我哪都不去。”父亲的声音像从地窖里传出来的。
“嘿，你还守着呢？你老婆现在正在沈公馆陪人喝洋酒呢。”赵三凑到父亲耳边。
“沈公馆？”父亲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射出一种疯狂的光。
“是啊，沈家，那可是动动小拇指就能压死咱的地界。你老婆在那，可风光了。”
赵三继续添油加醋，“人家都说，苏婉在那不仅是保姆，还是沈老爷子的心头好。”
父亲猛地站起身，一把抓起桌上的酒瓶摔碎在地，“她不敢！她还有儿子！”
“儿子算什么？在金山银山面前，谁还记得穷窝里的小畜生？”赵三哈哈大笑。
父亲彻底崩溃了，他冲进卧室，把母亲那些新买的衣服全部拽出来。
他像一头疯兽一样撕扯着那些丝绸，嘴里发出不明所以的咆哮。
“撕了这些脏东西！我叫你卖！我叫你不要脸！”
我吓得躲在桌子底下，看着那些昂贵的布料化成碎片。
晚上母亲回来，看到满地的狼藉，脸上竟然没有任何表情。
她跨过那些碎片，走到父亲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闹够了吗？”母亲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父亲冲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光，力道大得让她撞在了柜角上。
“你说，那个沈老爷子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连脸都不要了！”
母亲慢慢擦掉嘴角的血，发出一声冷笑，“林建国，你真是个懦夫。”
“你给不了远儿治病的钱，给不了我安稳的日子，你只会在这里对女人动手。”
父亲愣住了，“治病？远儿有什么病？”
母亲冷冷地看着他，“他心口疼了半年了，你除了喝酒，你关注过他吗？”
父亲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惊疑不定的混乱。
但我知道，这只是母亲离开的一个借口，因为她看父亲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一点温情了。
那是看一堆垃圾，看一处烂泥的眼神。
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终于成了我童年的终结符。
窗外的风把老旧的木窗吹得哐哐作响，仿佛有什么怪物正要破窗而入。
父亲已经喝了两天两夜，屋子里充斥着廉价酒精和呕吐物的酸臭味。
他手里攥着一把生了锈的菜刀，坐在门口，像尊杀神。
苏婉进门的时候，带进了一股清凉的雨水味，还有那种依旧昂贵的香气。
她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装，利落而冷艳，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小皮箱。
那是她最后一次踏入这个家。
“你还要去哪？”父亲摇晃着站起来，刀尖指向母亲。
“走。”母亲简洁地吐出一个字，“林建国，离婚协议在那，你签了，沈家会给你一笔钱。”
“沈家？你真的攀上沈家了？”父亲的脸在闪电下显得格外狰狞。
“是。”母亲承认得毫不犹豫，“我以后就是沈家的人了，沈修诚答应带我走。”
父亲咆哮着冲过去，刀锋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
母亲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你杀了我，远儿就得去当小乞丐，你自己选。”
父亲的动作僵住了，刀停在半空，剧烈地颤抖着。
“远儿，走，妈带你去吃好的。”母亲转过头对我伸出手。
我看着她，那只手白皙、修长，指甲缝里没有一点污垢，与这个家格格不入。
但我又看了看父亲，他跪在地上，哭得像个丧家之犬。
那一刻，我心底生出一种极其扭曲的自尊感，我推开了她的手。
“我不要跟你走，你是坏女人。”我吐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声音在发抖。
母亲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极短促的哀伤，但很快就被冰冷的理智覆盖。
“随你。”她站起身，拎起皮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雨幕中。
我追到门口，看到巷子口停着一辆巨大的黑色轿车，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一个撑着黑伞的男人站在车旁接她，他们很快钻进车里，消失在黑暗中。
父亲坐在泥水里大声嚎哭，那是他最后的尊严被彻底践踏的声音。
“记住了，远儿。”父亲抓着我的肩膀，手指深深陷进我的肉里。
“这个女人嫌我们家穷，跟有钱男人跑了，她是这世上最狠心的人。”
“你以后要出人头地，要比那些姓沈的更有钱，然后当面问问她，她后悔吗！”
我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心里暗暗发誓：
我要爬上去，要把这世上所有的钱都赚回来，我要看着她跪在我面前忏悔。
那天深夜，父亲因为过度惊吓和酒精中毒，倒在了门槛上再也没起来。
他在临死前，嘴里依然念叨着苏婉的名字，那是恨到了骨子里的执念。
父亲下葬那天，天阴得像要掉下来。
弄堂里的邻居凑了点份子钱，买了几块薄得像蝉翼的木板，钉成了一个漏风的匣子。
我站在那堆黄土前，没掉一滴泪，也没谢那些施舍的人。
我只记得那个送殡的师傅说：“人穷了，连死后的地盘都缩水。”
那年我四岁半，被送进了城郊的“青苗福利院”。
名字听着生机勃勃，其实是个弱肉强食的小型丛林。
在院里，领口干净的孩子有糖吃，而我这种带着“弃子”标签的，只能睡在最靠近厕所的床铺。
大孩子抢走我的午餐肉，我会趴在地上一点点捡起沾了灰的碎肉塞进嘴里。
我得活下去，因为我还没看到那个女人后悔。
八岁那年，我开始在后厨洗碗，手常年泡在冰冷的洗洁精水里，裂开一道道深可见眼的口子。
但我从不喊疼，我用洗碗换来的时间，蹲在院长的废报纸堆里认字。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金融”两个字，那是关于股市崩盘的新闻。
我觉得那很有趣，一叠叠钞票在纸面上跳舞，眨眼间就能让富人变成乞丐。
十二岁，我开始给码头的苦力当跑腿，赚来的每一分钱都缝在内衣里。
就在那时候，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匿名资助”，随钱寄来的还有一张纸条：想报仇，就去读最好的书。
那张纸条我留了二十年，它是我的救命稻草，也是我的磨刀石。
我靠着这笔钱，一帆风顺地读到了大学，选了最冷酷的金融专业。
我像疯子一样兼职，黑拳市里我是最不要命的陪练，肋骨断了就用胶带缠紧继续上台。
因为我知道，每一块被打出来的血汗钱，都是我通往半山的阶梯。
二十岁，我拿着攒下的第一笔本金进了股市，正赶上那场著名的互联网泡沫。
所有人都在疯狂买入，我却在深夜查阅了三千份财务报表，看出了其中的虚火。
我卖空了所有头寸，那一夜，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但我没有去吃大餐，我回到了那条被拆迁的弄堂，对着空地坐了一个晚上。
我告诉死去的父亲：“林家的账，我开始收了。”
二十四岁，我成了中环的神话，我是那些老牌资本家眼里的野种，也是他们最怕的对手。
我买下了最昂贵的西服，雇佣了最好的私家侦探，去查那个消失了二十年的女人。
半个月后，一份厚厚的档案放在了我的大理石办公桌上。
苏婉，现居半山沈公馆，身份是沈家掌权者沈修诚的“私人看护”。
私人看护？那是富人圈子里对“长期情妇”最体面的称呼。
我看着照片里她依然优雅的侧脸，冷笑着点燃了一支雪茄。
“苏女士，二十年了，你还没过腻这种依附男人的生活吗？”
我拨通了助理的电话，声音冷得不带一丝人气。
“开始吧，动用所有的杠杆，我要在下周一开盘前，看到沈氏的股价腰斩。”
商业狙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屠杀，而我，是这场屠杀的教官。
我精准地找到了沈氏集团在海外投资的漏洞，那是沈修诚近年来最大的败笔。
我联络了三家对冲基金，在周一凌晨发起了自杀式的抛售。
沈氏的公关团队在媒体面前溃不成军，因为我手里握着他们偷税漏税的铁证。
我在中环的办公室里坐镇，看着屏幕上飞速下坠的红色曲线，心跳快得惊人。
那不是恐惧，那是复仇前的战栗，是一种近乎变态的快感。
第三天，沈修诚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宣布停牌。
第五天，沈家的豪宅被法院传唤的消息传遍了全港。
我知道，她该坐不住了，那个为了富贵不惜抛妻弃子的女人，最怕的就是失去金山。
果然，周五傍晚，一封带着兰花香气的请柬送到了我的手上。
“林先生，请于今晚八点，来半山沈公馆一叙。——苏婉。”
我看着那个署名，二十年前那股辛辣的香水味仿佛又回到了鼻腔。
我驱车前往半山，那条路修得极好，路灯像一颗颗巨大的珍珠。
可我只觉得恶心，这里的每一块砖，或许都有我父亲的一份血汗，都有我的饥饿。
沈公馆的大门缓缓开启，管家在前面引路，神情肃穆得像是在参加葬礼。
我穿过那道巨大的欧式拱门，走进了灯火辉煌的客厅。
苏婉就坐在一张古董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红茶，神色淡定得让我愤怒。
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出身名门的阔太。
“你来了，远儿。”她放下茶杯，声音里透着一种久违的温润。
“别这么叫我，我觉得脏。”我拉过一张椅子，大大咧咧地坐在她对面。
我点燃了一根烟，把烟雾直接喷向她那张完美的脸。
“苏女士，这二十年，你用我父亲的尊严换来的荣华富贵，住得可还心安？”
苏婉没有躲避烟雾，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长辈的审视。
“你长大了，也变强了，远儿。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你想看到？你想看到我像野狗一样在福利院抢饭吃？还是想看到我差点死在黑拳台上？”
我猛地站起身，一把夺过她手里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名贵的地毯上。
茶水溅湿了她的旗袍下摆，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苏婉，沈家快完了。沈修诚那老头子已经自身难保，你还能指望谁？”
我逼近她，看着她眼角细微的皱纹，心里涌起一股扭曲的快感。
“我准备了一千万，只要你现在跪下，对着我父亲的照片磕头认错，我就放沈氏一条生路。”
苏婉轻声笑了，那笑声里满是讥讽，这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
“一千万？远儿，你以为钱能买到一切吗？”
“钱买不到一切，但钱能让你这种女人出卖灵魂！”我吼道。
“当初为了钱跟人跑的时候，你怎么不谈你的清高？现在装什么圣人？”
我用尽了这辈子学会的所有恶毒词汇去羞辱她，我想看她崩溃，想看她求饶。
我甚至希望她反手给我一个耳光，好让我更有理由彻底毁掉这里。
可她只是那样坐着，像一尊没有灵魂的玉雕，任由我的语言暴力将她淹没。
这种无力感让我发疯，我指着大厅深处的那个房间，歇斯底里地喊道：
“叫沈修诚滚出来！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养的金丝雀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大厅里的空气凝固了，只有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为沈家倒计时。
苏婉还是那副样子，优雅、冷漠、甚至带着一点点的悲悯。
那种悲悯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东西，她凭什么可怜我？她这个背叛者！
“沈修诚老了，他不见客。”苏婉淡淡地开口。
“不见客？他是怕了吧？怕见到被他毁掉人生的那个孩子，现在成了他的债主！”
我狂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收购协议，摔在茶几上。
“签了它，沈家的祖宅归我，你，滚出香港，这辈子不准再踏回来。”
就在我准备用最羞辱的方式将母亲的自尊彻底踩碎时，内厅的厚重红木门缓缓开了。
一阵轮椅滑过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猛地回头，脸上还挂着那副残忍的笑容。
我想，无论出来的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还是个满脸横肉的奸商，我都有无数种方法羞辱他。
可就在我看清那男人脸的瞬间，我的笑容凝固了，瞳孔猛然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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